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恺伽王朝时代伊朗传统秩序的衰落
王权的式微与教俗关系的演变
恺伽部落祖居中亚，14世纪移入伊朗高原北部，16世纪初成为追随萨法维家族的凯兹巴什即土库曼人七部落之一。萨法维王朝统治时期，恺伽部落成员作为凯兹巴什分别驻守格鲁吉亚、呼罗珊和里海北岸的马赞德兰。[38]1729年，来自呼罗珊的阿夫沙尔部落首领纳迪尔沙取代阿富汗人，建立阿夫沙尔王朝，都于马什哈德，统治伊朗大部地区。1747年纳迪尔沙死后，伊朗陷入分裂的状态。1750年，卡里姆沙建立桑德王朝，都于设拉子，控制伊朗西南诸地，成为伊朗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1779年桑德王朝的卡里姆沙死后，恺伽部落首领阿伽·穆罕默德自里海北岸的马赞德兰起兵，联合土库曼人诸部落以及库尔德人部落、巴赫提亚尔部落、阿夫沙尔部落，攻城略地，兼并诸多割据政权，1794年灭亡桑德王朝，称王建国，是为恺伽王朝。[39]德黑兰原本是莱伊以北的一处村庄。13世纪蒙古东征期间，莱伊毁于战火，德黑兰作为城市逐渐兴起。萨法维时代，国王塔赫马斯普修筑德黑兰城墙。18世纪初，德黑兰一度成为萨法维国王侯赛因的行宫。1786年，阿伽·穆罕默德定都德黑兰。[40]
恺伽王朝沿袭萨法维王朝的统治模式，国王至少在理论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近乎无限的统治权力，包括决定战和、缔结条约、赏赐封邑、任免官吏、征收赋税以及对于臣民行使审判直至生杀予夺的权力。阿伽·穆罕默德沙（1779—1797年在位）当政期间，恺伽王朝沿袭土库曼人传统的部落习俗，尚未采用萨法维王朝的繁文缛节。自1797年法塔赫·阿里沙（1797—1834年在位）即位以后，恺伽王朝开始模仿古代波斯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政治传统，招募土著的波斯贵族出任国家官职，官僚机构随之逐渐扩大。[41]德黑兰的中央机构分为10个部门，后宫规模亦十分庞大。国王经常委派王室成员出任重要官职，诸多贵族亦纷纷效法，进而形成政治领域的家族化现象。“阿伽·穆罕默德满足于‘沙’（领主）的称号，新国王则自称‘沙汗沙’（王中之王）。”[42]然而，恺伽王朝始终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政治，诸多省区的长官和游牧部落的首领各自为政，号令一方。[43]阿伽·穆罕默德沙当政期间，“在首都德黑兰以及恺伽部落祖居的马赞德兰以外，国王的权力十分有限。中央和地方官员难以在部落控制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地方贵族和部落酋长在其领地内挑战着国王的权威。部落酋长经常拒绝向国王提供战士和缴纳赋税”[44]。
恺伽王朝的军队约六万人，主要使用弓箭和刀枪等传统兵器，后来增置少量火器。所谓的骑兵由部落成员组成，隶属于部落首领；在他们看来，部落的利益无疑高于国王的需要。号称五千之众的炮兵，只有四门火炮。由俄国训练的哥萨克旅是恺伽王朝唯一训练有素的新式军队，组建于1879年，直至1906年兵员不足两千人。相比之下，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枪支的走私，明显加强了伊朗南部诸多部落的军事实力。纳绥尔丁（1848—1896年在位）因此抱怨道：“我既没有足够的军队，也没有装备军队的足够弹药。”[45]
恺伽王朝时期，国家财政状况呈逐渐恶化的趋势，货币贬值，岁入减少。根据相关的研究，1807年恺伽王朝的岁入总额约为200万土曼，折合200万英镑，而1907年恺伽王朝的岁入总额约为800万英镑，仅折合150万英镑。[46]伊朗向俄国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和传统经济的衰落所导致的税源枯竭，无疑是恺伽王朝时期财政状况趋于恶化的主要原因，而财政状况趋于恶化的直接后果则是国家财政的严重赤字。1890—1905年，恺伽王朝的年赤字额上升10倍。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恺伽王朝被迫以出让国家主权和经济资源作为条件，向西方列强举债，王权随之急剧衰微。“恺伽国王……成为没有专制工具的专制者；‘安拉在大地的影子’所能行使的权力无法超出首都的范围；‘王中之王’们对反叛势力束手无策；绝对的君主徒有虚名，听任各地的教俗显贵为所欲为。”[47]
1900年，在恺伽王朝统治的臣民中，超过85%属于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不足恺伽王朝臣民总数的10%，大都分布在边远地区，包括东南边陲的俾路支人、东北边陲的土库曼人、西北部的库尔德人和西南部的阿拉伯人。非穆斯林约占恺伽王朝臣民总数的5%，其中巴哈教派信徒分布在叶兹德、设拉子、伊斯法罕和纳加法巴德诸地，亚述派基督徒分布在乌尔米耶一带，亚美尼亚人分布在伊斯法罕、拉什特、德黑兰和阿塞拜疆诸地，犹太人分布在叶兹德、设拉子、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哈马丹诸地，琐罗亚斯德教徒分布在叶兹德、克尔曼、德黑兰和伊斯法罕。[48]
萨法维王朝时期，阿赫巴尔教法学派占据主流地位，国王被视作隐遁伊玛目在人间的代表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教俗权力处于合一状态，宫廷则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所在，王权凌驾于教界之上，什叶派欧莱玛处于从属于王权的地位。萨法维王朝灭亡后，伊朗处于逊尼派政权的控制之下，阿富汗人和纳迪尔沙相继成为伊朗的统治者。与此同时，许多的什叶派欧莱玛移居伊拉克南部的宗教圣城，什叶派欧莱玛与世俗政权的传统联系随之中断。恺伽王朝的统治者尽管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信仰，却无萨法维王朝所声称的圣族后裔的高贵血统，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面临什叶派欧莱玛的广泛质疑，教俗矛盾逐渐显现。法塔赫·阿里沙当政期间，恺伽王朝尚与什叶派欧莱玛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萨法维王朝的赐封构成什叶派欧莱玛的重要财源。19世纪前期，伊斯法罕的欧莱玛穆罕默德·巴基尔·沙夫提“或许是历史上最富庶的欧莱玛之一”，拥有伊斯法罕的400处客栈和2000处店铺，并且接受法塔赫·阿里沙赐封的大量地产。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1834—1848年在位）即位后，青睐苏菲派伊斯兰教，恺伽王朝与什叶派欧莱玛的关系逐渐疏远。纳绥尔丁当政期间，恺伽王朝表现为浓厚的世俗色彩；纳绥尔丁推行的改革举措，导致什叶派欧莱玛的广泛不满。[49]反对烟草专卖权的运动反映出恺伽王朝与什叶派欧莱玛之间矛盾的加剧，宪政运动的爆发则是恺伽王朝与什叶派欧莱玛矛盾加剧的逻辑结果。
18世纪末，著名宗教学者贝赫贝哈尼（1706—1792年）指责阿赫巴尔教法学派为“不信者”，排斥阿赫巴尔教法学派的宗教学者，进而确立了欧苏里教法学派在伊朗的主流地位，穆智台希德则取代国王而被视作隐遁伊玛目在人间的代表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领袖。与萨法维王朝相比，恺伽王朝的君主逐渐丧失宗教权力，国家体制亦由教俗合一转变为教俗分离，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制约和角逐。
恺伽王朝时期，德黑兰成为宫廷的所在和世俗政治的标志，库姆则是什叶派欧莱玛的精神家园和宗教政治的象征。“18—19世纪，伊朗的欧莱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治地位”。萨法维王朝时期君权至上的政治体系不复存在，教权与俗权的二元并立成为恺伽王朝时期伊朗政治的突出现象，宗教、司法和教育是教界控制的主要领域，清真寺与巴扎的广泛联盟构成教权独立于俗权的社会基础。“欧莱玛巩固了与民众的联盟……欧莱玛与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巴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教俗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改变；什叶派欧莱玛不再是国王统治臣民的御用工具，开始成为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重要群体，政治重心在教俗之间摇摆不定。尽管恺伽王朝的历代国王极力笼络什叶派欧莱玛，然而许多穆智台希德却宣称，隐遁的伊玛目并未将指引民众的权力交给世俗的统治者，指引民众的责任只属于教界。[50]只有少数欧莱玛试图认同恺伽王朝的权力和地位，大部分颇有影响的穆智台希德声称隐遁的伊玛目将指引民众的责任托付给教界而不是托付给世俗的统治者。他们远离宫廷，崇尚什叶派的早期原则，否认世俗政权治理民众的合法性。恺伽王朝的国王尽管自称“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却常被教界上层视作安拉统治尘世权力的篡夺者。[51]
