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西班牙，是一个发达并且非常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国家。其国土面积达505925平方公里，在西欧国家中仅次于法国。人口为4470余万人，在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五。它号称世界第八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保持预算稳定的同时，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增长率远高于周边其他工业化国家。其经济结构具有现代化国家的鲜明特点，其中服务业与工业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5%。西班牙也曾有过异常耀眼的过去。在16世纪，它和葡萄牙差不多同时走向远洋扩张，并且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在上述这两段时期之间，西班牙却在西方国家中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并且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挫折与艰辛。因此，就国家现代化的模式而言，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根据近年来在学术界大致认可的观点，1500年是欧洲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告别中世纪迈向现代的大致分界线。据此而言，在欧洲国家的整体现代化进程中，西班牙也是先行者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形成及现代化的起步，都大约在此时。而且也因为，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在发展航海科技及海上实力、实施大规模海外扩张等方面先行一步，而后起的世界大国不仅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这两个国家的做法，而且一再用事实证明，发展海上实力和进行海外扩张是近代以来欧美国家走向富强和争霸世界的一般路径。另外，在后起的世界大国中，此举还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种做法本身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开创了西方大国赖以成功的先例，具有引领潮流的意义。
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民族国家是在当地基督徒对摩尔人的光复战争中逐渐形成的。不过，和葡萄牙不一样的是，直到1492年，西班牙的基督徒才攻下摩尔人的最后一块堡垒格拉纳达，结束长达8个世纪之久的光复战争，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一年，哥伦布代表西班牙出海远航，发现了新大陆，从而也揭开了西班牙远洋探险和扩张的序幕。因此，1492年是西班牙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一个民族国家刚刚建立，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和世界大国即将形成。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予以考察，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使西班牙的国家现代化成为可能，而且随即成为一种事实。不过，值得注意并且与同时期西班牙的强盛和不可一世形成严重悖论的是，首先，西班牙现代化的起步是严重失衡的。它虽然在航海科技及海上实力方面很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并且充分利用这样的进步成就了自己的帝国伟业，但在其他诸多领域大体上仍处于中世纪状态，在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其次，西班牙的现代化在启动不久之后即陷入全面停滞状态。唯其如此，在进入18世纪之后，当西班牙王权开始付出变革图强的努力之时，西班牙不仅早已从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上跌落，而且在国家现代化的征途中被英法等欧洲列强远远地甩在身后，形成长期难以缩短的差距。
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西班牙立国之后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呈现出如上轨迹呢？归结起来，主要原因是，在历任西班牙君主的主导之下，西班牙的帝国事业总体上不利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西班牙的天主教原则客观上有害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西班牙重视殖民掠夺远胜于发展国内生产的观念直接有碍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
首先，西班牙的帝国事业总体上不利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
