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学的发展历史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自然界和周围环境协调与斗争的发展史。最初，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与自然灾害（风灾、水灾、火灾、地震等）和野兽作斗争，由此可造成死亡、组织损伤、细菌感染等。在处理外伤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伤口包扎、止血等最基本的外科技术。天长日久，人类掌握的外科技术不断增多，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古代的外科学。

（一）西方外科学发展简史

据考古推断，早在公元前约6 000年，就建立了古埃及王朝，约在公元前3 500年达到其鼎盛时期，那时的医师已能做截肢术和包扎伤口等手术，这大概是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外科手术了。在公元前3 000～1 600年间写成的史密斯文稿（the Edwin Smith Papyrus）中曾记载了48例从头到脚各部位创伤及其治疗的情况，其中有些治疗原则至今仍沿用。公元前2 500～1 500年间是古印度的繁荣时期，那时有位杰出的医师名叫Sushrute，他介绍了当时所用的外科器械，达100余种，而且那时已能做撕裂耳垂修复术和鼻再造术。

约在公元前500年（相当于我国周朝），古希腊文明已有较大的发展，外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不少医学文献中详细介绍了对骨折、脱臼等的处理方法（包括徒手和手术复位）。就在这时期，产生了现代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年）及其学派，他们对创伤的处理原则是：让伤口保持安静，尽量减少外界的任何刺激，然后通过仔细对接而使断离的软组织或骨折断端愈合。

公元5世纪，希腊有位著名的外科医师兼主教Theodoric，他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伤口应当有脓液，二期愈合是自然过程。Theodoric认为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因为，这样恰好是妨碍了自然愈合过程和延长了病程。Theodoric还是一位麻醉医师，他曾将海绵体浸泡在鸦片、龙葵（morel）、天仙子（hyoscyamus）、曼德拉草（mandrake）、常春藤（ivy）、毒芹（hemlock）、莴苣（lettuce）等的汁液中，取出后在阳光下晒干，使用时将海绵再浸泡于温水中，取出后将其置于患者鼻孔处，直至入睡，这时就可进行外科手术了。

到了中世纪，即西罗马帝国覆灭（公元476年）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覆灭（公元1453年）的一段时期（相当于我国南北朝、隋、唐、元、明初），医学已有不少新的进展。当时有两位著名的外科医师，一位是Henri de Mondeville，他通过简单的清洁措施，就避免了伤口化脓，使伤口达到一期愈合；另一位是Guy de Chauliac，他对臂部骨折采用吊兜绷带，而对小腿骨折采用重力式滑车牵引。这些在骨折治疗上是很大的进步，在江湖庸医和巫师盛行的当时，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接着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公元1 450～1 600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虽然神秘主义（mysticism）和迷信仍然在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基于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技术已开始萌芽和发展。

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医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外科学迅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段时期内，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医学基础学科，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并进而发展成为完整的基础、临床和预防医学体系。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由于基础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等）有许多突破性进展，工程技术也逐渐向医学渗透，使得医学在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上均有飞跃的发展，并出现了许多边缘性学科（borderline sciences）或前沿性学科（the frontiers of science），如细胞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力学等。所有这些均使外科学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疼痛、感染和出血是外科手术中的三大难题。1846年，美国医师C.W.Iong和W.T.Morton首次采用乙醚全身麻醉给患者做手术，解决了术中的疼痛问题，因而可使外科医师集中精力处理感染和止血。

伤口“化脓”是100余年前外科医师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当时，截肢后的死亡率竟高达40%～50%。1846年匈牙利Semmelweis首先提出在检查产妇前用含氯石灰水将手洗净，结果是他所治疗的产妇死亡率自10%降至1%，这是抗菌技术的开端。

感染问题的较好解决应当归功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和英国外科医师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年）。巴斯德是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曾任里尔大学和巴黎师范大学教授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他在研究酿酒生产中酒质变酸的问题时，发现发酵是微生物的作用。他采用加热灭菌（即巴氏消毒法）解决了酒的变质问题。他还用肉汤做灭菌试验，证明生物“自然发生”是不可能的，并主张生命只能来自生命的“生源论”。他的实验和学术观点，构成了外科消毒的理论基础。李斯特是外科消毒法的创始人，曾先后任格拉斯哥、爱丁堡和伦敦皇家学院外科教授。他根据巴斯德关于细菌学的理论，在手术室、手术台上和整个手术过程中不断喷洒稀释的苯酚溶液，他还用苯酚溶液浸湿的纱布覆盖伤口，使伤口化脓显著减少，并大大降低了截肢死亡率，从而奠定了抗菌术的基本原则。他的主要著作《论开放性骨折和脓肿等的新疗法》和《论外科临床中的防腐原则》对外科学和创伤外科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其消毒理论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和指导原则。