西方的冲击与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衰落
如果说萨法维王朝的统治标志着伊朗传统社会的顶峰，那么恺伽时代的伊朗社会无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经济的进步与财富的增长固然是历史发展的深层背景，然而恺伽时代的伊朗似乎并未出现经济的长足进步和财富的明显增长，西方的冲击和传统秩序的解体构成伊朗社会深刻变革的核心内容。萨法维时代，伊朗社会的突出现象在于自主的国际地位和封闭的倾向。相比之下，恺伽王朝开始丧失自主的国际地位，逐渐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进而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伊朗社会随之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换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和西方的冲击导致伊朗传统秩序的解体，进而揭开了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序幕。
西方世界对伊朗社会的冲击开始于19世纪初，俄国和英国的战争威胁构成西方冲击的最初形式。法塔赫·阿里沙当政期间，俄国凭借优势的武力入侵伊朗北部，于1813年和1828年强迫伊朗签署古里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查伊条约。与此同时，英国军队自阿富汗侵入伊朗南部，于1857年强迫伊朗签署巴黎条约。根据上述条约，俄国和英国分别将阿塞拜疆和伊朗南部归还恺伽王朝，恺伽王朝则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割让给俄国，向沙皇支付巨额赔款，放弃对于阿富汗的主权要求，允许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伊朗境内随意设立领事机构和商务机构，承认俄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在伊朗境内享有贸易特权和司法豁免权。[52]
“（19世纪的）伊朗经济主要通过贸易的渠道，逐渐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资本并未直接投向诸如种植园和矿山的生产领域，而是进入流通领域和金融领域。”[53]恺伽王朝初建之时，伊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其周边的亚洲国家。1800年，在伊朗对外贸易总额中，阿富汗和中亚占34%，奥斯曼帝国占26%，印度占20%，至于俄国仅占15%，英国则仅占3%。[54]俄英两国政府强迫恺伽王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敲开了西方商品涌入伊朗的大门。此后，欧洲诸国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交往迅速扩大，进而取代阿富汗、中亚、奥斯曼帝国和印度，成为伊朗主要的贸易对象。19世纪上半叶，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长3倍；1860—1914年，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长4倍。[55]1830—1900年，伊朗进口的西方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玻璃制品、糖、茶叶和香料，年进口额由200万英镑增加到500万英镑。同期伊朗向西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棉花、生丝、小麦、稻米、烟草、皮革和地毯，年出口额由200万英镑增加到380万英镑。[56]
恺伽王朝时期，英国和俄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与伊朗的贸易总额从1875年的170万英镑增至1914年的450万英镑，东印度公司构成英国与伊朗之间的贸易桥梁。然而，由于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俄国与伊朗贸易的增长，英国在伊朗外贸总额中所占比例却由1850年的50%下降为1914年的20%。自19世纪中叶开始，俄国与伊朗的贸易交往急剧扩大，主要控制伊朗北部的市场。1875年，俄国与伊朗的贸易总额约为100万英镑，尚且不及英国。至1914年，俄国与伊朗的贸易总额增至1200万英镑，远远超过英国与伊朗的贸易总额。1914年，在伊朗对外贸易总额中，欧洲诸国所占比例高达94%，其中英国在伊朗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8%和14%，而俄国在伊朗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则分别达到56%和72%。[57]俄国政府于1904年明确表示：“我们在与波斯的接触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如下的内容：保持国王领土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我们不寻求（对于伊朗的）领土占有，也不允许第三国（对于伊朗）的统治权，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使伊朗成为我们的附属品。换言之，我们的任务是：在政治上使伊朗顺从于我们，并且有利于我们，进而成为我们的工具；在经济上控制伊朗的市场份额。”[58]尽管如此，伊朗的历史命运不同于埃及，而与奥斯曼帝国颇多相似之处，虽然国家主权不断丧失，却未成为西方国家扶持的对象，只是英国与俄国角逐的场所。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署《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条约》，两国宣称致力于维护伊朗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由于地理和经济的原因而分别关注伊朗某些省份的秩序与和平的维持。根据该条约，伊朗北部若干人口稠密和物产富庶的省份以及首都德黑兰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伊朗南部若干省份则处于英国控制之下，而1908年发现的产油区介于俄英两国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带。[59]
随着与欧洲诸国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和西方工业品的倾销，伊朗逐渐由手工业制品的出口国演变为农产品的输出国。1857年，各种棉纺织品、毛纺织品和丝织品约占伊朗出口货物的27%，而水稻、各类干果和鸦片仅占伊朗出口货物的4%。到20世纪初，各种纺织品已不足伊朗出口货物的1%，棉花、羊毛和生丝的出口量约占伊朗出口货物的26%，水稻、各类干果和鸦片在伊朗出口货物中所占比例则增至32%，波斯地毯几乎是伊朗唯一大量出口的手工制品。由于手工制品输出量减少而农产品输出量上升，伊朗出口货物的市场价格急剧下跌。19世纪末，伊朗出口的农产品总量超过进口工业品总量的5倍，而进口工业品在价格方面却相当于出口农产品总量的3倍之多。1870—1900年，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其中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由1871年的1.5美元跌至1894年的0.23美元，1磅鸦片的价格由1869年的18先令跌至1901年的8先令，1公斤生丝的价格由1864年的1英镑跌至1894年的0.25英镑。[60]1870—1894年，伊朗小麦出口增长4倍，出口收入却无变化。[61]对外贸易的扩大显然并没有给伊朗带来财富的增长，西方的廉价工业品和贸易特权却使伊朗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长期的贸易逆差导致伊朗政府的财政处于严重的赤字状态，恺伽王朝被迫向西方银行大举借贷，加之国内货币贬值，经济形势日趋恶化。