西班牙帝国是个典型的三维帝国，即由西班牙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和欧洲领地共同构成的帝国。具体说来，西班牙三维帝国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西班牙现代化的影响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1492-1515年可以看作是西班牙帝国的奠基时期。当然，也可以把这一时期的上限定得比1492年更早一些。因为，早在西班牙光复运动完成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班牙人在继续致力于民族统一大业的同时，已经在近海扩张方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努力证明，西班牙在发展航海技术和装备等方面起步较早，客观上也为后来的远洋探险和扩张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不过，西班牙决计进行远洋探险和扩张，还是在国家统一完成之际。1492年，在欧洲其他君主那里屡屡碰壁的哥伦布终于借助某种机缘，成功地以他的航海计划打动了伊萨贝拉女王。后者“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给予积极赞助，甚至表示如果筹资不足，她宁愿抵当自己的全部首饰”。这件事可以说是西班牙发起远洋探险和扩张、营建西班牙帝国的真正历史起点。此后，哥伦布不仅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而且在为期12年的时间里先后4次远航，给西班牙王室带来许多诱人的信息，使他们有理由相信，新大陆有着有待开发的金银矿藏、农业潜力以及有望皈依天主教的数百万生灵，从而更加激发了西班牙人远洋探险和扩张的动力。随后，西班牙人在他们最先到达的加勒比海诸岛和南美洲北部沿海地带率先展开殖民活动，并且在西印度群岛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至1511年，西班牙政府专门设立“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管辖殖民地的行政、军事、贸易等事务，使其殖民管理进入正规化阶段。差不多与此同时，西班牙卷入意大利战争，与法国展开多次较量，先后夺取那不勒斯、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在欧洲的大国争夺战中初露锋芒，帝国的欧洲部分也初具规模。不过，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西班牙帝国还未建立起来。因为，在此之前，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扩张活动基本上在沿海进行，大规模的陆上扩张活动尚未展开。只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于1516年继承西班牙王位，亦即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在西班牙建立之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大规模扩张活动才真正开始，其欧洲疆域也即将随着查理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正式现形。
应当承认，在这一时期，远洋探险和扩张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是使西班牙在航海科技及海上实力方面实现了长足的进步。这既是西班牙帝国事业赖以顺利推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可以看作是帝国事业对西班牙现代化的一种促进，即帝国事业的需求一度成为西班牙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并且的确在某些领域推动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应当看到，这样的现代化进程又是畸形的、严重失衡的。
1516-1598年可以看作是西班牙帝国的形成和鼎盛时期。更准确地说，西班牙帝国的正式形成是从1519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在这一年，新任国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使西班牙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许多欧洲领土，一跃而为欧洲的霸主。也是在这一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官方的资助下开始了环球航行。此行不仅将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而且将为西班牙夺取菲律宾埋下伏笔。同样是在这一年，西班牙殖民者以刀剑开道，迅速深入到拉丁美洲的各古老文明区，使西班牙在美洲的小规模扩张活动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血腥扩张运动，进而使西班牙美洲事业的推进骤然加速。至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占领了南起合恩角北至今日美国和加拿大边界的一大片土地，并在那里建立了二百处移民区，确立了他们的殖民统治”。从而使西班牙在美洲的版图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短短50年左右的时间里扩大到除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整个中美及北美的一部分，“长度为1万公里，占纬度67度，领土为2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它自身面积的50倍。
1556年，查理一世宣布退位，结束了自己的皇帝生涯。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移交给他的弟弟斐迪南，同时把西班牙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腓力二世（1556-1598）。因此，腓力二世接受的欧洲遗产不再完整，只剩下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不过，它们都“曾是查理五世的帝国实力、钱财和兵员的主要来源”，地位非常重要。此后，腓力二世一方面遭受过无敌舰队覆灭和荷兰独立这样大伤帝国元气的重创，另一方面却于1564年占领了菲律宾，尤其是于1580年兼并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从而使西班牙的领土变得空前辽阔。因此，腓力二世在世的时候，统治旗号遍及全球的西班牙仍然称得上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霸主。
