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历史之基本线索[]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可以观察到一轮又一轮的激进化。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研究。^[148] 本文将要论证的命题是：在每一轮激进化之后，总是出现一轮保守化，其基本标志就是儒家之回归。现代中国历史之大势就是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多次往复，当代中国也正处在一轮保守化周期中。

中国之现代激进革命乃是中国人——主要是具有比较敏锐的精英——构建国民—民族国家（nation-state building）之重要工具，因而，也就与此一事业几乎同时起步。

甲午战争失败消息传来，士大夫群情激愤，而朦胧地形成构建现代国家之蓝图。此后几年，康有为思想迅速成熟，至戊戌维新前，就已经形成完整的建立现代国家之蓝图。而戊戌维新，以及康氏早期思想，以及谭嗣同思想，均具有相当激进的色彩。如谭嗣同“二千年皆行秦政”之论断，与“冲决网罗”之主张，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全盘反传统之重要依据。清廷镇压湖南起义，梁启超等人也曾准备进行武装暴动。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康、梁经历了一次明显的保守化转向。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康有为就反复把法国革命做建国失败的案例提出来，警示他的学生和公众，比如1902年《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或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所作的《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由此，康氏一转而成为保守派。

在康氏影响下，梁启超思想经历了一个保守化转型，在此过程中，黄遵宪也可能对梁启超发挥了重大影响。任公自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而“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149]

这一转向，可从《新民说》前后之巨大变化中看出。早期所写《新民说》各章，梁启超对中国固有道德伦理体系加以猛烈抨击。后期则专门撰写“私德”一章，突出私德对于公德之基础性意义，而养成私德的主要手段，就是传统的儒家教化。^[150]

可以说，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人共同产生了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自觉，这在现代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当康梁酝酿激进变革之时，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这是现代中国保守主义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表述。然而，张之洞的保守主义是儒家源远流长的保守主义之现代表述，而这对当时粗通西学者，是没有说服力的。

戊戌维新还是激进地发生了，保守主义依然势单力孤。激进变法失败后，康、严、黄、梁开始反思。而他们与张之洞不同之处在于，既通中学，又知西学，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对西学把握最深者。他们曾热切地引入西学，以西学构建制度。但经过深思，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保守化转向，这是在开放环境中构建现代国家之文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他们意识到，中国之现代立国，只能是中国自身之内生性成长，而不应指望全盘更换、替代。

这种文化自觉具有重大政治涵义。比如，经由这样的文化上的保守化转向，在政治上，梁启超更为深入地把握了宪政之本质。与当时更为激进的革命派辩论的过程中，梁启超力主“政治革命”，而反对“种族革命”。

梁启超的转向清楚地显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保守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的直接关系。宪政主义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于优良政体，因而，对于社会之其他方面，包括价值、种族、文化等等，秉持保守态度。也就是说，宪政主义必须是保守主义者。反过来，也只有对文化秉持保守态度，才有可能将不自由的状态归因于政体，致力于政体变革。也就是说，保守主义者最有可能成为宪政主义者。

也就是说，在康、严、梁等从事现代国家构建之第一代人身上，已经出现了第一轮由激进革命到保守之转向。紧接着发生了第二波反复：共和革命之保守化。

晚清革命派鼓吹驱除鞑虏，此即梁任公所说“种族革命”。由此种族革命，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这样，革命派不仅要求改变政体，也要求颠覆持续了数千年的深层的政治传统。种族革命本身也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革命的意味。因此，这个革命比起戊戌维新又激进一步。

但是，辛亥起事之后，革命派似乎迅速地经历了一次保守化转型。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甚至汪精卫等领袖，就倾向于保守。^[151] 章太炎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与孙中山一起排满反清，武昌起义后，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152]，与立宪派走到一起。此后，章氏多次扮演保守派角色：新文化运动起，他主张读经；后又反对国民党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

革命派之保守化，乃是势所必然。因为，真正在中央、各省占据优势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派欲稳定局面，必须部分放弃其革命主张，以换取立宪派之支持。由此，民国才有可能建立。辛亥革命之此一曲折，让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激进革命派必须经过保守化，立国才有可能。

