一个简单的回顾

西方学术界有关回族穆斯林的研究：一个简单的回顾

19世纪中叶，号称“天朝”的“大清”很突兀地与西方遭遇，西人蛮横地进入中国。西人的进入，不仅是物质性的，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致力于引进“西学”，从此，“西学”在我们的学术和文化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西学的显赫，不仅表现于我们关注西人有关自然与社会的观点和学术，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我们关注西人有关中国（我们自己）的看法。因此，自20世纪初叶以来，西人有关中国的研究，受到中国学界特别的关注，以至于今日中国学术即使有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也不得不重视西人的观点和学术。有关整体中国的研究如是，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也如是。本书正是这样一种“学术结构”的产物。因此，本书之意旨在于关注晚近西学有关中国内地穆斯林的研究。

正如白培莉（Barbara Pillsbury）所注意到的那样，中国内地穆斯林，在世界诸多穆斯林群体中，恐怕是最不为外界所了解的群体（Pillsbury，1982）。许多研究者也多言及，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上多不为外人所了解。实际的情况，中国内地穆斯林在历史上不仅不为外人所了解，中国穆斯林自己对作为群体的“中国穆斯林”及其历史也知之甚少。将“中国穆斯林”作为群体的书写，只是近代的现象。这种书写大致在同一时期沿两条路线展开：汉文文献有关“回教史”与“回族史”的写作，以及西人学术对“中国穆斯林”的“发现”与想象。汉语文献中的历史写作，是今日有关中国穆斯林的学术必须面对和梳理的重要问题，需专文讨论，本文主要关注西人学术有关中国内地穆斯林的书写⁽¹⁾。

正如许多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中国内地穆斯林，在明至清朝中叶300多年的时间里，多不为正史所载（马雪峰，2007），他们是消失的人群，直至其崛起抗清，方被“发现”（Lipman，2000：212）。因此，西人学术中有关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大量学术活动，大致始于这一时期。肇始于清朝晚期的西人有关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学术，至今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对于这一段“学术史”，学者多倾向于将之分为四个阶段，即：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为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叶为第二阶段，1950年至1970年为第三阶段，1980年以来为第四阶段（沈青，1996；周传斌，2005）。

西方学界19世纪后半叶对中国内地穆斯林的研究，以俄、法等国的传教士和东方学家为主，如俄国东正教主教华西里夫（Vasili P. Vasilev，1818～1900年）、鲍乃迪（Palladii，1817～1878年），法国东方学家微席叶（Vissieres）、奥隆（d’Ollone）、梯尔桑（Dabry de Thiersant）、考迪尔（G. Cordier）、德弗瑞（Gabriel M. Devéria），德国学者哈特曼（Hartmann）等（房建昌，1988；王建平，2001）。

进入20世纪之后，英文文献中有关中国内地穆斯林的研究明显增多起来，相比于19世纪后半叶，其研究也更为系统和严谨。这一时期，西人学术有关中国内地穆斯林研究者中，以英美传教士最为耀眼。20世纪上半叶，西方基督教传教士针对中国穆斯林，展开了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许多传教士参与其中，著名者如梅益盛（Isaac Mason）、海恩波（Broomhall Marshall）、兹维迈尔（Zweme Samuel）、毕敬士（Picken Claude L.）、罗兹（Rhodes F. Herbert）、博德恩（Borden William）、蹼马克（Mark Botham）、戴存义夫人（Mrs. Taylor Howard）、安献令（George Findley Andrew）、索德斯绰姆（Sodestrom L. V.）、金品三（George E. King）等。为此，跨国对华传教组织内地传教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为此召开过多次专门会议，建立了专门的“穆斯林委员会”（Moslem committee）机构，还创办了《穆斯林之友》（Friends of the Moslems）杂志，建立了“中国穆斯林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 in China）。西方传教士之所以倡导和展开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源自两个动因。首先，与穆斯林的接触中，多数传教士都提到，中国穆斯林对他们很友好，阿洪们也很愿意跟他们讨论宗教的问题，这一点，明显区别于非穆斯林，也使传教士们认为，似乎在穆斯林中传教比在汉人中要容易得多。其次，传教士将中国伊斯兰教视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敌人和威胁，特别是中国穆斯林中的一些开明阿洪，于20世纪初开始在穆斯林中开展“回教新文化运动”，主张用汉语宣讲伊斯兰教教义之后，将中国伊斯兰教视为基督教在华传播之威胁的思想，逐渐在传教士中达成共识（房建昌，1994；徐炳三，2006）。