1877年德国Bergmann采用了蒸汽灭菌，并研究了布单、敷料、手术器械等的灭菌措施，在现代外科学中建立了无菌术。1889年德国Fürbringer提出了手臂消毒法，1890年美国Halsted倡议戴灭菌橡皮手套，这样就使无菌术更为完善。

手术出血也曾是妨碍外科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1872年英国Wells首先应用止血钳，1873年德国Esmarch在截肢时倡用止血带，他们是止血技术的创始者。1901年生于维也纳的美国病理学家和免疫学家Landsteiner发现血型，从此可用输血来补偿手术时的失血。初期采用直接输血法，但操作复杂，输血量不易控制；1915年德国Lewisohn提出了混加枸橼酸钠溶液，使血不凝固的间接输血法，以后又有血库的建立，才使输血简便易行。

1929年，英国Fleming发现了青霉素，1935年德国Domagk倡用百浪多息（磺胺类药物），此后各国研制出一系列抗菌药物，为外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显微外科技术的进展，推动了创伤、整形和移植外科的发展。70年代以来，各种纤维光束内镜的出现，加之核医学以及影像医学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外科疾病的诊治水平。8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组织工程使一些毁损组织有望获得新生；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更使外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医学分子生物学的进展，特别对癌基因的研究，已深入到外科领域中。毫无疑问，新世纪中外科学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二）我国外科学发展简史

在我国的夏代，相当于公元前21～16世纪，属于原始公社制后期和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普遍以石斧、石片等作为生产工具。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发明了用砭石、骨针进行伤口按压、放血、排脓，以此来减轻伤痛和促进伤口愈合，这就是治疗创伤的砭石疗法。

公元前16～11世纪是商代，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和青铜器时代，并有了甲骨文、金文、青铜铭等。甲骨文中就有骨折病名和小腿、肘、手等部位损伤的记载。

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代，有《周礼》问世。《周礼·天官》曾把医师分为疾医、疡医、食医和兽医四种。疡医相当于后世的外科医师，掌管疡疮、折伤、金疮的诊断与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医学分科的最早记载。从《周礼》的“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的记载表明，当时已把敷药于疮及刮去脓血的方法作为治疗外科疾病的主要措施。《周礼》还介绍对创伤骨折进行内外用药和包扎固定治疗。

公元前8世纪东周（春秋）时代的《吕氏春秋》提出：“形不动则精不流”，是功能锻炼和体育疗法思想的萌芽。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五十二病方》记录了用酒或有消毒作用的药物经水煮后处理伤口，同时期的文献还描述了股骨骨折、小腿骨折和肱骨骨折，指出肱骨再次骨折后不易愈合。

公元1世纪东汉郑玄注本的《礼记》对创伤进行分类诊断，把骨折和一般软组织分为伤、创、折、断四大症。同时期成书的《治百病方》介绍了活血化淤方药内外并治创伤。当时汉代还盛行功能体育疗法。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我国的外科鼻祖华佗及其弟子施行了骨手术，并主张通过功能锻炼治疗骨关节损伤。华佗创用了“麻沸散”并施行剖腹手术。他还总结前人经验，模仿虎、鹿、猿、熊、鸟的姿势创编“五禽戏”，指出这种体育疗法能使“气血流通，病不得生……并利蹄足”，阐明练功能活气血，舒筋骨。至此，中医治疗骨折的基本理论和按摩（复位）、包扎固定、内外用药和功能锻炼四大疗法已初步形成。

公元4世纪，晋代的一位大医学家葛洪对创伤外科有很大贡献。他曾提出应用竹帘式夹板固定骨折。还指出开放创口可因“毒气”感染而发炎。他描述了股动脉、肱动脉外伤出血和颅脑损伤，强调这种损伤的危险性。他主张用有杀菌作用的药物如大青、葱白煮水或用盐水处理伤口。他描述的整复下颌关节脱位的方法至今还为临床所应用。南北朝时问世的《刘涓子鬼遗方》曾有金疡专论，并提出了早期治疗的思想。在公元5～6世纪（南北朝和隋初），当时朝廷太医署已有专职从事治疗骨折的医师，并做过切开复位术。

