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新报》关注中国报业问题

三、《德文新报》关注中国报业问题

笔者自始至终都强调，分析《德文新报》并不是这一研究的最终目的，乃是为在华外报研究做基础性材料的整理。而研究近代在华外报正是为了回答中国近代报刊史的问题。因此，在查考、阅读和分析《德文新报》及其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曾经希望试图找出证据，证明该报所代表的德国在华报刊对近代中国报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此为本研究的重要性添加砝码。然而，事实上，任何一份在华外报都不可能替代这一整体或直接说明这一整体的问题，每一份报刊，无论其规模大小、时间长短，都只能体现在华外报的一部分特征，《德文新报》也不例外。是的，仅仅一份报刊，如何能对近代中国报业的发展产生直接作用呢?

在综合整理了20年间1000余份《德文新报》原件之后，笔者看到了该报与中国报业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份德文刊物对中国报业及报刊活动投入的关注程度极高，是彼时诸多在华中外文报刊所不能企及的。虽然，《德文新报》对于中国报刊活动的论述并不一定客观、准确，但毫无疑问，这些篇章可以为近代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新的视角。

如果一定要对《德文新报》有所评价，笔者认为，它在彼时德国报业中是走在前列的，在以英美报业传统为主导的近代在华外报行列中也是颇具实力的。就德国本土报业而言，《德文新报》较早接受了英美报业的某些因素；就英美及其他国家报业传统而言，它又深深地铭刻着德国报业传统的印记。正如《德文新报》1902年、1903年的岁末征订启事中所言，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之下，《德文新报》坚持维护德国人的利益，无论何种境况，同胞们都会得到支持^[4]。《德文新报》的根本宗旨在于为远东地区德国人的利益服务。的确如此，它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办报宗旨是要成为“远东地区德国人利益之音”，然而，在举国报刊陷入战争宣传的泥潭之时，它在无力抗争的情况下又以委身的姿态默默地坚持。如果说，大战来临是《德文新报》发展中的严重挫折，那么，这一挫折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每一个事物在前进的过程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阻力，甚至会出现暂时的倒退。

1917年，中华民国政府被迫对德国宣战，结束了《德文新报》的历史。战争的升级使得《德文新报》被迫停刊，它的历史戛然而止，像是一个缺少结局的故事，却也在抗争与无奈中为近代在华外报史书写了厚重的一笔。而本文对这份报刊的讨论只是探究近代德国在华报业的开始。1921年中德复交，包括芬克在内的诸多新老德国报人又将笔尖转回中国，开始了新的事业。

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史中占据独特位置的在华外报，我们的研究工作投入的关注还相对太少，这些哺育近代中国报刊成长的乳母，其各自究竟在近代中国报刊业务的发展和报业制度的建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这些问题上，还有很长的研究之路需要走下去。本文从西方各国报业传统和制度存在差别的角度切入，以《德文新报》为例，肯定其作为一种不同于英美报业的报业传统和报业制度存在于近代中国的报刊发展史中，希望以此为在华外文报刊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笔者认为，在华外报是中国新闻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是由各个不同的在华外文报刊集合而成的，因此，只有将各个在华外报及其所代表的报业传统和报业制度记述清楚，这个群体才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称作“在华外报”。

【注释】

[1]王天根.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136.

[2]详细论述参见黄旦教授原文: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J］.新闻大学，2007，1:51—55.

[3]此处系借用黄旦教授的研究成果，相关论述参见: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J］.新闻大学，2007，1:51—55.

[4]Der Ostasiatische Lloyd.5.Dezember 1902，S.985.Der Ostasiatische Lloyd.11.Dezember 1903，S.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