19世纪后期，国家主权的出让和西方投资的迅速扩大成为伊朗对外关系的突出现象。1872年，恺伽王朝与英国人朱利乌斯·路透签署协议，后者以4万英镑作为代价，换取为期70年的垄断经营权，经营内容包括在伊朗建造铁路和公路、铺设电话线、管理内河航运、开发矿产和国有森林以及承包关税和开办工厂。“这份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伊朗政府将本国的全部资源拱手让与外国商人”[62]。由于伊朗民众的反对和俄国的干涉，该协议未能全部付诸实施。尽管如此，朱利乌斯·路透仍然获得了勘探矿产和开办银行的权利。朱利乌斯·路透于19世纪90年代在伊朗进行的矿产勘探活动首开英国资本垄断伊朗石油资源的先例，而朱利乌斯·路透开办的银行后来演变为英国所属的波斯帝国银行，是恺伽王朝最大的债权人。1890年，恺伽王朝将伊朗烟草的垄断经营权出让给一家英国公司。1901年，恺伽王朝与英国商人威廉·诺克斯·达尔西签署协议，出让伊朗的石油资源，为期60年，后者则向伊朗政府支付年利润的16%。1908年，伊朗西南部发现石油，所有权属于英国的英伊石油公司随后成立。1923年，英国政府宣布已从英伊石油公司获利4000万英镑，而伊朗政府所得的份额只有200万英镑。[63]此外，英国的印欧电报公司穿越伊朗，英国的林奇兄弟公司在卡伦河经营航运，英国帝国银行在伊朗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并在伊朗南部诸省公路征缴赋税。与此同时，俄国电报公司的经营范围自本土延伸至德黑兰和伊朗北部诸地，另一家俄国公司经营里海沿岸城市恩泽里的港口疏浚业务并铺设连接恩泽里、加兹温、德黑兰、哈马丹、大不里士诸城市的公路，里海渔业和伊朗北部诸省运输保险业亦由俄国商人垄断。[64]据统计，19世纪下半叶，西方在伊朗的投资从几近空白增至1200万英镑，其中英国于1860—1913年在伊朗的投资总额达1000万英镑，伊朗成为西方资本和西方商品的重要市场。[65]
自1722年萨法维王朝灭亡至1796年恺伽王朝建立的数十年间，诸多游牧群体相继入主伊朗高原，政权更替频繁，局势动荡。恺伽王朝建立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部落政治的泛滥，伊朗高原由此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根据相关的推测，恺伽时代伊朗人口的出生率约为4.5%～5%，死亡率约为4%～4.5%，净增长率约为0.5%。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无疑导致人口的增长趋势，灾害、瘟疫和领土的割让则是导致逆向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1813—1828年俄国对于外高加索地区的占领约使伊朗人口减少百万，而1869—1872年的大灾荒亦使伊朗民众丧生百万。[66]由于上述原因，从萨法维时代到恺伽时代，伊朗人口总数的变化并不明显。然而，与萨法维时代相比，恺伽时代伊朗人口的社会构成出现明显的变化。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50年，伊朗总人口近1000万；定居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5%，分布在约1万个自然村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分布在约80个城市，其中人口超过2.5万的城市包括大不里士、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叶兹德、哈马丹、克尔曼、乌尔米耶、克尔曼沙赫、设拉子和加兹温；游牧人口占总人口的25%，分别属于16个部落联盟。[67]另据资料统计，1800—1914年，城市居民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由10%增至25%，游牧群体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则由50%下降为25%。[68]此间，德黑兰的人口从5万增至28万，不大里士的人口从4万增至20万。[69]
游牧群体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都分布在法尔斯、巴赫提亚里、胡齐斯坦、俾路支、呼罗珊边境和阿塞拜疆部分地区，肉、奶、羊毛、皮革和地毯是游牧群体的主要产品。[70]恺伽王朝时期，与欧洲诸国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和西方工业品的倾销，促使伊朗的诸多游牧区域逐渐卷入市场经济，传统的畜牧业产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直至成为出口西方国家的重要商品。恺伽王朝向游牧群体征纳的贡赋，亦开始采用货币的形式。尽管实物贡赋依旧延续，货币经济的因素在游牧区域无疑呈增长趋势。另一方面，恺伽时代，游牧群体构成国家的主要兵源，进而深刻影响着恺伽王朝的政治生活。然而，与萨法维王朝以及其后的阿富汗人政权相比，恺伽时代的游牧群体不再是支配国家政权的首要力量，恺伽王朝对于游牧群体的控制程度明显提高，而部落首领的地主化、商人化和官僚化构成恺伽王朝控制游牧群体的有效手段，部落利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许多部落酋长从恺伽王朝获得“伊儿汗”（即部落首领）的称号，接受恺伽国王的赐封，在恺伽王朝的宫廷出任要职，进而被纳入恺伽王朝的国家体系。[71]
恺伽王朝时期，农民依然是伊朗人口的主体部分，农业继续构成伊朗首要的经济部门。尽管如此，伊朗的农作物结构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典型产品粮食作物普遍衰落，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迅速扩大。小麦及其他谷物自前萨法维时代长期构成伊朗主要的农作物，至19世纪中叶仍然自给有余，并且出口国际市场；1858年，谷物的出口占伊朗出口商品总额的10%。19世纪后期，国际市场粮价下跌，对伊朗农业产生影响。至1900年，伊朗国内的谷物生产逐渐衰落，谷物播种面积日趋减少，进而形成对于进口谷物的严重依赖。[72]农作物结构的改变，不断排斥伊朗传统农业的自给性和乡村社会的封闭性，进而形成农业生产市场化和农民经营自主化的客观趋势，自然经济的基础逐渐崩坏，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随之扩大。
农作物结构的改变和农业生产市场化的进程，导致伊朗的地产形态和租佃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恺伽王朝时期，王室领地、贵族封邑、地主田产、瓦克夫和农民自主地构成伊朗地产的基本形态，私人土地支配权的不断扩大则构成地产运动的明显趋势。恺伽王朝建立初期，沿袭萨法维时代的传统，直接支配大量土地，同时继续向贵族宠臣和军事将领赏赐封邑。19世纪中叶，王室领地和贵族封邑约占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1850年以后，特别是1880年前后，王室领地和贵族封邑逐渐减少，私人支配的民间地产不断增加，进而形成区别于传统封邑领有者的地主阶层，即穆勒克达尔。贵族宠臣和军事将领不断扩大封邑的支配权，“封邑的领有者开始演变为地产的所有者”。此外，许多商人投资乡村，购置田产，进而成为新兴地主阶层的重要来源。新兴的地主阶层不仅占据大量地产，而且在乡村拥有广泛的权力，是恺伽王朝后期伊朗社会中最具影响的政治群体。土地、水源、种子、耕牛和人力五项要素的分成制仍然是乡村基本的地租形态，地主往往获得农产品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地主大都收取货币地租。固定数额的实物地租亦存在于某些地区；地主出售作为地租所收取的农产品，换回所需的货币。[73]
