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

二、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

苏丹权力的式微

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苏丹凌驾于社会之上，行使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曾经对当时奥斯曼帝国苏丹与法国国王的权势做出如下比较：“就土耳其人来说，整个王国全在一位主公的控制之下，其他人都是他的藩属；他把全国分成若干州或政府，并把其中一些人派往那里；另外的人，他愿意杀就杀，愿意撤换就撤换。但是，法兰西国王只是席坐一堂的众多位主公中的一位主公，他们这些人都是老早就被他们的臣民承认如是了的，受他们的臣民的爱戴，有说不尽的显赫重要；国王要想把他们的国家从他们的手里拿走，那便要冒着老大的危险。”^[110]

然而，自1566年苏莱曼死后，苏丹的统治权力日渐式微，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政治日趋腐败，后宫参政，苏丹更替频繁，内部冲突迭起，政局动荡。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对于行省事务的控制不断削弱，政治的天平开始倾斜，包括帕夏和贝伊在内的世俗贵族以及执掌宗教权力的欧莱玛往往各行其是，成为挑战苏丹统治地位的隐患。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局限于马尔马拉海沿岸、布尔萨、埃斯基萨希尔和卡拉曼一带；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其他地区，包括安卡拉、特拉比宗、艾丁、安塔利亚和阿达纳，分别隶属于六大封建家族。在鲁美利亚，多瑙河的保加利亚沿岸、埃迪尔内、阿尔巴尼亚分别隶属于四大封建家族。巴格达的马木路克首领苏莱曼帕夏统治着两河流域。^[111]“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苏丹的统治权力是微弱的；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苏丹的统治权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12]1786年，出使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舒瓦瑟尔·古菲曾经在信中说：“这里不像在法兰西那样，皇帝可以独自做主。在土耳其，恰恰相反，若是想要做点什么事的话，便必须设法去说服那些事事都得由他们来评断道理的欧莱玛，去说服不论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国家掌权者。”1803年，来自印度的穆斯林旅行家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写道：“他们的皇帝无权随便杀人，也不得凭着一时的高兴或是感情用事随便赦免罪人。在所有重大事务上，皇帝都有义务要同朝中权贵进行商量，而这些权贵们，由于希望得到提升，或是由于害怕惩罚，一个个全都变得服服帖帖的。”^[113]

包税制的兴起

自17世纪开始，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事中，传统封邑制骑兵的战斗力明显下降，装备新式火器的雇佣制步兵即近卫军团取代传统骑兵而成为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变革，货币的支付取代土地的赐封成为维持军队的基本形式，封邑制出现衰落的趋势，封邑领有者的人数逐年减少。据相关资料统计，奥斯曼帝国的封邑领有者，1475年为6.3万人，1610年下降为4.5万人，1630年已不足1万人。^[114]“为了迅速而便利地取得现金的回转，苏丹没有直接去管理这类土地的赋税，而是采取按照不同的租约和转让方式，把赋税放给别人的办法。”^[115]于是，包税制逐渐取代封邑制，成为奥斯曼帝国开辟财源和聚敛财富进而保证军饷支出的有效手段。包税者大都出自商人阶层，构成联结中央政府与乡村民众的重要纽带。最初，包税者仅仅充当非官方的征税人，征税期限通常为三年，征税标准由中央政府规定。^[116]久而久之，包税权逐渐世代相袭，包税者权力范围扩大，控制乡村民众，形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而构成否定国家土地所有制直至挑战苏丹和帝国政府的潜在隐患。

封邑制的衰落明显削弱苏丹政府对于行省和桑贾克的直接控制，助长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包税制的推行切断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农民失去政府提供的保护，逐渐依附于包税人；与此同时，包税人不断扩大其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进而演变为大地产主和乡村的统治者。“在理论上，他们只是作为租约人和租税包收人而占有地产的，但是，日益变得软弱的政府失去对各省的控制权，这些新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增多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且增强了这种占有的可靠性。在十七八世纪，他们甚至开始篡夺政府的一些职权。”^[117]