第三波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往复，乃是新文化运动与新儒家之兴起。

总体上，新文化运动为一激进的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运动。正是这一运动，系统地阐发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念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于政治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一股思想和政治力量的“新儒家”初步形成。实际上，欧战爆发，中国思想界就已经开始对西方文明的迷信之幻灭。因此，《新青年》开始鼓动反传统之始，保守主义就已经同步滋长。两者同步成熟，因而随着反传统立场之激进，及产生影响，保守主义者也就开始发动反击，由此而爆发了“东西方文化大论战”及“科学与玄学大论战”。在前一场论战中，梁漱溟强调中西印文化类型之不同；在后一场论战中，张君劢先生则提出“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中国当下之局势需要“新宋学之复活”^[153]。

这两场争论，催生了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张君劢先生第一个确定了新儒家的基本思想结构：宋明心性之学，德国哲学，民主宪政制度。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就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而蔚成大观。激进反传统派固然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保守主义也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扎下根。

紧接着发生了国民革命及其保守化，此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第四波往复。

国民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激进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正是在此运动中，俄罗斯革命思想传入中国，由此，激进革命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观念资源，以及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组织理念。也因此，此后的激进革命相比于此前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就革命领域而言，在文化革命之外，增加了社会革命、经济革命；就革命手段而言，阶级斗争理论赋予大规模使用暴力以合法性。

1924年国民党完成改组，局部地引入这两个资源，从而掀起一场带有强烈的社会经济革命色彩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之锋芒深深地刺入社会之最基层，触及普通人民之日常生活。最终，国民政府以武力基本实现政治秩序的统一。

但就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的实质就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分裂。西山会议派清楚地显示了夷夏之大防观念^[154] 。在其推动下，国民党最终分共逐俄，并开始保守化转型。

首先，戴季陶试图将孙中山纳入中华道统之中，以构建民国共和之历史与文化正当性。^[155]

其次，似乎也正是在这种观念和政治推动下，蒋介石本人开始保守化转型。蒋本人的儒家倾向更明显表露出来，同时信奉基督教。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试图以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纲目，重建基层社会秩序。此后，融会儒家道德伦理纲目于现代生活中，成为蒋氏基本文化政治纲领，这包括1966年，当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第三，另外两个重要政党也表现了明确的保守主义倾向。中国青年党坚持“国家主义”，国家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君劢。这两大政党都坚持宪政主义的同时，坚持中国文化之主体性。这似乎也正是他们后来与国民党共同参与行宪国民大会的文化因素。

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界之保守化。历史学从历史的角度塑造了“中华民族”概念。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蒙文通等人的思想趋于成熟。在这期间，又爆发了若干次文化论战。与此前不同，现在，“全盘西化”论遭遇到更为有效的阻击。

也就是说，到四十年代，经历了西学最初的震撼之后，中国主流文化人的精神正在趋向于稳定。本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传统之现代思想体系，一种会通传统、现代的价值体系甚至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逐渐形成的，儒家为主的中国文明可以完成其新生转进。

不幸的是，这一文明新生转进过程被内战及随后出现的两岸分治打断。分治之后的台湾，政治上经历了威权主义，文化上继续保守倾向。思想界虽然发生过争论，但新儒家亦有其发展空间。尤其是台湾民间社会充分保留了传统宗教、习俗，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未遭遇严重破坏。最终，台湾完成民主化之后，人们看到了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共同体，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国文明，在局部地方完成了现代转型。

在大陆，则呈现出另外一幅景象。

应当说，过去六十年的大陆，同样经历了激进革命与保守化的往复。

当然，这一次的激进革命之激进程度乃是空前的。执政者建立了一个全权性统治体系，它试图直接动员所有人，投入乌托邦事业中。因此，当局运用政权的力量，从所有方面摧毁传统，这包括，摧毁宗教，摧毁传统价值，摧毁家庭、乡村社区、商人自治等传统社会组织，摧毁私有制，建立公有公营制等等。当局并且连续不断地发动此类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面革命。中国历史上，儒家传统所遭受的破坏，以这次最为深重。

然而，在传统废墟上建立的种种制度，比如国有经济、集中计划等，在现实中很难运转。因而，从建立的那一刻起，这些制度就陷入困境。比如，农民要求实行家庭承包制等类似制度的努力，从五十年代集体经营制度刚一建立，就此起彼伏。人们熟悉的小岗村农民之包产到户努力，已经是第三次较大的复辟浪潮了。