关于恺伽王朝时期伊朗的乡村生活境况，研究者看法不一，或认为此间伊朗乡村的生活境况得到改善，或认为此间伊朗乡村的生活境况趋于恶化。然而，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地权形态的非国有化和租佃关系的货币化，无疑助长着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和人口流动。至于乡村民众的生活水准，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阶层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城市通常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社区，称作马哈里，马哈里的首领称作卡德胡达，负责管理各自社区的内部事务，征纳赋税，仲裁纠纷。1885年，德黑兰人口约15万，其中包括1578名犹太人、1006名基督徒、123名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和30名外国人，分别生活在5个社区，城内共有清真寺47座，宗教学校35所，公共浴室190处，客栈130处。伊斯法罕的居民包括波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巴赫提亚尔人，分别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巴布教，并有7个苏菲教团的道堂。[74]
商人是恺伽王朝时期伊朗城市中最具势力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经营货物贩运，而且在金融信贷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有许多商人购置地产，投资工业。西方的冲击深刻地影响着伊朗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西方商品的涌入和西方列强的商业特权严重损害了伊朗商人的物质利益。少数大商人与西方资本广泛合作，进而在流通领域独占鳌头，家财万贯。至于中小商人，无力与西方商人竞争，其在流通领域的地位每况愈下。“19世纪30—40年代开始，欧洲工业品消费的增长导致波斯手工业品产量的急剧下降”。1837年，伊朗商人抗议欧洲人在大不里士建立商站。1844年，大不里士的英国领事向伦敦报告，该地的许多商人要求禁止进口欧洲工业品，遭到官府的拒绝。[75]时人将波斯湾的港口城市布什尔称作“伊朗的孟买”，然而商业的繁荣并没有给伊朗人带来富庶的生活；外国商人享有种种特权，伊朗商人却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布什尔的商人经常抱怨：西方商人只需缴纳5%的进口税，自己却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高额赋税。”[76]
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大量涌入，明显排挤了伊朗传统手工业的市场份额，进而导致伊朗传统手工业的普遍衰落。设拉子是伊朗南部重要的手工业中心，1800年时约有纺织作坊500家，1857年时只剩10家。[77]伊朗中部的内陆城市卡尚曾经以其丝织品和棉织品的精美工艺名闻遐迩，至19世纪40年代已经萧条不堪，织机数量从原有的8000部下降为800部。伊斯法罕的织机，19世纪30年代多达1250部，19世纪70年代仅存12部。[78]19世纪初，伊斯法罕依然是伊朗最大的城市，约有人口20万。1870年，伊斯法罕人口仅有7万，往日繁荣的巴扎处于衰败的状态。[79]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曾于19世纪90年代称伊朗的伊斯法罕是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纺织品市场。[80]19世纪末，伊斯法罕的税吏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以往，伊斯法罕盛产各种优质的纺织品。近年来，伊朗人却放弃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购买艳丽而低廉的欧洲产品。结果，他们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本地的工匠试图模仿进口的产品，降低了纺织品的质量，俄国人于是不再购买伊朗的纺织品，许多行业因此倒闭。这座城市原来有许多织工，现在仅存不足五分之一。伊斯法罕的妇女很难再像以往那样靠纺纱织布养活自己的孩子，他们现在大都失去了生计来源。”[81]
传统手工业衰落的直接后果，是大量手工工匠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沦为雇佣工人。直至19世纪中叶，伊朗的地毯编织业大都分布于乡村地区，采用家庭生产的传统形式。恺伽王朝后期，西方资本逐渐控制伊朗的地毯编织业。1900年以后，大型的手工工场成为伊朗地毯编织业的主要形式，地毯编织业的分布区域亦由乡村扩展到城市的范围。1910年，地毯编织业的手工工场雇佣工人达65000人，仅大不里士一家地毯编织业手工工场便使用雇佣工人1500人。[82]与此同时，地毯编织业的产量急剧上升，出口地毯总值由19世纪70年代初的75000英镑增至1914年的100万英镑。[83]1914年，伊朗工业劳动力共计14.5万人。约12万人从事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83%。现代工业企业雇佣劳动力1.1万人，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8%。英国资本控制的石油工业和俄国资本控制的里海渔业是伊朗规模最大的现代企业，前者雇佣工人约8000人，后者雇佣工人约5000人。5—30人的中小规模的现代工业企业雇佣劳动力1650人，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雇佣其中三分之二的劳动力。[84]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伊朗出现了最早的机器工业，包括官府和私人经营的造纸厂、玻璃加工厂、火药厂、制糖厂和棉纺厂，规模较小。到1900年前后，伊朗人拥有大约20家现代工厂，雇佣工人500余人。[85]然而，伊朗的现代民族工业由于交通不便，燃料不足，市场有限，加之缺乏必要的关税保护，无力与西方廉价工业品竞争，大都经营惨淡，步履维艰。
与欧洲诸国贸易交往的扩大和农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否定着伊朗乡村的传统经济模式，加速了伊朗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西方工业品的大量涌入，挑战着传统手工业在伊朗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推动了伊朗社会分工的历史进程。19世纪初，伊朗尚且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至19世纪末，伊朗已被逐渐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的冲击打破了伊朗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进而瓦解着伊朗传统秩序赖以维持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伊朗的社会结构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传统社会阶层诸如地主、农民、工匠、商人、贵族依然构成伊朗人口的主体部分，新兴的社会群体亦开始登上伊朗的历史舞台。
19世纪的新政举措与宪政思想的萌生
