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的源端在古代希腊。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修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述古喻今，垂训后世，如修昔底德所言，“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也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在资本主义时代，一些史家标榜“客观主义”史学，德国“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最大。他们主张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鼓吹撰写历史时应做到“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德国近代史学所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正是经过兰克及其弟子们系统阐发和传播的结果，“普鲁士学派”尤甚，正如美国历史学家G.G.伊格尔斯所言:“在1830年到1871年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这些关键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见的。”[6]“客观主义”的本质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
20世纪的西方史学同样不存在所谓的“客观”。例如，20世纪上半叶，1910年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代表的“特纳学派”，在西方史学风靡一时。特纳提出的“边疆学说”的要旨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是边疆，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成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边疆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是“文明”对“野蛮”的讨伐。这种扩张乃是美国的特性，它不会因“西部边疆”的消失而消失，反而会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进行。特纳的边疆学说，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释，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在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克罗齐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将“历史”和“编年史”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这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他还认为，“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7]在克罗齐看来，唯有当前的兴趣和要求才促使我们去研究过去，激活过去，将编年史转变为历史，这种活的历史、真历史恰恰是因为活在当下而可以称之为当代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的现实性从没放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而加强。例如，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总统就职演说时，攻击共产主义学说是“世界持久和平的威胁”。美国史学家里德(Conyers Read)在1949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就职晚宴上讲话时，强调从现实政治出发来研究历史，“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这是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他污蔑斯大林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及纳粹是“一丘之貉”。
在一些被公认为严肃的学术专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史学对现实的关注。以克拉克爵士主编的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为例，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克拉克在该书的《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中说:“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实或者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克拉克认为历史学不能停止在描述，而在于做出判断。“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导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8]
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出版后约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问世。两种版本相比较，可以看出第7版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题为《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的“致读者”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他在具体回答为什么在世纪之交要撰写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时说:“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9]
1999年，斯特恩著有《世界文明:全球的体验》，这是在美国广泛流行的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作者在回答为什么要学习世界史时说:“原因显而易见，美国的人口构成在不断地改变，这增加了对国际状况理解的需求。……第二，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增长，它在太平洋沿岸、加勒比海岸和大西洋长久以来就是一大势力，但是美国将它的利益划定在欧洲。在20世纪后半叶，参与了三场亚洲战役后，再加上全球范围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往来，美国及其公民已经拥有了全球观念。这一观点强调当前国际事务和所有文明的重要性。”[10]
在我国史学界，有些人将科学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盲目认为西方的学术研究是“客观”的，具有科学精神。然而，西方历史学著作披着“学术”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放肆的攻击并不鲜见。例如，英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题词中写道:本书“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11]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论述是“形而上学的教条或宗教式的信念”，是“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古老迷信的残余”，而不是一种新颖、进步、革命和科学的理论。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这种赤裸裸的表露足以表明，这里丝毫没有什么“科学”和“客观”可言。
【注释】
[1]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irst published 1988，reprinted，p.121.
[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3]《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
[4]《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
[5]阿普特克:《美国人民史》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序言。
[6]转引自王晴佳:《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7]参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15页。
[8]克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2、24、31页。
[9]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10]参见汉娜·西斯勒:《世界史:理解现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个别处译文有修正。
[11]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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