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历史科学”

第二节　唯一的“历史科学”

由于确立了感性活动的原则，就不仅达到了对现实主体的把握，也同时达到了对现实对象的把握，从而使唯一真正的科学——历史科学的建立成为可能。这种唯一真正的历史科学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它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哲学学说或总体理论。正像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始终是与这一总体理论——唯物史观相联系一样，这种总体的社会历史观也始终是上述实践学说即“新世界观”的最重要的支点和最根本的实质内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新世界观的原则首先是并且始终主要是从对社会历史的批判研究中获得经验材料，从对哲学观点的社会历史意义的批判考察中获得理论进展的。因此，可以说唯物史观和新世界观是直接同一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历史的根源不是“纯粹的思想”，不是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概念，也不是宗教的观念和政治的观念，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在于人类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和“物质交往”，是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生活的状况。正是根据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马克思指出：社会历史的现实动因“乃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意识观念等等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和政治等则不过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但是，“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为某种史前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28]。因此，这种历史观在历史上仅仅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仅仅看到思想和观念的意义，仅仅看到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国家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些恰恰是用来遮蔽历史的现实基础的“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第一次真正使得破除这种遮蔽历史现实基础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历史的真相第一次有可能呈现出来。

唯物史观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也就是说，从生产着的人出发。这种“现实的个人”，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也不是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29]。

这种“现实的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就是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历史的世俗前提和现实前提，它可以分析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既然历史只能是现实的人（或人类）的历史，那么为了创造历史，人们就必须能够生活，然而为了生活，就必须有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满足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就成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二、人们的生产生活必须不间断地持续下去，生产满足着需要，同时又产生新的需要；三、人们在生产自己生活的同时也生产出新的生命，而这意味着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等。起初家庭作为唯一的社会关系，代表着社会关系的自然产生，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社会关系的生成和变动。

因此，“生命的生产”既是现实的个人通过劳动对于自己生命的生产，又是通过生育对于他人生命的生产，但无论是哪一种生命的生产，都立即表现为双重的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或者说，表现为：（1）人与自然的关系；（2）人与人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活动一方面是“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30]。这两种关系的统一就是生产方式。“所谓生产方式无非就是为社会—历史所中介的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自然必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把人的本质一般地理解为劳动，而且进一步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把生产活动称之为“社会活动”。

关于这种生产活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在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31]。

这就引申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立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2]，“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33]，马克思后来把它表述为这样的经典形式：“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思想和观念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绝对的实体，它们不过是现实的人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人们的存在、人们的现实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过程的“有意识的表现”，“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了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4]。

三、意识形态理论。虽然人的意识从来就不是什么“纯粹的”意识，它“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意识及其表现的语言都只是由于非常现实的需要才产生出来的。

但是意识在社会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却变成了具有独立性外观的东西，变成了“意识形态”。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发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35]这就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了意识形态的特征：

（一）意识形态的意向性。马克思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像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6]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具有意向性，它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指向一定对象的。不管意识形成的内容如何“荒诞离奇”——其实，意识形态在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上从来就不是荒诞离奇的，只是由于社会生活基础的变化，后代的人们才发现这种荒诞性——它总是以某种方式折射出实际生活的某个方面。而且意识形态的意向性也不是静止的，社会存在改变了，意识这种存在的意识形成也会随之改变。

（二）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没有独立历史和发展的论述是对思辨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一个理论上的反拨，思辨唯心主义热衷于脱离现实生活来讨论精神或宗教的自身发展、自身展开的历史，马克思破除的正是这种幻想和迷信，但他并没有在一般的意义上否认意识形态有历史（如宗教史、哲学史、法学史等等）。

（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37]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四）意识形态的遮蔽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交往的真相，以便维护其长治久安的统治。“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把人类史归结为一种歪曲的理解，就是归结为一种完全的抽象。”^[38]而且“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的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总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9]。即使是进行革命的阶级，在开始反对统治阶级时，也总是以全社会的代表的身份出现。这样，他们的思想一开始就具有的普遍性的形式，正是对该阶级的特殊利益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掩蔽。

（五）因此，必须对意识形态展开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唯物史观乃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物，“由于唯物史观在揭示社会历史的现实前提的同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秘密——现实的社会生活及其内部的分裂和矛盾，从而不仅去除了意识形态对现实关系的歪曲和对自身的掩蔽，而且为对意识形态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40]。另一方面，既然意识形态的根源是社会现实本身的分裂，是从内部对立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那么，只有实际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才能消除其产生的根源。

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己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的表述无疑是最经典的：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1]