当时的官方文件将农民的这种努力称为“自发的复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汇。从其性质而言，农民的努力就是复归，复归到传统制度。农民看到新制度没有效率，而对传统的产权和经营形态尚有清晰的记忆，因而，复归传统制度就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决策。当时各级决策者对传统的生产经营制度同样有十分清晰的记忆，他们也知道传统制度的有效性，因而也就支持了农民们自发的回归要求。城市私有部门的发育，同样是民众自发地“复辟”。

过去三十年社会、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同样是传统的回归。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儒家的复兴，这种复兴首先表现为基层民众对于儒家式生活方式的回归，比如，八十年代初，儒家传统比较深厚的南方农民，就自发地恢复祭祖、修谱等活动，长老治理的传统也以“老人组”的方式介入村庄治理中。

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中国发生的制度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传统的回归。从思想层面上看，八十年代，思想界对于二十世纪持续不断的革命现象进行了反思，而提出“告别革命论”^[156]。但是，告别革命之后中国当何为，思想界尚无力触及。

回答这个问题有待于儒学之复兴。九十年代初，借着“亚洲价值观”之东风，儒家以国学之名重新回到政治台面上。随后，儒学在学院中繁荣，诸多学者投入“港台新儒学”研究中，发展出以心性儒学为对象，以哲学、通常是哲学史形态存在的儒学研究范式。

更进一步，在学院之外，涌现出坚守儒家信念之“儒者”，以蒋庆先生为代表。这些儒者具有更为强烈的文化与政治主体意识，和相对于现有制度的立法意识，他们认为，儒家应当重回中国人的生活、社会与政治秩序之中。这种意识推动了大陆儒家之创造性转型。蒋庆率先倡导“政治儒学”，令儒家重回其正统的“整体规划”。2005年在广东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得风气之先，提出“儒教”概念，表达了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 ^[157] 。

儒学之复兴与政治儒学之构造，给当代中国各个现代思想流派以极大冲击。现在，人们终于能够对告别革命之后的中国进行完整的想象了。因此，过去十年中，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是儒家渗入各个思想流派：有人提出“通三统”^[158]，引孔子入主流意识形态。似乎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即“儒家化”的命题 ^[159] 。

自由主义似乎也无法继续拒绝儒家了。系统的现代自由主义观念是以反儒家的名义登场的。大约从五十年代开始，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开始了一个保守化过程。这个过程首先始于台湾，随后于九十年代在大陆展开。^[160] 最初，自由主义虽然反对激进革命，也反对文化、社会革命，实现了态度之保守化转型，但并没有找到保守之实体性对象——这一点，在九十年代活跃的自由知识分子如朱学勤等人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们更多地只是反对激进革命。以刘军宁为代表的另外一些人则受八十年代以来兴起之美国保守主义影响，声称保守“自由”，但对中国之自由传统实未措意。最近几年，则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转向儒家，如笔者。由此，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保守主义引起关注，并被唤醒，从而更为有力地推动了自由主义的保守化。^[161]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就是反此前三十年的激进革命而动，而趋向于保守化。1978年开启了一次保守化过程，革命逐渐与传统和解。

并不让人意外的是，恰恰是伴随着这样的回归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进展，经济增长成就固然最为引人注目，社会自治程度与文化多样化也有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民主、法治等理念也开始被人们接受。这既是社会发育之必然结果，也是革命党部分地放弃其激进革命理念向“执政党”转化的结果，而这，同样是保守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相比于此前我们所分析的四轮激进革命—保守化之往复，本次的激进革命持续时间甚长，革命对传统之破坏最为彻底。也因此，本轮保守化也就异常缓慢、艰难，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未成气候。

略加观察即可发现，在过去三十年间，相比较而言，民众的回归意愿是本能而强烈的。过去三十多年间传统的复归，本来就以民众自发的回归为先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接受过较高教育、生活于城市的精英群体以及官方主流的文化、社会、政治建制，基于种种现代意识形态和惟理主义迷信，对于这种回归趋势采取了一种警惕、疑惑，很多时候是抵制的态度。