在这一时期，帝国事业对西班牙的现代化仍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西班牙建立了在当时举世无双的无敌舰队，海上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比如，以殖民掠夺和贸易为主的巨大收益也曾给西班牙本土的经济带来过一时的繁荣。源源不断的财富在16世纪中叶以前使西班牙的纺织、皮革、冶金等生产部门和商业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但是，这种推动作用是短暂而有限的。无敌舰队建立不足10年之后即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实说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相对落伍，制海权也即将旁落。16世纪中叶以后国内经济的停滞、衰退和接连不断的危机则说明，帝国事业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刺激了西班牙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相比而言，帝国事业对西班牙现代化的消极作用要大得多。主要体现在：其一，随着帝国的建立，西班牙的发展重心迅速由国内转向国外。一方面是西班牙版图急剧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两位君主的身份及追求使然。就查理一世而言，西班牙君主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双重身份使他很难而且在事实上也没有把西班牙自身的发展置于首要地位。他最关注和用心的，其实是帝国的版图和荣耀。就腓力二世而言，他虽然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在维系和发展帝国方面，却又比他的父亲更加狂热。其二，庞大的三维帝国一经建立，即成为西班牙民族的巨大包袱。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诚然，广袤的外部领土可以为西班牙提供数不尽的财富。但与此同时，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被压迫民族不断反抗的背景下，西班牙为了管理和维护庞大的三维帝国，却不得不长期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特别是不得不陷入连年征战的困境之中。所有这些，极其伤害国力，不仅导致了帝国的迅速衰落，而且直接不利于西班牙的现代化。
1599-1700年可以看作是西班牙帝国的衰落时期。事实上，早在腓力二世时期，相比正在借助近代工商业悄然发展力量的尼德兰、英国和法国，对内倒行逆施、对外穷兵黩武的西班牙不仅正在走下坡路，而且事实上已经落后了。首先证明这一点的是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灭。正如学界所公认的那样，西班牙输掉的不止是一场战争，而且是它赖以获得惊世功业的制海能力。“从此以后，西班牙对海洋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英国开始强大起来。”紧接着证明这一点的是1609年荷兰的独立。西班牙从1567年就开始镇压尼德兰革命，但绵延40多年的战争不仅没能平息革命，反而被革命终结了自己对尼德兰的长期统治。尼德兰革命的胜利和荷兰的独立，不仅是西班牙被迫失去重要领土的开始，而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的这块昔日领地将很快崛起，并成为取西班牙而代之的世界头号海上强国。
应该承认，在16世纪后期，西班牙帝国的版图依然完整，也能够继续享有昔日的国际地位与威望。可是，在进入17世纪以后，西班牙帝国的版图不断破损，其国际地位与威望也开始无可挽回地大幅跌落。继荷兰独立之后，1640年，葡萄牙及其领地也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西班牙加入德皇方面作战，结果连遭败绩。特别是在洛可瓦会战（1643）中，西班牙大败于法国，不仅改变了双方的交战纪录，而且使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根据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西班牙被迫在国际上正式承认了荷兰的独立，而且丧失了阿图瓦和弗兰德尔等重要领地。这是西班牙丧权辱国的第一个条约，也标志着西班牙作为军事强国的历史从此结束。此后，西班牙与法国继续交战多年，仍然以失利告终。根据1659年双方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它又被迫把鲁西永、阿图瓦和弗兰德尔的一些城市正式割让给了后者。与此同时，西班牙的美洲权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侵夺和损害。大约从16世纪中期开始，法国人和英国人便以海盗劫掠等方式直接抢夺西班牙从美洲运回的金银物资。当时正处于谋求独立阶段的荷兰人则凭借自身的工商业优势，控制了西属美洲的大部分贸易，以致让西班牙人觉得，“西班牙吃新大陆，而养肥的却是荷兰”。其实，西班牙养肥的不止是荷兰，还应当包括英国、法国等正在崛起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
在这一时期，甚至从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帝国事业对西班牙的现代化不再具有推动作用。由于版图在不可挽回地缩小，帝国事业带给西班牙的荣耀已经大打折扣，甚至越来越使西班牙人感到痛楚和耻辱，但西班牙人依然在拼命地维护它。外部事业依然是西班牙民族事业的重心，依然是西班牙人不肯轻言放弃的财源之所在，也依然是西班牙民族前行道路上的沉重包袱。为了守住财源，西班牙人宁可背负沉重的包袱。他们仍然没有痛切地意识到，西班牙欲恢复和保持强大，关键还是要靠自身的发展，并因此而及时化为具体行动。
