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从1818年到1836年，英国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在这同一时间内，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印度织工的白骨遍布各地。
对于这样的事件，马克思深沉地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这样的事情在印度斯坦竟然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人的自动发展着的社会状况转化成由自然预定的一成不变的命运，因而造成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残害人了。
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分析，马克思科学地指出：英国破坏了印度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5]因为只有这样，印度或者亚洲的历史才能发生变化，才能发展。所以，他总结说：“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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