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最初涉及的领域主要是政治层面，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形式。国王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当政期间，伊朗面临俄国和英国的严重威胁。1826—1828年，伊朗与俄国爆发战争，伊朗战败，俄国军队占领高加索山区和大不里士。1836年，伊朗与英国爆发战争；1838年，呼罗珊重要城市哈拉特被英国控制。[86]俄国和英国的战争威胁无疑是促使伊朗统治者尝试推行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原因，阿塞拜疆作为与俄国毗邻的战争前沿则是伊朗现代化改革的摇篮所在。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深感伊朗的传统骑兵无力抗衡俄国军队，遂效法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组建6000人的新军，配备枪械和火炮，由国家支付军饷，统一着装，屯驻于军营之中，聘请欧洲教官训练，并在大不里士建立制炮厂和枪械厂。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还选派伊朗青年赴欧洲深造，学习军事、工程、医学、印刷技术和西方语言。宪政运动期间的第一份波斯语传单，即出自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创办的印刷厂。此外，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极力削减宫廷开支，增加关税，广开财源。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的上述举措，得到了大不里士教界势力的认可。后者宣布，新军的组建符合伊斯兰教的原则。然而，由于宫廷内部的倾轧和部落势力的抵制诸多因素，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创办的新军组建不久便被解散。[87]
1848年纳绥尔丁即位以后，任命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其汗作为首相，赐予“阿米尔·卡比尔”（大酋长）的称号，效法奥斯曼帝国的坦泽马特运动，实行新政，内容包括恢复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创办的新军、国家出资兴办新式工厂、创办官方报纸和世俗学校。与此同时，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其汗大幅度削减宫廷年金，提高进口关税，并向封邑领有者征收代役税，旨在增加国家岁入和平衡财政预算，进而强化恺伽王朝的统治。[88]如同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一样，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其汗实行的新政遭到诸多方面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封邑领有者认为，代役税并非传统义务的合法替代，只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利益的无理勒索。英国和俄国的代表声称，关税的提高违背自由贸易的法则。1851年，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其汗被国王纳绥尔丁解除职务，不久客死他乡，其新政举措随之夭折，现代化的改革尝试宣告失败。[89]1870—1880年，纳绥尔丁启用米尔扎·侯赛因，在司法、军事、政治、财政和文化领域继续推行改革举措。米尔扎·侯赛因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创立内阁和中央银行，削减政府支出，排斥教界和部族传统势力，强化国家权力和完善政府职能，崇尚重商主义的经济原则，扩大岁入来源，密切伊朗与英国以及西欧诸国之间的贸易交往，抵御俄国的领土威胁。米尔扎·侯赛因声称，改革的宗旨是捍卫恺伽王朝和国王纳绥尔丁的荣誉，使波斯成为“值得欧洲列强尊敬的国家”[90]。
19世纪下半叶，模仿西方成为伊朗社会的时尚，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的西化倾向则是此间伊朗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电报成为连接首都德黑兰与各地之间的崭新形式，哥萨克旅则是伊朗新军的楷模。纳绥尔丁宣布取缔奴隶贸易，承诺尊重私人财产，鼓励更新农作内容和普及栽种马铃薯，在诸多城市设立公共监狱取代私人刑罚，组建咨政机构和商人公会。纳绥尔丁要求各地官吏强化对于教界的控制，将教界的活动限制在“礼拜、传道、遵循教法和沟通信仰”的范围，同时保护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此外，纳绥尔丁还在德黑兰、大不里士、乌尔米耶、伊斯法罕和哈马丹等地开办新式学校、医院和印刷厂。西方文学作品诸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大仲马的《三剑客》、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世界》、莫里哀的喜剧以及拿破仑、尼古拉一世、彼得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查里大帝、弗里得里希大帝、路易十四的传记和罗马、雅典、法国、俄国、德国的历史著作，亦在纳绥尔丁当政期间相继出版，西方相关的思想观念随之传入伊朗。[91]
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新式学校的建立，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在伊朗初露端倪。新兴的知识分子脱胎于伊朗的传统社会，大都出自官僚、地主、商人、工匠和教界家庭，尽管来源各异，却无疑分享着共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他们青睐近代西方文化，尤其崇尚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理念。他们认为，历史既非神意的体现，亦非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而是人类进步的持续过程。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三大障碍：君主独裁排斥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宗教戒律束缚着理性和科学的思想，外族奴役桎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宪政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即推翻君主独裁、清除传统教界的保守思想和结束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是使伊朗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92]贾马伦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出生于伊朗西部城市哈马丹附近乡村的欧莱玛家庭，长期游学于伊朗、阿富汗、印度、埃及和土耳其，阐述民族主义思想和伊斯兰现代主义理论，屡屡抨击君主独裁和传统教界的保守倾向，强调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是中东诸国穆斯林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伊斯兰教是团结中东诸国穆斯林和抵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政治武器，动员民众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则是欧莱玛的历史任务。米尔扎·马尔库姆汗（1834—1898年）具有亚美尼亚血统，出生于伊斯法罕的基督徒家庭，曾在法国留学，崇尚西方文明，返回伊朗后改奉伊斯兰教，继而于1859年涉足政坛，为国王纳绥尔丁起草“改革书”，效法奥斯曼帝国的坦泽马特运动，系统阐述宪政思想，主张公民平等，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由国王任命而相互分离，修订现行法律，制定世俗法律，组建职业化的新式军队，税收独立，改革教育，发展交通，创办国家银行。米尔扎·马尔库姆汗的宪政纲领触及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遭到欧莱玛上层的激烈反对。