由于传教的需要，刺激和滋生了传教士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以往，涉及中国几乎所有主要的穆斯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仅《穆斯林世界》（The Moslem World）一个杂志，在1911～1949年间，就至少发表了有关中国穆斯林的论文、动态、书评、通讯等133篇（沈青，1996：60），且以实际调查资料为主的研究不断增多。20世纪上半叶西人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众多研究中，对于今日中国学术而言，两项研究值得特别提及，其一为海恩波1910年出版的《伊斯兰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Islam in China：a Neglected Problem）一书，其二为毕敬士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穆斯林地区考察时所拍摄的1000多幅照片。

海恩波《伊斯兰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被认为是西文文献，特别是英语文献中第一本详细介绍中国穆斯林的作品（Pillsbury，1982），是西人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必读书（周传斌，2005），其初版77年之后，还在伦敦再版。然而，实际上，海恩波此书却是专门为向中国穆斯林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而写。其书分“历史”（Historical）与“现状”（Presentday Conditions）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介绍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第二部分包括人口、社会状况、宗教状况等。其第二部分最后两章，也是全书的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章节，讨论的是向中国穆斯林传教及其迫切性问题，其最后两章标题分别为：“福音传道问题”（The Problem of Evangelisation）、“目前的紧迫性”（The Present Urgency）。海恩波此书，虽然存在诸多偏见，但其可取之处在于，其收集资料较为详尽，保存了不少珍贵资料。因此，海恩波此书对于今日之中国学术，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其价值：其一是其保存的珍贵资料，是今日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其二，海恩波此书，专为传教士而写，且其中包括了诸多传教士的言论⁽²⁾，而且，海恩波本人是传教士，是基督教向中国穆斯林传教的积极倡导者，因而，对于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问题，其作品将是很好的文本。

毕敬士和其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 Zwemer Pickens）都曾是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其1926年来华，是《穆斯林之友》杂志和“中国穆斯林之友协会”的创办者。毕敬士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穆斯林地区考察时所拍摄的1000多幅照片。在其去世前，毕敬士将这些照片捐给了哈佛大学，如今保存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³⁾。这些照片，对于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内地穆斯林的状况，弥足珍贵，遗憾的是，至今中国内地学者鲜有利用和研究⁽⁴⁾。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西方势力退出中国内地，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与相关研究也随之结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西方与中国内地隔绝，西方学者无法到中国内地进行田野调查，因而，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或者以台湾穆斯林为研究对象，或者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白培莉197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一个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中的凝结与分裂》（Cohesion and cleavage in a Chinese Muslim minority），是针对台湾穆斯林的研究，但可惜一直未见公开出版。文献研究方面，不得不提到美国学者弗莱彻（Joseph Fletcher，1934～1984年）。弗莱彻功底深厚，准备充足，堪称天才，只可惜英年早逝。其研究成果由后人整理，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以《中国和伊斯兰教的亚洲腹地研究》（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之名得以出版。另外，以色列犹太学者拉菲尔·以斯拉列（Raphael Israeli）与20世纪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也颇有影响，1980年以《穆斯林在中国：一项有关文化冲突的研究》（Muslims in China：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之名在伦敦公开出版。但是，以斯拉列此项研究，一无实地的调查，二无精深的文献研究，且充满了西方式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想象，今日看来，意义不大。其1994年出版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工具书《中国伊斯兰：评论性的书目》（Islam in China：A Critical Bibliography），倒是颇为实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得以到中国内地进行田野调查，有关中国穆斯林研究的作品也不断涌现。本书所评论的文献大部分出现于这一时期。相比以往，这一时期的学科与研究范式更为多样化，既有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也有晚近发展的人类学、政治学、性别研究等学科的参与，其研究也更具反思性。在西方学界有关中国内地穆斯林的诸多研究中，人类学家杜磊（Dru C. Gladney）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国穆斯林》（Muslim Chinese：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不仅在人类学族群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在西方学界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穆斯林的研究方面，也有开创性的意义。历史学家乔纳森·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对西北穆斯林历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其《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s）一书，被杜磊称为“以西方语言书写中国穆斯林历史的首次恰当的学术尝试”（Gladney，2001）。龙戴维（David Atwill）2005年出版的研究云南回民起义的专著《伊斯兰，族群性与中国西南的“潘泰”起义，1856～1873年》（The Chinese Sultanate：Islam，Ethnicity，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年）一书，无论材料的挖掘，还是理论的建树，都独树一帜，其意义尚待阐发。

