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价值与问题意识

第一节　选题价值与问题意识

《德文新报》诞生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在有资料可查的、中文世界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类的相关论述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其为近代中国报刊史上最重要的一份德文报刊。然而，在诸多关于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文献中，有关《德文新报》的相关研究却呈现众说纷纭的状况，语焉不详，相当浮光掠影。

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德文新报》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大。客观原因可能是，其一，《德文新报》所服务的读者对象有明确的针对性，受众群体有限；其二，该报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19世纪末德国报业的发行习惯，以订阅为主，这就限制了报刊的发行量^[3]；其三，该报以德文出版，而“华人能通德文者极少”^[4]这一因素，也必然使其无法在中国人居住之地被沿街叫卖。虽然，总体而论，《德文新报》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大，但是，至少该报在近代中国报业制度和新闻专业传统的建构方面还是存在不容忽视的作用。《德文新报》究竟是怎样一份报刊?有怎样的证据可以诠释该份报刊确有重要性呢?无疑，这是值得研究的近代中国报刊史问题。如果停留在片言只语的评述上，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真相往往因此被掩埋，那么中国近代报刊史将遗憾地留有一段空白。

关于在华外文报刊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的地位和意义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学界都予以相应的肯定。但是，同时又必须看到，这种肯定往往是一言带过的泛泛之论。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外文报刊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时期有其特殊性，它们又多被冠以“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或“帝国主义喉舌”之类的名号。方汉奇先生对此也有过相关阐述:“……对在中国办报的那些外国人的评价也有点简单化，一刀切，给读者的印象是，所有参加办报活动的外国人，一律都是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和鹰犬。”^[5]至于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在多大程度上如此，有多少在华外文报刊如此，则没有明确解释。实际上，这需要非常细致、深入、谨慎的史学研究，首先是一张一张地研究、分析那些被记录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的报刊。与此同时，有国外文献记录:“尽管数量不多，但在华的外国新闻工作者还是处处显示着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们拥有远见卓识，但很明显，他们也在尽力掩饰着自己名义上的重要性与对中国社会实际影响之间的鸿沟。”^[6]对此，有学者已经提出如下观点:“外国人在华办报是中国近代报业的滥觞这样一个命题，本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因传教士办报和列强文化入侵等问题而予以遮掩。相反，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肯定，进而深入探索和分清其中的矛盾，厘清其复杂之处。”^[7]

就现有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有关近代在华外文报刊的论述偏重于英美人所办的英文报刊，这就使得学界对在华外报的认识不自觉地带上了一种英美报业的视角；另一方面，最初在中国出版的中文报刊多数出自英美传教士或商人之手，由此导致有关外国人办中文报刊的研究结论也往往受英美报业传统所影响。然而，以近代报刊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上海为例，在外国人聚集的各个租界里，从事报刊主办、编辑、出版、发行等相关活动的不仅限于英美人，德国、法国、俄国以及东方的日本都有各自的在华新闻出版物^[8]。虽然，英美报刊占据了在华外报的绝大多数，并且办报实力也较其他国家更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以英美报业传统的视角来看待其他在华外文报刊呢?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于英美新闻专业传统与欧洲大陆各国新闻专业传统存在差异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已经越来越高。在西方学者就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笔者不禁要问，既然西方各国之间的报业传统和报业制度本身有所差别，他们来到中国办报，难道却能用同一视角来看待吗?各个报业传统和报业制度之间原有的差别，会因为同在中国这个客观环境而随之消失吗?如果假定原有的差别的确消失了，其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那么，以英美报业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整个在华外文报刊群体，所得到的结论显然是存在缺陷的。无论以上推测孰是孰非，都需要找到证据来证明。

目前，在我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中，针对近代在华小语种外文报刊的研究力量略显单薄，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本专著之外，其余相关成果多以概括介绍为主，缺少详细的史料考证。就上海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租界内还存在德文、法文、俄文等小语种报刊，因而，在华外文报刊是否能够简单地以英美报业传统的视角进行分析，是需要质疑的。近些年来，对小语种在华外文报刊的专门研究成果主要以个案研究为主，但是，在这其中，却鲜见有论著提出将在华外报置于英美报业传统与欧洲报业传统的比较视野中进行分析。幸得目前各位学者已有的专门研究成果，笔者才能在通读《德文新报》之后对上述问题有所思考:这份德文报刊体现出了明显与英美报业传统不同的特点，基本遵循了当时德国报业传统的规范，表明近代在华外文报刊中还存在着与英美报刊不同的另一种报刊类型。那么，《德文新报》的研究价值就显现出来: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接的几十年时间里，英美与欧洲大陆各国在报业中存在的差异被移植到了中国，但目前的研究普遍倚重英美报业传统，忽略了其他各国的报业特点，《德文新报》正是德国报业在近代中国的代表。这就说明，在那一时期，有不同的西方报业传统注入了萌芽时期的近代中国报业之中。将这一点补充进中国报刊史，是有必要的。由此可见，若要弄清这一问题，可以借对《德文新报》的剖析为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近代中国在华外报研究中的缺漏。在此基础上，笔者也希望能够唤起更多学者近距离关注这一报刊群体，一点一滴地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在华外文报刊的真实面目展露出来，只有将这些基础性工作一一完成，才有可能进一步认清近代中国在华外文报刊的概念。

在针对《德文新报》本身进行思考和分析的同时，笔者还另有意外收获:这份刊物在其公开出版的数十年中，一直对新闻业发展，尤其是中国新闻业发展变化的相关问题颇为重视，编辑部经常辟出大幅版面刊载与此相关的长篇文章，这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9]的前后几年尤为明显。《德文新报》中刊载的这些文章，不但使后世的我们能够借此了解彼时德国在华新闻活动的诸多细节，而且，更宝贵的在于，该报还投入大量精力对中国的新闻业活动进行记述和评论，许多细节是我们现有的报刊史中鲜有提到的。借由近代德国报人观察中国新闻业（主要是报业）的视角，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去反思报刊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