后者声称，马尔库姆汗的宪政思想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具有明显的异教倾向。1861年，纳绥尔丁将米尔扎·马尔库姆汗驱逐到奥斯曼帝国。1873—1889年，经米尔扎·侯赛因举荐，米尔扎·马尔库姆汗出任伊朗政府驻开罗总领事和驻英国大使。[93]此间，米尔扎·马尔库姆汗数次上书纳绥尔丁，倡导改革，阐述宪政思想。1889年以后，米尔扎·马尔库姆汗由温和的改革派转化为激进的革命派，由寻求国王支持反对教界转化为寻求教界支持反对国王，进而致力于实现西方政治哲学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94]米尔扎·马尔库姆汗认为，伊朗的落后并非由于种族和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独裁和文化保守，只有法治和自由才能使伊朗走向进步，民众与教界的广泛政治联盟则是推动伊朗民主化进程的根本出路。[95]“直接采用欧洲的形式改造伊朗社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准备利用能够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宗教外衣实现物质层面的改造”[96]，而争取什叶派教界的支持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
社会矛盾与宪政运动
19世纪上半叶，游牧群体内部的部族仇杀和游牧群体对于定居区域的劫掠以及城市民众的骚乱和农民的反抗在伊朗各地屡有发生。诸如此类的现象大都根源于传统社会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传统模式的矛盾运动。物质财富的匮乏、食品的短缺、耕地和牧场的争夺以及统治者的暴政，构成传统社会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对抗和冲突的直接原因。
自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西方的冲击和传统秩序的崩坏以及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伊朗社会的政治对抗逐渐由传统模式转变为现代模式。1890—1892年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和1905—1911年宪政运动，构成此间伊朗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的主要内容。伊朗民族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抗争以及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则是此间伊朗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的突出现象。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共同目标，促使伊朗诸多的社会群体逐渐打破传统的狭隘界限，形成广泛的政治联合，进而预示着伊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与新生，社会革命初露端倪。
1890年，纳绥尔丁将伊朗在未来50年的烟草专卖权即国内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转让给英国商人塔尔伯特，塔尔伯特承诺向纳绥尔丁个人支付25000英镑，并向伊朗政府支付15000英镑的年租金和25%的利润分成。[97]根据相关资料，1890年伊朗国内消费的烟草高达400万公斤，出口烟草540万公斤。[98]烟草专卖权的出让意味着塔尔伯特仅需提供少量的资金便可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伊朗的烟农将处于塔尔伯特的控制之下，伊朗的烟草商则面临着失业的危险，甚至伊朗的烟草消费者亦将受到塔尔伯特的盘剥。1891年4月，在伊朗最重要的烟草贸易中心设拉子，商人关闭巴扎，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设拉子商人的抗议活动很快波及伊朗全国，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加兹温、叶兹德和克尔曼沙赫的商人纷纷响应。什叶派欧莱玛发布富图瓦，禁止穆斯林消费烟草。伊斯坦布尔的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和伦敦的米尔扎·马尔库姆汗亦发表声明，支持伊朗商人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运动。纳绥尔丁迫于各界的压力，于1892年1月向不列颠银行借款50万英镑赔偿塔尔伯特，收回烟草专卖权。[99]
1890—1892年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此次运动发生于伊朗各地的诸多城市；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以及新兴知识分子的广泛介入，体现了伊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政治联合。什叶派欧莱玛无疑是此次民众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清真寺提供了民众聚集和举行抗议活动的主要场所，宗教宣传则是鼓动民众的有力形式，而抵制异教势力的渗透和保卫穆斯林家园构成此次运动的核心内容。当然，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作为伊朗历史上最初的现代政治运动，远未达到成熟的水平。教俗各界民众的广泛联合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具有明显的脆弱倾向，直至最终分道扬镳。
1896年，纳绥尔丁在阿卜杜勒·阿兹姆清真寺遭一破产商人枪击，死于非命。穆扎法尔丁（1896—1907年在位）即位后，提高国内商业税的征收标准，取消包税制，并且扬言增加土地税，削减宫廷年金和教界开支，同时向西方国家大举借贷。穆扎法尔丁将伊朗中部和南部诸省的石油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威廉·诺克斯·达尔西，将新建公路的征税权出让给不列颠帝国银行。穆扎法尔丁于1900年和1902年分别向俄国政府借贷240万英镑和100万英镑，用以偿还旧债和支付其赴伦敦旅行的费用。另外，穆扎法尔丁与一些欧洲公司合作开办诸如砖厂、纺织厂、德黑兰电话公司以及德黑兰、大不里士、拉什特、马什哈德等城市的照明系统等，并且任命比利时人蒙西艾尔·纳乌斯掌管伊朗关税。[100]
1900年，伊斯法罕的部分商人创办了伊斯兰公司，是为伊朗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公司，旨在“通过鼓励现代工业和保护传统手工业，维护国家的独立”。大不里士的知识分子发行颇具影响的波斯语期刊《知识财富》，主办者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汗和赛义德·哈桑·塔齐扎迪后来成为宪政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德黑兰的知识分子创办图书馆，组建“知识协会”，下设55所中学。[101]与此同时，现代政治组织在伊朗各地逐渐萌生。在大不里士，12个激进的青年商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秘密中心”，旨在宣传西方文化。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始建于1904年的社会民主党积极争取结社和罢工的权利、八小时工作日、养老年金、土地改革、改善住房、免费教育、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德黑兰的人文协会崇尚圣西门和孔德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平等和进步的思想。德黑兰的知识分子于1904年创建的革命委员会，是当时最激进的政治组织，倡导政治改革个社会改革，主张推翻独裁统治和实现民主，广泛宣传宪政思想。[102]