玛丽斯·吉莱特（Maris Gillette）有关西安回民的研究，以及水镜君与玛利亚·雅绍克有关华北清真女寺的研究，视角新颖，论述独特。其消费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研究路径，为以往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中所罕见，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上述研究是值得赞扬的。

村田幸子（Sachikio Murata）和兹维·本多（Zvi Ben-Dor）的研究，皆关注明末清初中国内地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著述，与晚近较活跃的“文明对话”的研究框架有关。

狄龙（Michael Dilon）与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D. Leslie）的研究，属于传统的历史撰述。莱斯利对中国伊斯兰史以及相关汉籍的考证，其功夫令人钦佩。

如上回顾，西方学界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已经历一个多世纪。西人的研究，每一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关怀，19世纪后期对回民起义的关注，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有关；而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显然是传教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人多关注作为“少数民族”的中国穆斯林，与对“中国是否会解体”这一问题的关注有关。西人学术，背后皆有其关怀，而这种关怀总是与其所处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有关，因而，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东方主义”特质。因而，对于中国读者和中国学者而言，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进行的是反思性的阅读。

参考文献

Gladney，Dru C. 2001.“Reivew”.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0，No.1.（Feb.，2001），pp.175～177.

Lipman，Jonathan N.1997.Familiar Strangers：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illsbury，Barbara.1982.Review. The China Quarterly，No.91，pp.521～522.

房建昌：《国外研究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概况》，载《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

房建昌：《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铃木高夫（日）：《日本伊斯兰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高明洁译，载《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

鲁忠慧：《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概述》，载《回族研究》，2000年第3期。

马雪峰：《近代民族主义背景下的社群构建：以云南回族为例》，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

沈青：《国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见《中国伊斯兰文化》，文史知识编辑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96。

王建平：《国外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介绍》，载《上海穆斯林》，2001年第1期。

王建平：《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一）》，载《中国穆斯林》，2005年第4期。

王建平：《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二）》，载《中国穆斯林》，2005年第5期。

王建平：《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三）》，载《中国穆斯林》，2005年第6期。

徐炳三：《从〈教务杂志〉看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周传斌：《他山之石———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载《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注释】

(1)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学界曾对中国内地穆斯林展开过较大规模的研究，也做过非常详尽的调查，也出版了许多较有价值的著作（参见房建昌，1988；鲁忠慧，2000；王建平，2001；铃木规夫，2005），但是，目前国内学界针对这一“学术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其调查所得资料的利用，尚不多见，其意义也有待阐发。本文主要关注欧美学界有关中国内地穆斯林的研究。

(2)海恩波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其本人的实地调查，其次是他发放的数百份调查提纲，这些调查提纲收回了200多份，填答者中，包括许多传教士。

(3)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网站上可以检索和浏览这些照片，其网址为：http://hcl.harvard.edu/libraries/harvard～yenching/collections/pickens/index.html.

(4)王建平曾在《中国穆斯林》杂志发表文章，介绍过几幅照片（参见王建平，2005a；2005b；200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