隋王朝统一中国后，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等都有很大发展，医学也不例外。巢元方所编纂的《诸病源候论》便成于这一时期。此巨著共50卷，67门，1 720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病因病状的著作。该书中有关创伤外科的记述颇多。例如，书中指出开放性骨折感染化脓可因卒中、着水、异物存留、死骨和包扎不严等引起，提出与现代清创术原则相似的手术疗法。《诸病源候论·金疮肠断候》中还介绍了肠吻合术，其缝合方法与现代外科中的连续缝合或“8”字形缝合法基本一致。在肠手术后护理方面主张“作米粥饮之”，即半流质饮食，否则便有“肠痛决漏”的可能，这对保证手术后肠功能的恢复十分重要。对于腹部创伤合并大网膜脱出或并发嵌顿时，该书提出要先结扎网膜血管，然后做切除术，“若肠腹月册从疮出，……，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令一宿，乃可截之”。

公元7～9世纪的唐代，太医署内设按摩科负责治疗骨折，强调正确复位治疗骨折的重要性。公元7世纪末，孙思邈总结补骨髓、长肌肉、坚筋骨的药物，为内服药物治疗骨折奠定基础。孙氏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任何来自外界的不洁刺激，都有可能增加感染机会并导致痈疽的发生。该书还收载了“验透隔法”以诊断有无气胸。具体方法是：把纸片封贴在胸、背部疮口上，令患者随意呼吸，若纸片随呼吸而被“吹起”或“陷下”，则证明已“透膜”。该书还转录了《崔氏方》中的黑膏药方。黑膏药相当于当今的硬膏，是油质和铅在高温下完成的油酸铅反应产物，其作用较软膏缓和而持久，更能透入深层组织，是良好的创伤外用药。

公元841～846年，蔺道人对骨折进行了系统总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提出整复、局部外固定、练功和内外用药的骨折治疗四原则，治疗中还贯穿动静结合和辨证论治的思想。

到了宋代（公元960～1279年），骨折治疗又有发展，一是盛行改善局部血循环疗法，采用药物煮水淋洗或膏药贴敷；二是认为骨的修复需要骨类物质，因而广泛选用动物骨内服治疗骨折。公元1189年，张杲做了骨折的切开复位手术，并发现切除大块死骨的胫骨还能再生骨骼。同时期，《夷坚志》记载当时一位医师用同种异体骨移植于颌骨缺损取得成功。元代（公元1337年），危亦林介绍了悬吊法整复髋关节脱位和垂直悬吊法整复脊椎屈曲型骨折，并主张用类似现代腰围一样的环形夹板固定脊椎骨折于过伸位。在宋代，外科针灸法有较大的发展。针灸法可促使局部气血流通旺盛，有益于痈疽的早期消散，因而在外科治疗中占有重要位置。此外，外科器械也更为齐全，如刀、竹刀、小勾、勾刀、灸板等。外科解剖学也有所发展，曾根据50具尸体绘制了“欧希范五脏图”以及后来绘制的“存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解剖学图谱之一。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是学术上的活跃时期，其基本特点是继承金元医家学术思想的大成，强调内外统一观念。汪机认为“然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大外科学家陈实功对深部脓肿主张及时切除坏死组织与脓管；对不便切开引流之处，创用了“药简拔脓法”；对颈部创伤所致之气管损伤采用缝合法；对不易包扎的胸部疮疡，创用了“多头带”固定法。

清朝（公元1644～1911年）曾出版了许多学术水平相当高的外科专著，如《外科大学》、《外科证治全生集》、《疡医大全》、《疡科心得集》等，著名的外科专家有祁坤、陈士铎、王洪绪、顾世澄等。这一时期的外科理论更加系统完整，如高锦庭在《疡科心得集》中进一步阐述汪机“外科必本于内”的思想，提出“外疡实从内出”及“外疡与内症，异病而同源”的观点，创伤外科的治疗方面亦日趋完善。1807年，日本学者二宫献彦可曾将他们学习中医骨伤科的经验绘制成51幅图谱，印成“中医接骨图说”，以介绍中医整复骨折损伤的手法，即当时中医应用旋转复位整复颈椎、腰椎损伤的方法，这说明国外对我国中医骨伤科的治疗技术是很重视的。民国后至解放前的情况仍大体如此。

建国以后，中医创伤外科在理论上和中西医结合上均有所发展。国家成立了学术水平很高的中医研究院，多次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大力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工作，1977年曾有11个国家的医师来华学习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方现代外科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但在建国前发展很慢，建国后，我国外科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外科体系，外科队伍不断壮大；外科专科如麻醉科、腹部外科、胸心外科、骨科、整复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以及小儿外科等均已先后建立。全国的县级医院已有外科设备和外科专业，技术条件不断改善，在大城市和大医院，现代外科领域如心血管外科、显微外科技术以及器官移植（心移植、肾移植、肝移植等）正在蓬勃开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另外，重要的外科仪器器械如体外循环机、人工肾、心脏起搏器、纤维光束内镜、人工血管、人工心脏瓣膜、人工骨关节以及微血管器械、震波碎石装置等，都能自行设计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