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学与人物形象的审美现代性负载

3.1.1　艺术人学与人物形象的审美现代性负载

在哲学的意义上，马克思从主体实践活动的维度指出，任何社会发展规律都是在人的实践中孕育、形成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因此，马克思强调，对研究者来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了真正的出发点。”^[1]

在艺术创作的意义上，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艺术的对象是“人”，是人的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对此，高尔基把文学看作是一种“人学”。这是一种艺术经验的高度凝结，表达了文学创作的要义，蕴涵着丰富、深刻的艺术哲理。关于“人”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的许多艺术家、理论家都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在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茅盾说：写小说“不能不有一个‘研究’的对象，这对象就是‘人’！”“‘人’——是我写小说的第一个目标。我以为总得先有了‘人’，然后一篇小说有处下手”，并且，“单用了‘人’还不够，必须有‘人’和‘人’的关系；而且是‘人’和‘人’的关系成了一篇小说的主题。”^[2]高尔斯华绥也说：“性格塑造的活力是使小说获得长久价值的关键”；“只有那些有性格和情节的小说才会流传下去”；“一个小说家应该通过性格的塑造而对人类道德伦理的有机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3]在艺术批评的角度，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第一句话。”^[4]

当然，也有许多艺术作品的直接表现对象不是“人”。比如，绘画艺术中的花、鸟、虫、鱼，《神曲》、《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品中的神仙鬼怪，童话故事中凶残的大灰狼、善良的绵羊，迪士尼动画片中的猫和老鼠……但实际上，它们无一不是被人格化了的形象，或者说，是“人”的趣味、品性、气质、精神等的投射与化身。对于那种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情感和人性美，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整个感情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至于世界上其他高级存在物只有按照它们暗示到人或令人想到人的程度，才或多或少地获得美的价值。”^[5]

其次，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比如，在文学领域，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电影领域，像费里尼的《八部半》、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伯格曼的《野草莓》等；在绘画艺术领域，像凯尔希尔的《街景》、达利的《哥伦布之梦》、德加的《休息的舞女们》、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蒙克的《呐喊》等；在戏剧领域，像尤奈斯库的《等待戈多》、阿达莫夫的《塔拉纳教授》、热内的《女仆》等。在这里，总体上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中的各流各派几乎都强调表现“现代意识”，都强调主观感情的抒发，体现出强烈的内视化和个性化。其中，不管它们和传统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有多大的差别，但“人”无一不是创作者们审美表达和审美追求的中焦点。只是它们转换了艺术表现的领域和方法，更多地深入到人物心灵、情绪，以及潜意识、非理性体验的腠理，并以与表达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加以创新体现。对此，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6]像表现主义绘画，它追求“内心的真实”，强调艺术家要睁大眼睛，“紧紧盯住自己的内心生活”，他的耳朵要“常常倾听自己内心需要的声音”；人从他的灵魂深处发出了尖叫，“艺术也在尖叫，尖叫着进入深沉的黑暗，为求救而尖叫，为灵魂而尖叫。”^[7]实际上，对所有的艺术创作来说，对人性、人情内容的发掘，是一种至高的艺术追求，也是一部作品中最能激发欣赏者感情波澜和心灵共鸣的审美因素。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度发掘和现实主义创作是一致的，同时，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艺术“人学”命题的科学性。

除了“人”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艺术“人学”更深一层的含义还包括“人物形象”负载着丰富、深刻的审美现代性的内涵。丹纳指出，文学艺术是一种“以精神生活为对象的艺术”，它表现的“主要特征”是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灵性格。其中，一方面，“艺术家的全部工作可以用两句话概括：或者表现中心人物，或者诉之于中心人物”；另一方面，这种“中心人物”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时代心理和重要社会情感的“典型”。事实上，正是因为人物的“典型性格”集中和综合了产生他/她的那个环境中最普遍、最本质的特征，换言之，社会环境起决定作用的特征通过主人公及其性格、世界观和命运揭示了出来，因此，像伦勃朗的作品，它们通过生动的画面表现了民族和时代的“精神面貌的无穷而无法肯定的复杂性”，从而达到了“唯有莎士比亚才有的心灵深度”。^[8]在果戈理的作品中，由于里面包含了“今天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以及写出了“我们今天需要的人物来”，所以，他成为了“比普希金对于俄国社会有着更重大的意义”的“一个社会的诗人”、“一个合乎时代精神的诗人”。^[9]

不必赘述，改革剧也是一种“人学”。特别是，鉴于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剧烈变迁，置身时代改革浪潮中的“人”更是具有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深刻隽永的人性内容。相应的，在改革剧的影像表意系统中，作为艺术人学的题内应有之义，其人物形象负载着丰富、深刻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在这里，如果我们将改革剧独特的影像表意系统看作是时代生活中现代性体验的审美凝聚，那么，表达这种现代性体验的最佳载体无疑就是人物形象，尤其是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样一来，在人物形象身上，往往就凝聚着深刻隽永的人性意蕴和思想内涵，它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体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表明，人物形象是进入作品、观照社会的独特视角：一方面，改革剧的人物形象离不开社会时代，离不开对丰富、复杂、严峻的现实生活的凝聚和内化；另一方面，改革剧人物形象塑造的状况既表明了作品对时代生活、时代精神把握的准确程度和成熟程度，也可以呈现出一定时期改革剧艺术创作在审美价值上所能达到的美学高度。