1905年初，伊朗发生严重的灾荒；在德黑兰、大不里士、拉什特和马什哈德，糖价上涨33%，粮价上涨90%。经济形势的恶化，明显加剧了社会矛盾，民众反抗成为不可遏制的政治潮流。1905年5月，大约200名德黑兰商人向政府请愿，要求罢免时任伊朗海关总监的比利时人蒙西艾尔·纳乌斯。请愿者关闭店铺，聚集在阿卜杜勒·阿兹姆清真寺。他们说：“政府必须改变现行的政策，不再帮助俄国人而牺牲伊朗人的利益。政府必须保护我们的利益，尽管我们的产品或许不及外国的产品。现行的政策如果继续下去，将给我们的整个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03]穆扎法尔丁一度许诺满足请愿者的要求，却未付诸实施。
1905年12月，政府试图强行压低德黑兰市场的糖价。随后，在教界领袖塔巴塔巴伊和贝赫贝哈尼的呼吁下，德黑兰的数千名商人关闭巴扎，再度聚集在阿卜杜勒·阿兹姆清真寺，要求罢免德黑兰市长和海关总监，执行沙里亚教法，建立公正会议，并且首次高呼“伊朗民族万岁”的口号。包括许多穆智台希德在内的教职人员亦来到阿卜杜勒·阿兹姆清真寺，支持巴扎商人的政治要求。[104]
1906年6月，德黑兰的一名教职人员公开批评政府：“伊朗人啊！我的同胞兄弟！抬起你们的头。睁开你们的眼睛。瞧瞧你们的周围，看看世界在怎样进步。非洲的野人和桑给巴尔的黑人都在走向文明和富庶。看看你们的邻居（俄国人），200年前他们比我们落后，现在却远远超过了我们。往日我们拥有的一切，现在已经丧失殆尽。我们曾经被其他的国家看作是伟大的民族，现在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南方和北方的邻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财产而随意地瓜分……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队，没有可靠的财政，没有合适的政府，没有商业的法律。在整个伊朗，我们没有自己的工厂，因为我们的政府只是寄生虫……所有这一切的落后，都是由于缺乏民主、正义和法律……国王剥夺着你们的财产、自由和权利……这就是你们生活悲惨而少数人奢侈无度的原因。”[105]国王的警察逮捕了这名教职人员，从而引发德黑兰市民新的示威浪潮。7月，教职人员、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哥萨克旅士兵开枪射击示威者，致使多人死伤。民众与国王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穆扎法尔丁则被教界比作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叶齐德。此后，包括塔巴塔巴伊、贝赫贝哈尼和法扎拉·努里在内的教界上层人士相继加入示威者的行列，宗教圣城库姆成为对抗首都德黑兰的政治中心。[106]
1906年8月，穆扎法尔丁迫于压力，颁布诏书，是为《波斯大宪章》，任命自由主义者穆什尔·道莱作为首相，许诺成立国家立宪会议，负责制定伊朗宪法。[107]“国家立宪会议由德黑兰的恺伽王室成员、贵族、商人和教职人员组成，负责审议和调查关系到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所有重要问题。”[108]各界民众反对独裁专制的政治斗争取得初步的胜利。
1906年9月，选举法由穆扎法尔丁签署后正式颁布。[109]根据该选举法，选举人包括恺伽王室成员、教职人员、贵族、商人、土地的所有者与耕作者、手工业者，其中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必须拥有超过1000土曼的财产，手工业者必须属于行会并且拥有独立的作坊，妇女和未满25岁的男子以及外国人不得享有选举权；被选举人必须具有波斯血统和通晓波斯语，必须是年满30岁的男子。[110]“1906年9月颁布的选举法，兼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征。”[111]女性和下层民众被排斥在选举之外，政治参与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1906年10月，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由恺伽王公、教职人员、贵族、大商人、财产超过一千土曼的地主和行会成员六大阶层组成，包括156个席位，其中德黑兰占60个席位，外省占96个席位。在德黑兰的60个席位中，恺伽王公占4个席位，教职人员占4个，地主占10个席位，大商人占10个席位，贵族和行会成员占32个席位，至于下层民众则被排斥在立宪会议之外。立宪会议成员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分为保皇派、温和派与自由派。保皇派是立宪会议中的少数派，主要来自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温和派系立宪会议中的多数派，大商人穆罕默德·阿里·沙尔福鲁什和爱敏·扎尔布是温和派的领袖人物；教界上层人士塔巴塔巴伊和贝赫贝哈尼尽管并未加入立宪会议，却是温和派的有力支持者。知识界是立宪会议中的自由派，占有21个席位，大不里士的塔齐扎迪和德黑兰的叶赫亚·伊斯坎达里是自由派的领袖人物，主张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实行广泛的改革。[112]
立宪会议起草的“基本法”规定，议会拥有广泛的政治权力，是“全体人民的代表”；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下院议员为160人，最多不得超过200人，选举产生，上院议员为60人，其中30人由国王任命，另外30人选举产生；议员任期2年，可以连选连任，不得同时兼任政府公职；议员必须宣誓效忠国王；议会负责审定法律和政府财政预算以及批准外交条约，下院有权否定上院的决议。“基本法”经立宪会议讨论通过，于1906年12月30日由穆扎法尔丁在弥留之际签署生效。[113]
1907年10月，议会以比利时1831年宪法作为蓝本，通过“基本法”补充条款，旨在扩大议会的立法权限和限制恺伽王朝的君主权限，强调主权在民的原则，规定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权利，赋予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实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首相和内阁成员由议会任免，军费和宫廷支出由议会批准，王室成员不得出任内阁职务，内阁成员只对议会负责。[114]“基本法”补充条款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明确规定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伊朗的国教，采用世俗与宗教二元并立的法律体系，议会颁布的一切法律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议会设立由五名教界议员组成的宗教委员会审定议会通过的相关法律。[115]
1907年1月至1908年6月，宪政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国王与议会的权力角逐。穆扎法尔丁死后，其子穆罕默德·阿里（1907—1909年在位）继承王位。穆罕默德·阿里即位以后，极力抵制宪政运动，罢免温和派首相穆什尔·道莱，起用保守派爱敏·苏勒坦出任首相，拒绝签署“基本法”补充条款，要求保留任命内阁成员和统率军队的权力，主张强化国王的地位。[116]穆罕默德·阿里的倒行逆施，导致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马什哈德、恩泽里、克尔曼沙赫、拉什特等地各界民众的强烈不满。在大不里士，两万民众罢工罢市，要求国王批准“基本法”补充条款。在德黑兰，五万民众举行集会，另有三千志愿者武装保卫议会，保守派首相爱敏·苏勒坦亦遭暗杀。迫于民众运动的强大压力，穆罕默德·阿里起用自由派政治家纳绥尔·穆勒克出任首相，于1907年10月 7日签署“基本法”补充条款，并且前往议会宣誓效忠宪法，承认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原则。[117]10月底，议会通过新的财政预算，大幅度削减宫廷开支，废除包税制。
