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控制模式及其变迁

就社会秩序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当下中国发生的社会大转型，足以同春秋战国至秦汉帝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相媲美，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不仅结束了封建割据、诸侯争霸的历史，而且开创了延续两千年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了专制王朝依托官僚行政帝国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进行一体化控制的局面。由于中华文明的“早熟”，加之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对人们思想视野的限制，传统的“大一统”社会控制模式形成了很强的自我修复机制，其演变发展甚至陷入了某种“锁定”状态，以致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控制模式始终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革。直到近代中国遭遇前所未的西方强势文明的全方位冲击，被强制性地拖入全新的社会变革轨道，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建构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逻辑时，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的维系模式及其演进逻辑才受到了根本的颠覆。

随着帝制这个传统“大一统”社会控制模式的中轴的突然断裂，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陷入了社会秩序的“总体性危机”。凭借政党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和组织渗透，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在重建国家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重建，克服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秩序混乱。建国以后，革命年代的社会动员方式演变为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国家体制建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全部被纳入了国家体制的控制之下，形成了一个国家权力统摄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体系和“总体性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结构，以国家体制的力量和政治动员的效力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整合。这种社会整合模式虽然在动员社会资源实现执政党的社会改造计划方面显示了强大的效力，而且维持了社会局势的稳定，却严重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性变革，逐步确立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新的规则系统，推动了经济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同时也使得建立在全能主义国家和“总体性社会”基础上的一元化的社会秩序控制模式逐渐失灵。正视社会秩序面临的严峻的挑战，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如何强化体制内的力量，延伸国家体制的权力触角，扩张体制内组织网络的社会覆盖面，将社会生活重新纳入国家体制一体化的控制，而是如何根据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大趋势，逐步扬弃一体化的社会秩序控制模式，培育出一种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同治理的新秩序，完成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