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导言

这部《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的来历，源于我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的时候，为了便于读者通览全局，亲自编列了一篇简略的《昆史编年》（大事举要），下限止于1997年。该书出版发行后，曾获得学界好评。香港中文大学“昆曲研究推广计划”主持人华玮教授再三称道，认为《昆史编年》具有单行出书的价值，建议我重新动笔，特别是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昆曲艺术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有许多丰富多彩的事项必须著录。我接受了她的建议，便重理旧业，一方面对元明清三代的史料作了进一步的勾稽增补，另一方面新编了1998年至2012年的昆事提要。当然，许多事项无法全都采入，只能择要选录，否则字数膨胀，有限的篇幅就容纳不下了。

按照已定方针，这是一部学术性的昆曲史料书，之所以定名为“编年”，而不称“编年史”，是因为本书仅限于史事的考订梳理和史料的客观排列，除了带有一些解释的说明文字外，没有正规的评议和史论，故而不能称为编年史。本书的主旨是为昆曲史的研究累积资料，留存往事的讯息和线索，供昆史研究者作参考。

从明清的文献记载看来，过去讲昆曲的历史都是从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革新昆山腔说起，推崇魏良辅是“曲圣”，是“鼻祖”，距今四百多年。不过，自从1960年路工发现魏良辅《南词引正》关于昆山腔发源于元朝末年的记载以后，昆曲界掀起了重新探讨昆腔起源问题的热潮。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南词引正》中把始创之功归之于元末昆山人顾坚，说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而明人周玄在《泾林续记》中披露，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洪武六年（1373）召见昆山老寿星周寿谊讲“闻昆山腔甚嘉”，足证在明初洪武六年以前，昆山腔的名声已从昆山传到了南京，距今已逾六百四十年。然则，昆山腔的产生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不可能在洪武开国短短六年之间就突然兴起，必是在明初开国以前的元朝末年渐渐地孕育出来的。我们研究昆曲的历史当然要包括它的母体昆山腔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不能割断源头和脉络。所以我们不仅指出六百多年前的洪武初年出现了昆山腔的名称，而且应该依据《南词引正》关于顾坚“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的记载，考虑到他们都是元朝末年人，所以本书编年从元末开始。由于史书上并无昆山腔起源于何年何月的明确记载，故而本书记元泰定元年（1324）唱曲韵书《中原音韵》完成，又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以后顾阿瑛玉山雅集的文艺活动等事，绝对不是为昆山腔的起源假定时日，而只是勾勒元末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的大致轮廓和格局罢了。

昆曲有多种名称，除了原称昆腔以外，还有昆调、水磨调、吴歈、吴音、吴腔、吴剧、苏腔、苏州戏、昆戏和昆剧等十多种称谓。昆曲的概念不仅指昆山腔水磨调，而且也指梁辰鱼等人的剧作演出。因此，昆曲艺术不是单指声腔歌唱，而是包括剧本及其舞台艺术在内的。至于“昆剧”一词，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出现的。我曾遍阅《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排印本），发觉早在清代中叶，戏曲评论家就提出了“昆剧”的称谓。如嘉庆十一年（1806）众香主人写的《众香国》，评三多班名伶朱素春“精于昆剧，演《红楼梦》全本”；嘉庆十五年（1810）留香阁小史写的《听春新咏》，评四喜班名伶王锦屏“名满京华，艺工昆剧”。总的说来，现代学术界常用昆腔、昆曲、昆剧三个名称，出现了三个同义词并用并存的局面。当然，它们的原义是有所偏重有所差异的，但作为同义词出现时，三个共名都可以作为剧种的称谓。如今约定俗成的通例是把“昆曲”作为统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采用了“昆曲”作为这个剧种的代称。

其实，魏良辅开创水磨调时，尚无昆曲之称。明人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记载：“嘉、隆间有豫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太仓）、鹿城（昆山）之间，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当时只说是昆腔“时曲”，尚未出现“昆曲”的名词，明代的文籍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徐渭《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潘之恒《鸾啸小品》和《亘史》等，都说魏良辅革新后仍称昆山腔简称昆腔，《宝剑记后序》称为“新声”，《亘史》称为“新曲”，或称吴音、吴歈。至于直呼“昆曲”二字的记载实际上要到清代康熙年间的文籍中才出现，距今三百多年。许莉莉在《论“昆曲”之称的晚出及其由来》一文中考证的结论是：“‘昆曲’之称远远后于‘昆腔’。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昆曲’之名始现；乾隆年间渐次使用，乾、嘉之后才普遍使用起来（《戏曲艺术》2011年第1期第17页）。”有意思的是，清顺治初年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第十五卷中收录潘之恒诗“白苧尚能调魏谱，红牙原是按梁词”，题为《昆山听杨生曲有赠》（顺治九年汲古阁刻本），而康熙时徐釚编辑《续本事诗》，收录此诗却题为《听杨生唱昆腔曲》（光绪十四年邵武徐氏刻本）；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张贡士》中叙说心头小人“唱昆山曲”，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二十六《谈异》引述心头小人故事竟直说“唱昆曲”（有《四库全书》本）。由此可以勾出，从昆山腔、昆腔时曲、新声、新曲、昆腔曲、昆山曲再到昆曲的名称递变的历史轨迹。经查考，康熙二十三年（1684），苏州人王瑞生（字正祥）编成《新定十二律昆腔谱》和《新定十二律京腔谱》，在《十二律京腔谱》卷首的《总论》中说：“昆曲之相传也，犹赖有诸词名家，如高则诚（明）、唐六如（寅）、沈青门（仕）、梁少白（辰鱼）辈，较羽论商，而腔板始备。”可见王氏所说“昆曲”的时代概念涵盖面甚广，包括距今六百多年前元末高明至距今四百多年前明人唐寅、沈仕和梁辰鱼所唱的剧曲清曲，一概称之为“昆曲”，所以现今把“昆曲”作为统称也是有历史文献依据的。我们不能胶柱鼓瑟，死扣“昆曲”两字的文献记载只有三百多年历史就从康熙时开始编年。遵循昆腔、昆曲、昆剧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我们不仅要考述四百多年前魏良辅、梁辰鱼等人的事项，而且应该依照魏良辅《南词引正》的记载，考列六百多年前元末顾坚、顾瑛和高明等人的事项，这是我们的史识和认知。