总之，在上述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作为财源和民族荣耀之所系，帝国事业无疑是诱人的，也曾经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推动了西班牙自身的发展。但是，作为民族事业的重心乃至包袱，帝国事业却在总体上不利于西班牙自身的发展，无助于西班牙的现代化。
其次，西班牙的天主教原则客观上有害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
天主教是理解西班牙及其帝国历史的一把钥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天主教是主宰西班牙帝国事业的灵魂，甚至可以说，西班牙的帝国事业就是天主教的事业。确保天主教的无上权威和统治地位，不仅是西班牙的立国和治国原则，而且是西班牙发展和巩固其三维帝国的基本原则。如果不是以天主教作为精神支柱和旗帜，西班牙人长达几个世纪的坚韧斗争和光复大业的最终完成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以缔造不含杂质的天主教国家和天主教帝国为其神圣使命，西班牙人在其帝国形成和发展时期体现出来的诸多狂热和野蛮行径也是不可理喻的。唯其如此，天主教永久性地改变了西班牙，也永久性地改变了它的众多殖民地。以至于在当今的西班牙，仍有96%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在曾经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许多拉美国家，其当今的居民也多信奉天主教。
纵观1492-1700年的西班牙发展史，无论西班牙君主在西班牙本土还是在帝国的其他部分推行天主教原则，其结果对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而言，都是非常有害的。
在西班牙本土，天主教原则的推行主要体现为西班牙君主强迫异教徒皈依天主教，或者直接对异教徒施以包括火刑在内的各种严酷惩罚。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以宗教裁判所为常用工具，由其具体负责对异教徒的甄别、监视和处置，制造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惨案。据统计，仅在腓力二世时期，就有超过550万的西班牙人成为这一迫害机器的受害者，其中被活活烧死的多达3.5万人，而实际数字很可能不止于此。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西班牙君主还会毫不留情地对某些特殊群体直接进行大屠杀和整体驱逐。例如，早在1492年，也就是西班牙完成民族统一的当年，西班牙就驱逐了大约3.5万户犹太人。又如，在16世纪中后期，曾经扬言“宁愿不当国王，也不愿统治一个有异端的国家”的腓力二世，对摩里斯哥人实施过极其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再如1610年，腓力三世又索性将西班牙境内的所有摩里斯哥人驱逐出境。诸如此类的残暴行为，非常有害于西班牙国内经济的发展，因为它们给西班牙的劳动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不仅如此，天主教原则的推行，还封死了西班牙现代化必需的制度变革之路。因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一言以蔽之，天主教原则在西班牙本土的强力推行，对西班牙的现代化是极为有害的。
在西班牙本土以外，特别是在西班牙的欧洲领地，天主教原则的推行也非常有害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因为它不仅使西班牙国无宁日，而且给西班牙自身的人力物力造成了极大损失。在当时西班牙君主的心目中，美洲和欧洲是帝国事业的两大重心，而欧洲事业甚至比美洲事业更为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美洲只不过是他们的财源，而帝国政策的重点和西班牙的伟大则始终系于欧洲大陆。易言之，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来说，如果说美洲事业的要义在于侵吞财富和传播天主教的话，欧洲事业的要义却在于称霸欧洲和捍卫天主教。为此，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们不仅使西班牙自身变成了宗教裁判所的冤狱，而且使西班牙扮演了天主教警察的角色，到处大打出手。帝国事业之所以会成为西班牙发展道路上的一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使西班牙经历了太多的战争。而在这诸多战争中，给西班牙自身造成最大伤害的，又是发生于欧洲并且归于徒劳的争霸战争和宗教干预战争。比如，在西班牙与法国的长期争霸战争中，查理一世“主要消耗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和西班牙的财富，特别是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中”。在旷日持久的尼德兰战争中，腓力二世“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来进行，而且，这场战争不仅在陆上进行，也在海上进行，不仅同荷兰人打，也和英国人打”。正由于诸如此类的战争，在腓力二世去世之后，“西班牙再也没能从这一世纪人力物力过度的、无效的浪费中恢复过来”。
再次，西班牙重视殖民掠夺远胜于发展国内生产的观念直接有碍于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