20世纪初，伊朗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118]然而，城市无疑构成影响伊朗历史进程的首要舞台，特别是人口超过10万的德黑兰、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主导着伊朗的城市生活。宪政运动主要表现为城市范围的政治运动，没有波及乡村社会；乡村民众尚未介入宪政运动，处于国家政治舞台的边缘。尽管如此，宪政运动无疑是伊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商人和工匠、教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波斯人和非波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德黑兰人和外省民众纷纷加入宪政运动的行列。巴扎商人显然是宪政运动的发起者，手工工匠和城市贫民构成宪政运动的基本力量，教界上层和新兴知识界在宪政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巴扎、行会和清真寺则是宪政运动的重要据点。恺伽王朝的君主专制成为宪政运动期间伊朗诸多社会群体的众矢之的，反对恺伽王朝君主专制的共同目标则是伊朗诸多社会群体实现广泛政治联合的沃土。然而，一旦宪政运动取得初步的胜利，反对恺伽王朝的政治势力开始分裂。宪政运动期间，议会和立宪政府致力于财政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派议员主张实行颇具激进倾向的改革举措，包括削减宫廷支出和王室年金，取消封邑制和包税制，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增加议会中外省议员的席位，允许非穆斯林参加议会。在议会之外，激进势力积极倡导世俗化改革，主张教职人员脱离政治领域，将毛拉称作聚敛民财的人，反对由穆智台希德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审查国民议会的法案，甚至认为伊朗落后的原因在于教界的愚昧和保守，宗教与世俗的分离则是伊朗走向进步的前提条件。自由派的激进倾向导致诸多政治群体的重新组合，议会与恺伽王室之间的力量对比随之改变。以德黑兰的穆智台希德法扎拉·努里为首的教界保守势力抵制自由派的世俗化举措，呼吁穆斯林捍卫沙里亚，指责自由派议员是宣传异教思想的雅各宾派，进而成为恺伽王室的有力支持者。[119]
1908年6月，国王穆罕默德·阿里依靠哥萨克旅的支持发动政变，在德黑兰实行军事管制，解散议会，囚禁包括贝赫贝哈尼和塔巴塔巴伊在内的政治反对派。[120]“以往，首都决定地方省区的事态发展。现在，地方省区决定首都的命运”。一方面，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穆智台希德支持宪法和宪政运动，谴责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是安拉诅咒的暴君。[121]另一方面，议会的支持者在诸多省区举兵反叛恺伽王朝，大不里士、拉什特、伊斯法罕、布什尔、阿拔斯港、马什哈德成为宪政运动的重要中心。1909年7月13日，议会的支持者占领德黑兰，国王穆罕默德·阿里逃入俄国使馆避难。[122]来自各个阶层的500名代表在德黑兰召开临时议会，宣布废黜穆罕默德·阿里，拥立其子艾哈麦德（1909—1925年在位）即位。[123]新的内阁由宪政运动的支持者组成，来自拉什特的地主萨帕赫达尔出任首相。临时议会通过新的选举法，规定选民的年龄由25岁改为20岁，财产资格由1000土曼改为250土曼，废除阶级和行业代表制，德黑兰代表在议会中的席位由60个减少为15个，外省代表的席位由96个增至101个，5个主要部落即巴赫提亚尔部落、盖什卡伊部落、沙赫萨文部落、土库曼部落、哈姆萨赫部落以及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在议会中各有自己的席位。[124]1909年8月5日，选举产生第二届议会，29%的议员来自地主，28%的议员来自教界，24%的议员来自官僚机构，19%来自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其他社会阶层。[125]
1909年9月，第二届议会任命萨帕赫达尔组建新内阁，要求俄国撤出伊朗内战期间进入北方诸省的军队，向帝国银行申请125万英镑的贷款用以重建行政机构，聘请11名瑞典人筹建宪兵，聘请16名美国人筹建税务机构。[126]然而，第二届议会的举措只是一纸空文，整个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1910年夏，议会分裂为敌对的两大政党，其中27名议员组成力主改革的左翼派别民主党，另外53名议员组成颇具保守倾向的右翼派别温和党，现代意义的政党政治随之开始步入伊朗政坛。民主党的领导人包括赛义德·哈桑·塔齐扎迪、穆罕默德·礼萨·摩萨瓦和苏莱曼·米尔扎，成员主要来自德黑兰和阿塞拜疆，其政治纲领声称，欧洲已经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正在威胁亚洲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社会发展；20世纪的东方相当于17世纪的西方，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封建主义在伊朗处于衰落状态，无力捍卫民族独立和推动社会变革；民主党的历史使命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领导伊朗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民主党主张，全体成年男子均应享有选举权，采取自由和直接选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与政治分离，废除不平等条约，推动工业化的进程，10小时工作日，取缔童工，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利益。温和党的领导人包括塔巴塔巴伊、贝赫贝哈尼和萨帕赫达尔，成员包括欧莱玛、地主、商人和部落酋长，代表传统社会群体的既得利益，其政治纲领主张实行立宪君主制，保护私有财产，捍卫伊斯兰教和沙里亚的神圣地位。[127]民主党与温和党在议会内部形成尖锐的对立，世俗化改革和首相的人选是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1910年底，民主党与温和党之间的对立逐渐从议会延伸到德黑兰的街头巷尾，立宪政府处于瘫痪状态。在德黑兰以外的诸多省区，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尤其是部落之间相互攻杀，生灵涂炭。[128]第二届议会的召开和立宪政府的建立，不仅未能改善日趋恶化的社会形势，而且导致了明显加剧的政治动荡，使伊朗民众陷于饱受战乱的境地。1911年12月，俄国军队进入德黑兰，解散第二届议会，宪政运动宣告结束。[129]
1905—1911年的宪政运动根源于伊朗传统社会的深刻危机，强调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进而改造伊朗传统的社会秩序，表现为现代模式的政治运动。宪政运动将议会和宪法首次引入伊朗政治舞台，强调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则，赋予民众以选举的权利，开辟了伊朗现代政治革命的先河，预示了伊朗历史发展的崭新方向。传统势力的根深蒂固和新旧力量的悬殊对比，加之西方列强的干涉，从根本上决定了宪政运动的历史结局，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1905—1911年的宪政运动具有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浓厚色彩，强调沙里亚的神圣地位和议会的世俗立法权，教俗精英分享议会席位，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信仰构成宪法的基础。议会的构成和宪法的制定包含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二元倾向，体现了宪政运动的复杂社会构成和教俗势力的相互妥协倾向。1906年宪法及其补充条款作为伊朗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和宪政运动最重要的历史遗产，确定了教俗群体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原则，进而对其后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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