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纳瓦拉主编时期（1896～1898）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德国的工业水平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较之英国，1871年才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对外贸易上尚显稚嫩，在争夺中国市场方面就更加无法与其抗衡，毕竟，早在半个世纪前，英国就已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当德国人带着统一后的喜悦赶来之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每一个角落都已刻上了英国的痕迹。
商业贸易广告份额少，生活文化类广告也无优势可言，20世纪之前的德国商人似乎只懂得在中国市场上推销他们过硬的工业机械产品，这就是纳瓦拉时期的《德文新报》广告带我们的直观印象（如图5.12所示）。从比例上来看，商贸公告与生活类广告始终保持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唯独不能撼动的是工业品广告的分量，半数以上的版面占有量使得那一时期的《德文新报》广告专版被冠以“德国出口工业”的专栏名称（如图5.13所示）。
图5.12 纳瓦拉时期（1896～1898）《德文新报》各类广告数量变化图
19世纪末的中国，带着已有的对德国人的好感和崇敬[69]，在军事和工业上与德国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关系，为英美等国所不可及。德国的工业产品成了晚清中国工业初创的范式模型。对德国人来说，工业产品在这个时期所担当的角色却在三十年后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大战后的德国重新打开中国市场，靠的正是“工业外交”[70]这张牌。
图5.13 纳瓦拉时期（1896～1898）《德文新报》各类广告所占比例变化图
一方面是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的蒸蒸日上，另一方面，贸易和其他日用产品却不见起色:这两类广告虽然占据了《德文新报》广告数量的近半壁江山，但出现的总是熟悉的“面孔”，几家有实力的大公司及其产品“肆意地”占据着有限的版面。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不占据，这些版面恐怕要“开天窗”——那时候的在华德商尚处在“探路”阶段，工业品生意是最有保障的。因而，能进入中国市场的其他德国产品并不多见，能安心在中国市场上靠从事其他行业来谋生、甚至淘金的德国人就更少了。
（二）芬克主编前期（1899～1913）
芬克接任《德文新报》主编之后，广告部分更加规范清晰，然而，“德国出口工业”专栏已不复存在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对于曾经支撑着德国对华贸易和《德文新报》广告的工业产品，芬克何以作出将其取消的举动?
《德文新报》在芬克时代设立了专门的广告部，有专人负责编辑部承接各类广告的事务[71]。可以确定的是，为德国对外贸易发展服务的《德文新报》并没有对各类商品的广告接受比例有所规定，从编辑部公开刊载的刊物宗旨中可以知道，只要是德国的，就是《德文新报》所支持的。那么，数据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开内中原因。
图5.14 芬克前期（1899～1913）《德文新报》各类广告数量变化图
1899～1913年这15年时间里，从数量上来讲，商贸类广告保持了原有的稳定姿态，另外两大类广告却发生了较大变化:工业类广告减少了，生活类广告明显增多（如图5.14所示）。德国商人以工业产品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进入20世纪，更多的其他类产品相继跟进。鸦片战争之后，中外交涉越来越多，从李鸿章主持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到“请设上海广方言馆”[72]，接触了洋事物的中国人也更容易接受洋货的到来，这在无形中也影响着更多的中国人。另一方面，德国商人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辛丑条约》为德国获得了更有利的在华特权，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来到中国，在中国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成立于1866年的上海德国总会（Concordia Club）最早“会址系租借一个名叫泼洛勃斯脱（Probst）的房子，在福州路南，福建路和山东路之间”，“自建新屋的计划本来在一八九六年的会员大会上就已经提出”，但因经济原因，直到1904年才动工建造，总会大厦于1907年2月4日落成[73]。诸多的史实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德文新报》的广告内容在20世纪最初十年发生了上述的变化:德隆牛肉庄（Schlachterei W.Fütterer）、WILCK＆MIELENHAUSEN专业男装商店等生活类广告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毫无疑问，生活类产品逐渐抢占了工业产品在《德文新报》广告中的地盘。从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工业产品广告一直有更新，只是相同产品出现的频率降低了。因为生活类产品的广告内容比工业产品更为广泛:衣食住行、文化娱乐、求医问药、求职招聘等，诸多日常生活所需使这类广告取代原有的工业产品成为《德文新报》广告的主角:不但占据了该报第一部分的大部分版面，而且在原有的工业广告专版中也占有相当比重，在整个《德文新报》广告中的总占有率达到50%～60%，并且持续到大战爆发（如图5.15所示）。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的广告专版自然不能再冠以“德国出口工业”之名。
图5.15 芬克前期（1899～1913）《德文新报》各类广告所占比例变化图
（三）大战时期（1914～1917）
大战爆发为《德文新报》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广告数量的直线下降。工业品，尤其是军工产品是战争的必需；食品、纺织品、燃料及其他日用品也是必要的战争物资[74]。德国商人更愿意支持祖国的战斗，这是德国战争宣传的成功之处。随着战争愈加激烈，工业产品的广告在《德文新报》中出现得越来越少，几近消失；生活和贸易类的广告主也仅存几家有实力者（如图5.16所示）。德国商人纷纷撤资回国，带走了工业产品，也使得生活类产品的需求随之下降。在《德文新报》停刊前的最后阶段，正是东亚劳埃德公司、德意志银行、瑞记洋行等在支撑着属于广告的版面，同时，他们也在支撑着仅存的德国对华贸易。
图5.16 大战时期（1914～1917）《德文新报》各类广告数量变化图
大战造就了德国战争宣传的成功，但也带走了报刊中的广告，这与战争带走了德国对华贸易并非巧合。《德文新报》的广告版面不是留给商人，单纯地换取广告费用，而是留给德国商人，留给德国的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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