也许，民众向传统回归的意愿，与包括掌权者在内的精英群体的惟理主义迷信之间的对立，乃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文化领域，必定外溢而影响到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归根到底，这是不同群体之中国愿景的冲突。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对于下面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究竟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将会是什么。

面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需要再度深入反思二十世纪激进革命与保守化之周期性往复之内在机制，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传统，主要是儒家，能够经受如此频密之激进革命的冲击，而依然强韧地复兴？

如所周知，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但如上面所梳理者，每一场激进革命之后，总会发生一次反向的保守化运动。革命与保守的往复构成了二十世纪历史演进之大势。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对于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保守化就是重新儒家化，因为革命之对象总是直接间接地指向儒家。这是由中国前现代的历史、也是由中国文明之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华夏—中国之基本价值，治理之基本理念，在尧舜时代就明确形成，《尚书》之唐书、虞书中已有完整的呈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承尧、舜、皋陶、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下启现代社会之历史。孔子之后，中国人生活与治理之道，就由儒家持守，并经由儒生，而塑造出种种制度。

为便于讨论，我们可以区分中国之道、儒家与儒家式制度。儒家本身就是指儒家所发展的一套价值理念体系，这样的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华夏—中国之道本身。儒家以言说中国之道为志业。儒家式制度是在汉代以后，经由儒生的努力，由儒家价值所塑造的种种制度，这些制度反过来又构成儒家价值在日常生活之具体呈现，比如，儒家式教育制度，经学体制，士大夫政治制度，基层社会的家族治理制度，祖先崇拜制度，族产制度，与此相关的民间信仰等等。或许可以说，传统中国的各种制度，包括佛教等宗教信仰，程度不等地由儒家所塑造，并构成儒家之现实的存在形态。人民之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就包裹在这些儒家式价值、制度之中，从而成为可能，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优良的。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家呈现并支持国民之生活，传承并不断阐明中国之道。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儒家式生活和治理乃是一种自然的生活与治理。

回过头来考察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激进革命的结构：革命的主体乃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追求中国之现代化。这种知识分子的数量在全社会中只占极少数，他们从精神上外在于社会之外——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在生活之上。革命的目标都是构建一种全新的治理架构，具体而言构建国民—民族国家。由此可见，现代革命的根本特征是外在性。处于社会结构边缘的一群知识分子，试图按照一套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明确秩序蓝图，构建一种他们认为理想的现代的治理架构。

知识分子所期待的这个现代治理架构的根本特征是政府直接治理每个人，这些平等的个体构成“国民”。革命者希望现代国家需要具备强有力的控制动员能力，为此，知识分子所主导的革命的过程，必定致力于消灭中间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一定是由传统支持的，主要是由儒家的价值、制度支持的。为此，革命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致力于消灭传统，主要是儒家——哪怕是康梁，最初也是反对主流儒家的。激进的现代革命一定与儒家为敌。^[162]

这也就构成了现代转型过程中，道与革命、文化与政治相互冲突之困局。构建新制度的事业总是以破坏旧制度的方式展开。由此导致两个麻烦：首先，破坏旧制度，会对很多在旧制度中具有直接利益的人造成损害，他们可能反抗。其次，伴随着旧制度被破坏，社会原有的基础性秩序遭到破坏，正常的交易、合作网络受到冲击，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时，从精英到大众，必定出现反向运动的力量。而且，似乎大众的反动倾向更为明显。

面对这种力量，革命者如欲建立基本秩序，就不能不从革命的立场上退让，实现保守化转向。规模问题在政治中至关重要：革命者如欲统治多数人，就不能不迁就多数，尽管他们是沉默的。革命者乃是理性主义者，他们按照一套事先准备好的蓝图重构社会。但普通人生活在日用而不知的伦常中，而天然地具有保守的倾向。保守化的最重要含义就是，革命者部分地承认民众生活的权利，承认习俗的权利。保守化的表现就是居于少数的革命者与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非革命者实现一次“大妥协”。由此，革命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将会获得缓解。

