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视域下的中世纪历史写作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文明的领地除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延续着西方古典文化传统，其他地区基本上转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世界。历史上称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段时期为中世纪。

中世纪西方文明的历史写作传统自然不可能摆脱宗教这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统治性的因素。不过，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写作传统却是在古典文化晚期的罗马世界开始形成的。生活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教会历史学家因为自己的信仰，逐渐在历史写作中渗透进越来越多的宗教因素。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早期的基督教曾经是犹太教中的一支。因此，犹太史观对于基督教的影响可想而知。犹太史观中的年代连续性和发展观念也深深地扎根在基督教徒的历史作品中。在古典文明中，对这些观念的强调只是反映在极少数历史学家那儿，例如塔西陀的《编年史》，但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作品中，这些观念却是普遍存在，并代表着基督教历史写作的根本特征。

在早期的教会历史学家中，最著名的作家有攸西比乌斯和奥古斯丁。攸西比乌斯被后人称为“教会史之父”。他生活在公元3—4世纪。313年，在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具有合法地位之后，他编纂了大量的历史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称为《编年史》。这部大著记载着公元前2015年到公元324年这两千多年间的历史。它有着严格的时间框架，以年代顺序为纲，编辑各类可能收集到的历史材料。显然，对于早先的历史的描述，攸西比乌斯运用的材料并不是那么真实可靠，他也并不具备对于史料的批判精神。然而，他的贡献就在于，他创制的那套以年代连续性为纲的编辑体系，最后成了西方年代学的雏形，而这种被后人称为线性时间观的编年法，甚至至今在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写作。例如我们在编辑大事年表时，就是采用的这样一种作法。

奥古斯丁出生于公元354年，作为基督教世界的圣徒，他是早期基督教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撰写的历史作品《上帝之城》对基督教世界影响深远。同时，他也为西方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传统提供了典范，这个传统就是通过历史写作来证明现实的合理性。

在《上帝之城》的写作之前，罗马不断受到外族入侵，于是，许多异教徒认为，这都是一些人信奉基督教的结果，根本上是基督教带来的罪恶。这种情形刺激了奥古斯丁写作此书来驳斥异教徒的观点。他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两个城市，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人类之城。上帝之城代表着光明、正义，而人类之城则代表着黑暗和邪恶。两个城市之间会不断地进行斗争，这恰恰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当上帝之城取得胜利之时，教会便将取得统治地位，世俗政权的衰落是必然的，基督教的存在有其先天的合理性。外族入侵不但不是基督教的过错，相反，恰恰是基督教缓和了外族的野蛮和残暴。

为了某种现实的宗教目的或政治目的进行历史写作，奥古斯丁不是第一个人，但他却是树立这种典范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可以说，历史写作与宗教之间的紧密关系无不与这样一种思路有关联。这种思路蔓延开来，还得出这样一种结果，即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上帝的一种宏伟设计。奥古斯丁曾经根据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思想来解释上帝与历史的关系。“作为造物主，上帝是历史的第一推动力;作为道成肉身的圣子，他参与了神圣的和世俗的历史;作为圣灵，他赋予了历史进程以神秘的连续性和意义。”^[4]一旦基督教徒们确认，历史过程不过是上帝的设计，那么写作历史自然而然便成了证明上帝的规划的一种有效手段。

此后，中世纪西方重要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格雷戈里(539—594年)撰《法兰克人史》、比德(约672—735年)撰《英吉利教会史》、艾因哈德(约770—840年)撰《查理大帝传》、保罗(730—800年)撰《伦巴第史》、鄂图(约1114—1158年)撰《编年史》等。这些作品大多呈现出中世纪历史写作的基本特征，即作品的年代线索力图保持清晰、连续，并且总是要从时间开始的时候写起。例如，格雷戈里在行文之初写道:“为了更好地计算年代，我认为在这第一卷里最好先从世界的创立讲起。”既然人类的历史都是神意的设计，从创世之初开始撰述历史，有助于人们确定自己身处的时代在神启历史中的准确位置，这也代表了中世纪历史写作的一种通史的模型。在这些精致的历史作品之外，中世纪的欧洲还存在大量普通教士们编写的年代纪和编年史。同样，时间的连续性也是这些作品的根本特征。

另外，保证了时间的连续性之后，中世纪的历史写作还表现出写作者的一种世界历史眼光。诸多教会人员撰写的历史，虽然有些内容看似只涉及一些地区，如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描述了597年传教士奥古斯丁在不列颠传教以来，英吉利教会的发展史，但这些教会人员眼中的世界，教徒与异教徒之分显然要比不列颠和高卢地区之分更重要。这样，撰述基督教是如何由巴勒斯坦地区、南欧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描写这一历程就更容易培养一种将已知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眼光。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他在后世的崇拜者鄂图撰写的《编年史》，都是想用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把一切已知的事件串联到上帝启示的神圣历程中，这个历程不仅是时间上的延续、空间上的拓展，更是人类作为整体对基督教精神由叛逆走向虔信的过程。

从后世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中世纪历史写作的另一大成就乃是万千教徒们笔录记载下的千百部年代纪和编年史。这其中不乏精品，如比德的后人撰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法兰西的《夫勒德加年代纪》、《法兰西大编年史》、日耳曼地区的《撒克逊编年史》等。从总体上而言，这些年代纪或编年史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史料，也为后人了解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文化、信仰打开了一扇扇窗户。

概而言之，中世纪历史写作传统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与宗教劝说或证明之间的相辅相成。基督教对于时间的连续性观念与世界历史观念贯穿到了历史作品中，同时，历史作品也是证明某些宗教思想的有效方式。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写作相比，中世纪的历史作品中，神的因素和人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神在作品的主题上更多地占据着核心地位。再者，对古希腊罗马历史写作中所要求的那种真实性，中世纪的历史写作者们并没有太在意。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中世纪基督教视域中的历史写作者们将一切有利于宗教信仰的东西都视为真实的，因此，从根本上讲，中世纪的真实性内涵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真实性内涵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一些宗教奇迹被信徒们认为是证明上帝存在的极好证据，这就造成奇迹大量存在于历史文献之中，这些奇迹现在看来是不可信的，但它们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被信徒们接受，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些都是中世纪基督教历史写作与古典历史写作不同之处。走出中世纪，自14世纪开始，西方历史写作的传统再一次面对新的世界，获得新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