昆曲是综合艺术，涉及作家作品、艺人伶工、声歌音律、舞台演出等各个方面，排比时还连带到史书典籍、报刊文宣之类的诸多事项，头绪纷繁。本书编列，面广量大，但限于篇幅，难以网罗尽收。考虑到各家曲史著作中对作家作品已有详细的评介，所以本书中只择要简述，而对于演员演出事务也只能重点列举。多年以来，我曾下过一番苦功，从文献典籍中爬梳剔抉，发掘了一批新资料，确考其史实和时地。如以《玉山名胜集》和《草堂雅集》为依据，考述了顾坚和友人顾瑛的玉山雅集在元末昆山腔形成期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明刊本《乐府红珊》和《乐府名词》中考出魏良辅《南词引正》不同的引文；从清刊本《梦楼诗集》中查证王文治在杭州观赏《牡丹亭》和《长生殿》的全本演出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如从1928年《光华大学年刊》中找到光华大学国乐会昆曲部聘请吴梅和童斐为导师的记载，从1935年《山东省立剧院第一届年刊》中觅得田瑞亭、邱会亭等主教昆剧课程的材料。诸如此类的珍闻，本书尽量采录。

新时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插图艺术的遍地开花，读者惊呼“读图时代”到了。为此，本书也适当地插配一些图像，目的是以图为证，有像可鉴。但我个人收集的条件不足，有些书影图片的清晰度不够，只能就手头现有的成品中选载一二。

图像是一种视觉符号，是无声的语言，是形象化的讯息，能立体地起到“以图证史、图文互证”的双向效用。如《真迹日录·南词引正》的书影，孔尚任介安堂原刻本《桃花扇》扉页的书影，宝仁堂梓行《缀白裘新集合编》的书影，万历本双面式、康熙本单面式《牡丹亭·惊梦》梦态不同形态的两种版画，至德周明泰“几礼居”所藏北方昆弋班荣庆社和庆生社的戏单，苏州昆剧传习所在上海徐园演出的戏单，上海美华大戏院聘请周传瑛和王传淞演唱昆剧的契约等等，均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通过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我还访得一些珍品。如到上海图书馆拍得明刊本《古本荆钗记》和《柳浪馆批评玉茗堂紫钗记》的书影，从《颜氏家藏尺牍》中找到李渔用芥子园自制笺启写的书信影印件，到南京图书馆拍摄了明刊本《乐府遏云》的照片，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拍摄了清抄本《明心鉴》的照片。又如《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中的《绾春园》是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影印的，我访知上海图书馆也藏有《谭友夏钟伯敬先生批评绾春园传奇》明末麟斋原刊本，所以特地赴沪拍摄了上图藏本的书影，以资比较。至于到各地亲自摄影的还有宁波栎社镇高明瑞光楼故址，青浦七宝镇屠隆避风台戏台，山东曲阜孔尚任墓，河北深县北街昆弋子弟会老农留影等等，正好配在本书中作为图版，让读者感到插图真实可信，富有形象化的参见价值和视觉效应。

我是一个昆曲爱好者，是曲友、曲迷。自从1956年《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昆曲剧种以后，我在南京大学做研究生的导师陈中凡教授要我拍曲习唱，从此我开始进入昆曲世界，向演员们虚心请教，并走访南北各昆剧院团，成了昆剧的忠实观众和曲社中的积极分子。所以我曾参与了各种昆曲集会，昆艺界的有些活动我是当事人或亲身经历者。

本书之成，参考了诸家学术著作，吸取了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谨在书后开列参考书目举要，以志不忘。本书是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昆曲研究推广计划”丛书中的一种而编成的，我曾多次往访中文大学，除了得到华玮教授的热忱指点外，同时得到“昆曲研究推广计划”中各位研究生的鼎力协助，特此致谢。本书初成，还存在不少问题，而且个人的见闻毕竟是有局限的，对于事项的列举，挂一漏万，缺失尚多；遗珠之憾，诚不能免，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昆曲研究推广计划”丛书《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