商路转移与价格革命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非导致新航路开辟的主要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新航路开辟的观点具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然而新航路的开辟对于奥斯曼帝国无疑产生深刻的影响。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扼守东西方之间传统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印度、波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以及红海、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无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伊斯坦布尔、布尔萨、杜布罗夫斯克、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构成奥斯曼帝国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尤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财源。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长期采用商旅驼队的贩运方式。欧洲基督教诸国控制海路贸易，主要采用商船贩运货物。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世界范围内商路的转移，大西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自大西洋经好望角至印度洋的新兴海上贸易，开始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传统陆路贸易。尽管如此，基督教欧洲商人经营的海上贸易并未完全取代途经奥斯曼帝国的陆路贸易。“1630年后，欧洲消费的香料和胡椒肯定已改经大西洋运输，但是丝绸，不久以后的咖啡和药材，再往后的棉花以及印花布或单色布，仍由近东运往欧洲。”^[118]

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银币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基本货币形式。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贵金属，特别是廉价的白银，经欧洲大量流入中东，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所谓价格革命。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末开始出现明显的货币贬值。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1580年是1：60，1590年为1：120，1640年为1：250。货币贬值导致奥斯曼帝国政府岁入锐减，从1534年的500万杜卡特（金币）下降为1591年的250万杜卡特。与此同时，小麦的价格在16世纪上涨20倍。^[119]尽管如此，不应过分强调价格革命与奥斯曼帝国衰落之间的必然联系，不应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简单归结为价格革命的结果。所谓的价格革命缘起于新航路的开辟，价格革命首先影响西欧诸国，继而波及奥斯曼帝国境内，后者所受影响的程度远不及前者，价格革命在西欧诸国和奥斯曼帝国所导致的后果亦迥然不同，进而形成西欧诸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日趋明显的历史落差。

对外战争的败绩

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强调社会成员的信仰差异，明确区分穆斯林统治的伊斯兰领土与异教徒统治的战争区域，进而将征服异教徒统治的战争区域视作终极的目标。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接壤的边疆地带，奥斯曼帝国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在于穆斯林对基督徒发动的圣战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土扩张，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直接表现为对外战争的失利与领土的丧失。17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领有的疆域超过法国和西班牙面积的总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驻扎在波兰南部的布格河、俄罗斯南部的顿河和第涅伯河沿岸；奥斯曼帝国在亚洲领有的疆域，西起红海，东至扎格罗斯山，北起高加索山区和里海，南至波斯湾；在非洲，埃及和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祝福着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在东地中海水域，罗德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的基督徒向奥斯曼帝国称臣纳贡。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争中屡遭败绩。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维也纳城下，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脱离奥斯曼帝国。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夺取希腊诸地，俄国军队攻占黑海北岸的亚速。169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签订卡洛维兹和约，承认波兰对于乌克兰南部的统治权、奥地利对于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统治权、威尼斯对于希腊南部的统治权、俄罗斯对于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区的统治权。^[120]卡洛维兹和约的签署，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对于基督教欧洲的军事态势由主动性的战略进攻转变为被动性的战略防御。

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基督教欧洲的主要战争对象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进入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与普鲁士激烈角逐中欧的霸权，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逐渐取代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巴尔干半岛、黑海北岸和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土成为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主要争夺目标。1711年，彼得大帝率领的俄军进攻奥斯曼帝国，俄军败绩。1768—1773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再次爆发战争，奥斯曼帝国军队败绩，俄军占领布加勒斯特，控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攻入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舰队进入爱琴海水域。177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与沙皇俄国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奥斯曼帝国丧失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穆斯林汗国的宗主权，支付750万阿克切的战争赔款，俄国获得多瑙河以及黑海、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运权，同时俄国政府获准向伊斯坦布尔派驻公使，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处于俄国政府的保护之下。^[121]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和疆域的接连丧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欧洲盟国。自16世纪起，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建立密切的外交联系，旨在共同反对称霸中欧的哈布斯堡王朝。1740年，奥斯曼帝国苏丹与法国签署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自由从事贸易、随意旅行和建立教堂，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法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处于法国领事的保护之下。^[122]进入18世纪，普鲁士的兴起导致欧洲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随之发生变化。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从土伦出发，在亚历山大登陆，继而占领开罗。1799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俄国建立反法联盟。1801年，驻守埃及的法军向英军投降。^[123]此后，英国成为影响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外部势力。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地处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控制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以及扩大英国工业品在中东的市场，构成促使英国插足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