这是长期阻碍西班牙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竭力发展和捍卫天主教事业，可以说是西班牙君主们进行海外扩张和维护霸权的两个并行不悖的基本目标。当初伊萨贝拉女王为了赞助哥伦布远航而宁愿付出自己的全部首饰，其目的就是要换回远大于自己全部首饰的财富。如果说当时的西班牙君主原本意识不到发展国内生产在国际竞争的重要性，但不至于形成重视殖民掠夺远胜于发展国内生产的观念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远洋探险和殖民掠夺给他们真正带来巨大收益和极为可观的前景的情况下，这样的观念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很快普及于整个西班牙，成为一个民族长期难以更改的思维定势。也就是说，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成功，在西班牙本土非但没有化为发展生产的动力，反而导致了这种动力的长期缺失。用中国已故女史学家陈衡哲的话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巨额金银财宝的输入，西班牙“便像一个骤得巨富的叫化子一样，立时狂饮滥赌起来”。根本漠视且无心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当贵族们将他们新获得的财富投资于土地、珠宝和饰品而不是工业或农业时，西班牙经济开始衰弱，并缺乏竞争力。在西班牙债务越陷越深的同时，它的欧洲对手国家却在发展自己的工业”。这种情况不仅注定了西班牙的落后，而且使得奢糜有余发展不足的西班牙在当时的国际经贸往来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的漏斗”。总之，由于上述观念，西班牙虽然可以不断获取巨额财富，但却没能使自己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它客观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大好发展机遇，但主观上未能识别这一机遇，最终也就白白浪费了这一机遇。
综上所述，1492-1700年，西班牙人一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能量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使西班牙成为欧洲及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是在西班牙自身获得均衡发展并且领先于世界的情况下取得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就不但没有促进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反而阻碍甚至破坏了西班牙自身的现代化。而与此同时，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却已通过制度变革和工商业发展，悄悄拉大了它们与西班牙的发展差距，以至于在哈布斯堡王朝结束之际，西班牙已经全面落后了。因此，有理由认为，西班牙的现代化之所以迟迟不能实现，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在帝国大梦中空耗了这两百多年的大好时光，使后来的现代化追赶变得格外困难。不仅如此，昔日的光荣和帝国情结还将作为一种后遗症，继续困扰西班牙人的心态，使他们的现代化进程遍布挫折与不幸。
进入18世纪之后，西班牙君主终于开始了变革图强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得益于西班牙的改朝换代、帝国包袱的明显减轻以及法国的影响，并且给西班牙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和进步。从此，西班牙的现代化不仅重新启动，而且开始进入有意识全面推进的历史时期。
如前所述，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之后，很快在前人的基础上促成了西班牙的伟大和强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旁王朝（1700-1808）建立之后，却随即为西班牙招来战祸，并且因此加剧了西班牙的衰落，致使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这场战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欧洲的一些重要势力担心再出现一个如当初强大的西班牙，故而不惜诉诸武力，坚决予以干涉。假设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二世有亲生的王位继承人，王位继承便是纯粹的西班牙内部事务，自然不会招致这场战争。假设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外国人只有一个，并且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大公，或者查理二世生前指定由此人继承王位的话，这场战争也应该可以避免，因为他正是战争发动者们的理想人选。问题在于，适合继承王位的除了查理大公，还有法王路易十四之孙、安茹公爵腓力，而查理二世指定的继承人偏偏是后者。查理二世选择此人的目的，是“希望他能保持西班牙领土不受法国的进一步侵略”。但具有同等权利的奥地利无法忍受这样的决定，英国则从这一决定里读出了一种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那就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冠很可能合二为一，欧洲大陆很可能再出现一个超级大国，因为腓力同时也是法国王位的继承人。于是，在腓力根据查理二世的遗嘱继位之后，英国与奥地利、荷兰、葡萄牙等迅速结成同盟，向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主的敌对阵营发起攻击，使西班牙的内部事务起先演变为奥地利王室与法国波旁王室之争，紧接着又演变为一场有众多欧洲国家卷入的国际大战。
这场战争导致了许多重要后果，其中最主要的体现于1713年签订的《乌特勒支和约》。依约，波旁家族终于保住了自己在西班牙的统治，但法国与西班牙的合并被明令禁止。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因为它终止了法国称霸欧洲的计划。对于这一规定，早已失去称霸能力的西班牙人未必有切肤之痛。但是，在其他方面，西班牙遭受的损失和打击是巨大的。首先，在这场战争中，西班牙一度成为双方交战的主战场，饱受兵燹之灾，这在光复战争结束后还是第一次。其次，根据《乌特勒支和约》，“所谓天主教的荷兰即日耳曼的弗兰德、埃诺、南布拉特邦、林堡、卢森堡、那慕尔、安特卫普和马利纳尔从西班牙划归奥地利。另一方面，弗朗什伯爵领地、意大利各属地、米诺卡岛、直布罗陀也脱离了傲慢的西班牙”。其中，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被划归英国。直布罗陀虽小，却是西班牙国土上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要冲。它的沦丧不仅使西班牙的海上权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使西班牙自己也开始备尝丧失国土之痛，直至今日。至此，由查理一世和腓力二世苦心构建和经营的西班牙欧洲天主教大厦的外围全然崩塌。再次，强悍的英国在美洲也给西班牙以无情宰割，不仅夺取了牙买加，而且获得了“往西班牙殖民地贩运奴隶的垄断权”。就这样，西班牙辛苦构建的美洲大厦不仅进一步成为供他国享用的场所，而且从此在版图上也变得不再完整。