大妥协的前提是革命者之保守化，保守化则是其得以建立稳定秩序之前提。通常，激进革命会扩大革命的范围，给转型制造出巨大难题。因为，它会制造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撕裂，乃至对抗，从而“切割”国民，而这将使得现代国家之宪制、文化、法律、社会等领域之制度建设，几乎成为不可能。保守化毋宁是革命者转向立国者的契机，保守化让制度建设之事业得以展开。纵观百年历史，也正是在激进革命之间歇期，也即保守主义时期，现代国家各项制度之构建事业会取得较大进展。

这一事实表明，保守化并非退步。事实上，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几乎无人反对现代转型，问题在于如何转型。激进革命与保守化转向的区别实在于此。如梁启超、张君劢的案例清楚表明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革命，而是反对超越政治革命之外的激进革命，而主张范围更小的“政治革命”，这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革命。

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与保守主义之往复，实为两种革命路径之争锋、转换。在不同时代，这两种革命有不同称谓：梁启超曾经谈论“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之别；新文化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政治革命优先，还是“文化革命”优先；晚年梁启超于国民革命时期，基于其政治革命的一贯立场，反对南方新兴的“社会革命”。总之，20世纪激进革命与保守主义的往复实际上是“大革命”与“小革命”之循环^[163]，后者仅限于政治革命，前者则可能包括社会结构革命、价值与文化革命，乃至经济革命。

然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激进的大革命何以反复出现？

若大妥协是革命之宿命，那么，革命者若足够明智，就能在革命过程中锲入一些最为核心、而具有强大扩展能力的宪政制度安排。如此，“大妥协”之后，具体的宪政制度可寻找到扩展的机会，而开启现代—传统融会的过程。传统将获得新生转进，新制度与传统各得其所，相对稳定的秩序将有可能建立起来。在此秩序中，人民将会逐渐进入新生活、新的治理体系中。此即为英国革命之秘密所在。

反之，革命者如果不够明智，未能锲入此类制度，国民—民族国家建设事业就会陷入困境，或进展缓慢。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就会认为，上一次革命不够彻底。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蓝图，可以进行更为彻底的革命，从而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事业。新一轮更为激进的革命爆发。这一机制让二十世纪的革命一次比一次激进，革命的手段也日趋暴烈，直至出现人类历史上规模罕见的武装杀戮、全盘更换全部制度的革命。

然而，如此激进的革命同样难以为继，而被生活部分地消解了。此一历史事实证明了现代激进革命之虚妄与不可能。不可能的根源在于，它是惟理主义的，无视人的本质性规定，也无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明、文化规定性，而试图以一套理性的蓝图全盘摧毁、重新构造秩序。因此，它把自己置于与人性、文明、生活分立、对抗、冲突的格局中。简言之，激进革命者无视中国之道，甚至试图颠覆中国之道，这样的努力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唯一能够成功的，就是中国古典革命。激进革命与保守主义革命之别也就是现代革命与中国古典革命之别。保守主义革命就是中国的古典革命之现代版本，这种革命的典范是汤武革命，董仲舒这样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64]

汤、武古典革命观最为深刻的地方在于承认道的永恒性，而共同体乃是联合于道之中的，道赋予共同体以庄严而活泼泼的生命。中国之道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也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本质规定性。中国之道的永恒性为变革设定了一个限度：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是永恒的，不在变革之列。从根本上说，古典革命不是全盘构建一种新秩序，而是恢复秩序，其目的是清理秩序中的扰乱性因素，恢复秩序的正常运转。在古典革命中，革命是道自我实现的工具。

孔子令中国之道可道，孔子以后之古典革命，尽管可能采取打天下之暴力方式，也可能以北方戎狄之入侵而实现王朝更替，但最终无不以儒家之复归作为优良秩序重建之开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类似故事同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古典革命是服务于道的，现代革命者是骄傲的，他们无视道，而依据知识分子的想象做自由发挥。但是，革命者如果要在文明的大地上从事现代国家构建事业，就必须屈服于道。此与古人马上打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建国原理，并无二致。具体地说，在中国，革命者如欲实现大妥协，就必须尊儒，儒家参与秩序之构建。接受儒家就是承认人民的生活之自然正当性，就是承续中国文明之正统。而这，乃是华夏大地上任何一种稳定的治理秩序最为深层的根基。

当下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大妥协过程中。这一过程能否完成，决定着中国能否拥有一个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