然而，历史地看，人们对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并非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比如，在早期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中，不少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见事不见人，写事不写人，写事件的发展过程不写人的心路历程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人物性格被故事情节所淹没的倾向，也使作品深刻的审美现代性因为没有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附丽而显得漫漶不清。就近些年的改革剧艺术创作来说，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收获，许多改革剧作品也实际地塑造了无愧于时代、可载入电视剧史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与他们/她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典型地概括了某一社会历史时段，或某一社会生活侧面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点，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审美现代性信息。然而，另一方面，和现实生活的迅猛发展相比，和火热的时代生活向改革剧提出的要求相比，改革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也存在许多不足。其突出的表现是，反映时代课题、展现新的历史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改革新面貌的领域还有待于拓展，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加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语境中，改革剧的人物形象塑造还存在一种“弱化”的倾向。其典型的表征是，血肉饱满、鲜活生动、富有典型意义，具有较大社会生活含量和独特审美价值，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比较少。也许，对不少作品来说，我们可以为其人物形象编制一个图谱，但在这个图谱中，大多数的人物形象都像过眼烟云，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对此，我们可以将改革剧人物形象的“弱化”原因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态对改革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产生了负面影响。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当代审美文化的转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众文化带有浓厚的消费性。这种“消费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以消费为目的、以感官愉悦为主要诉求。这种影响无疑会波及到改革剧的艺术创作，那就是为了取得尽可能高的收视率，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要迎合大众的欣赏口味。诚然，把握广大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关键问题是，这种“把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实际上，当前一些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软肋正在于为了所谓的大众“口味”，而放弃了直面人生，放弃了应该开掘的丰富内容，放弃了对时代精神的弘扬。比如，就一些寓意“反腐”的作品来说，从现实生活本身及历史发展的要求看，一方面，腐败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的反腐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反腐斗争也越来越严峻、越来越深入。照理说，这种“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对立蕴涵着深刻的审美张力，因此，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中，这种激烈的冲突可以极大地凸显人物形象的性格冲突，并展现出丰富的社会内涵与人性内涵，其情节的曲折性也可以彰显人物性格的发展轨迹，并在情与理的矛盾纠葛中描绘真善美与假丑恶对峙、消长的人生图景，但是，在浅层次“消费口味”的引导下，不少作品以感性的刺激取代了理性的反思，用情绪的宣泄遮掩了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具体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就是正面人物被简单化了，仿佛他/她天生就是一个反腐英雄，其行动的动机及在此动机下的心理历程常常被湮没在某种“为反腐而反腐”的故事情节之中。而为了衬托“反腐英雄”，作为反面人物的腐败分子往往是面目狰狞、胆大妄为，或渲染一些花边桃色事件，或添加一些亲情、友情，以示人性的“复杂化”，但实际上，他/她都是些立不起来的“扁平人物”，无法揭示假丑恶如何泯灭人心向真、向善、向美的深刻内涵。由此可见，改革剧鲜活深刻的人物形象的缺席和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二是创作者的浮躁心态及现实主义精神的淡化带来了改革剧人物形象塑造的滑坡。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剧艺术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弱化就是艺术精神的弱化。这显然和创作者在喧嚣骚动中的精神苍白与贫困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就改革剧的本质规定而言，作为一种与时代生活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典型形态，其艺术精神必然要彰显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甚至是一种超越现实表露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这种意义上，创作者就应当站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并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融入作品的影像书写之中，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这一“高要求”相比，某些创作者的精神状态显然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一些创作者缺乏对生活的深度思考、理解和把握，缺乏对所表现的人物进行长期的观察、分析和研究，甚至，有些创作者还远离了现实生活。当然，闭门造车、胡编乱造的结果必然导致真正有价值的人物形象的缺失。

三是人物形象塑造中审美意识的偏差导致了人物形象审美价值的降低。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作品尽管人物众多、应接不暇，但他们/她们大多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物有行动而无情感真实，有情感的滥用而无性格的个性化塑造。其中，创作者有意无意混淆“娱乐”与“媚俗”的界限是难辞其咎的。比如，人的自然属性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性不等于人的自然属性。无疑，在人物塑造中，大谈七情六欲，做足食色文章，无论如何都无法使“生物人”具备“审美人”的价值。再比如，在社会转型时期，趋利轻义、唯钱是从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艺术的审美表现不是一种机械的反映，其中必然要蕴涵价值的选择和判断。因此，自然主义的“纪实”表现，无是无非的“原生态”，不仅不能达到历史的真，还会失去道德的善、钝化人性的美。另外则是混淆“类型化”与“同质化”的区别。在影视类型学的意义上，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不拒斥“类型化”，但“类型化”和机械、肤浅的“同质化”不可同日而语。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人物形象没有融入可贵的时代精神，没有因环境变换而带来个性的张扬与创新，那么，浅层次的符号标签或低水平的模拟复制显然无法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备较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