对于唯物史观的上述基本思想，其性质和意义应该怎样去理解呢？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些基本思想称之为“抽象”。当然，这绝不是思辨的抽象，绝不是使“实证的科学”或“真正的知识”成为不可能的抽象。相反，它们是一些“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是使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成为可能的抽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教条，而是一些科学的抽象。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应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42]马克思在1877年写给俄国《祖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曾郑重地对那种试图把他的具体研究普遍化的倾向提出批评说：“这不仅给了我太多的荣誉，也给了我太多的侮辱。”^[43]恩格斯也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为对社会历史的一般表述，是一种“科学地说明历史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创立和完善他们的学说的。

因此，我们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在于教条主义地照搬他们对历史研究的具体结论，最主要的是从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具体研究中探寻他们“科学地说明历史的方法”，并自觉地把他们的这种说明历史的方法贯彻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之中。他们的这种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俞吾金先生称之为“实践释义学”。他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

（一）把实践引入释义学引起释义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俞吾金认为，虽然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释义学”（Hermenetik）这个字，但实际上却提出了一套理解和解释各种文本与观念的新理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4]也就是说，一种理论、一种文本或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不管如何神秘，如何荒诞离奇，我们都可以从人的生活实践出发，对它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样，马克思就完成了释义学领域里的“哥白尼式的转折”。这种转折的关键“在于把考察意识形态的立足点从意识形态领域中移出来，放到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中。^[45]这样，“马克思就先于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而完成了释义学的本体论改造工作”^[46]。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俞吾金说：“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意识形态学说称之为‘实践释义学’。”^[47]

（二）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历史性特征

由于任何实践活动都是现实的人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从事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必然导致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历史性。马克思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48]因此，“不管理解者是否沉溺于以为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完全的幻想，他们实际上总是受到自己的历史性的制约，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总是在确定的历史铺设的地平线上展开的”^[49]。从这种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出发，马克思得出几个结论：

（1）道德、宗教、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一切意识形式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各种意识形式在每一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在根本上都由该时代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所决定。也就是说，在解读任何历史时期的文本时，不能停留在文本文字的表面，要从该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和解释该时代的文本。

（2）物质实践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思想和观念也必然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占支配地位。“例如，在某个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50]这样，马克思就比尼采和福柯更早地意识到权力与理解、解释和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隐藏在理解和解释活动深处的历史的因素。这样，通过透显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不可超越的历史维度，实践释义学就使我们达到了对一切先验抽象的超越。

（三）从意识形态批判进入释义学循环

虽然解释者希望达到对文本的客观解释，但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任何解释者在解释文本之前已具有先入之见，这样就面临一个如何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问题。马克思始终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如何正确地反思理解的历史性上，这样就开启了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进入释义学循环的正确道路。

在马克思看来，一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该时期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总体背景，也就是说，构成了理解者、解释者的先入之见的基础和源泉。那么，如果理解者和解释者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意识形态缺乏反思和批判的理解时，是不可能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那么解释者怎样才能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跳出意识形态”呢？“只有退回到生存实践活动的地平线上去”^[51]，确立起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意识形态和理论产物，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其产生。

（四）对语言独立王国的解构

古典释义学和当代释义学的一个通病是把语言视为独立王国，从而把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都封闭在这个独立王国之内，但马克思揭示了作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之基本媒介的语言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的起源。马克思说：“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52]但后来语言仿佛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它与人类生存实践的内在联系晦暗不明了。不过“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53]。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视语言为独立王国的幻觉，从而把释义学从封闭的语言世界的死胡同中解脱出来，引导人们去认识语言的实践功能。

（五）新的释义方法

由于马克思完成了释义学的本体论转折，同时也就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更张，马克思更注重对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前提进行研究。

马克思的释义学方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是还原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本，“一种是有待于理解和解释的观念上的文本，另一种是观念文本实际上意向着的生存实践活动的文本。第二种文本是隐藏在第一种文本之后的，还原法就是从第一种文本追溯到第二种文本，也就是从观念的世界下降到现实世界，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找到理解观念世界的钥匙。它从一开始就把理解和解释活动视为非封闭的，开放性活动。它启示我们，唯有走出观念的文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本”^[54]。还原法在历史释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家正是藉此根据流传下来的文本复制出文本所意向的、在已逝的历史尘埃中的社会生活。第二是考古法。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55]因此，真正的理解方法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强调的那样，企图通过对理解者的历史性的消除——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达到对以前文本的客观的理解；相反，如果理解者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达到批判的理解，他就更有可能客观地理解以前的文本。它着眼的不是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而是整个理解活动的前提，即理解者对自己历史性的批判性认识。

由此我们发现，对马克思的理解，无论是从一般的唯物史观的角度，还是从释义学的角度——它们实际上只是同一角度的两个不同说法而已，都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才是可能的，而实践最基本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因此，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深入地讨论这种“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