就这样，一场因改朝换代引起的国际战争，不仅使西班牙帝国的欧洲领地丧失殆尽、美洲权益进一步受损，而且使西班牙自身的领土也失去了完整性。不经意间，西班牙已彻底沦为欧洲的弱国。
同时，这场战争不仅保全了波旁王朝的统治，而且使西班牙沦为法国的附庸。
自西班牙帝国式微以来，西班牙逐渐成为欧洲后起强国特别是英、法两国竞相欺侮和争夺的对象。英国从对西班牙商船发动海盗劫掠开始，一直注重并不断获得各种实际的好处。法国则在继三十年战争中取得对西班牙的军事优势以后，逐渐将西班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虽然使法国吞并西班牙的愿望化为泡影，但依靠波旁王朝这条政治纽带，法国还是在整个18世纪基本实现了对西班牙的进一步控制，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变为自己的附庸。
在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西班牙先后于1733年、1743年和1761年与法国签订波旁家族盟约，实际上变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工具。根据盟约，西班牙被屡次绑在法兰西战车上，在英法争霸战争中情愿或不情愿地充当着配角，并根据战争的结局分享胜果或品尝苦涩。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个君主腓力五世（1700-1746）在与法国结盟方面表现得相当坚决，并先后跟随法国参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从中获得那不勒斯、帕尔马、普莱桑斯和托斯卡纳等领地。虽然此后斐迪南六世（1746-1759）的外交政策在英法之间摇摆不定，但查理三世（1759-1788）还是坚决地选择与法国结盟。在英法争夺欧、亚、北美殖民地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法方战败。根据战后条约，“西班牙被迫把北美洲的佛罗里达及密西西比河以东和东南的土地割让给英国”。但在另几起重要战争中，作为好处，西班牙收回了米诺卡岛，得到了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也失而复得。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西班牙参加了欧洲君主国同盟，对革命的法兰西作战，结果遭到惨败。1796年，在法国执政府的强迫下，西班牙与法国恢复波旁家族盟约，西班牙再次被绑上法兰西战车，与英国作战，结果再遭败绩，其舰队在圣文孙海角会战中被英国彻底击败。
综上所述，王位继承战争给衰落中的西班牙增添了更多的灾难和耻辱。不过，从此后西班牙的实际发展情况看，这场战争也是西班牙由僵化转向变通、由衰朽走向新生的转折点。
因此，这场战争给西班牙带来了如下三个意义极其重大的后果。其一，波旁王朝的统治转危为安，最终确立。其二，西班牙不仅不再是法国的对手，而且沦为法国的附庸。其三，西班牙的欧洲领土丧失殆尽，三维帝国变为二维帝国。正是这三个因素，推动着西班牙在18世纪走上了变革图强之路。
首先，波旁王朝的确立，本身使作为国家主导力量的西班牙王权开始带有清新的法国气息，从而也使长期缺乏内在变革动力的西班牙的法国式变革成为可能。其次，西班牙沦为法国附庸的事实，促成并确保了西班牙的法国式变革成果。再次，西班牙欧洲领地的丧失，也意味着西班牙从此可以彻底甩掉其欧洲天主教事业的包袱，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国内事业。事实也是如此。用西班牙一位学者的话说，“西班牙的所得是，它丢掉了宗教心事，把这留给上帝去操心，让上帝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自己要专心致志地处理经济事情了”。西班牙的变革图强之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还在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腓力五世就已经和他的法国专家们以法国为榜样，设法加强王权，限制地方主义，削夺贵族权力，推进政治变革。到查理三世时期，西班牙几乎在所有领域呈现出新的气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传播、宗教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不仅被传入西班牙，而且被散播到西属美洲。虽然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在当时所能影响的只是少数人，如一些大臣、领主、文人和法学家等，但这些人却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西班牙政治走向的社会精英。因此，在西班牙的政治土壤上，长期一统天下、代表守旧和专制的西班牙天主教民族主义开始遭遇代表革命和自由的法国思想。从此以后，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倾向将进行时而相对缓和、时而异常激烈的对抗，左右西班牙的历史进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
随着法国思想和一些自由宗教仪式的传入，西班牙天主教会开始面临新的挑战。而没过多久，随着西班牙共济会的迅速崛起，西班牙天主教会又遇到了更为可怕的敌人。不仅如此，法国思想家的思想和共济会的理念总是能够形成合力，对天主教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查理三世听信了关于耶稣会谋反的进言，将西班牙境内所有5000名耶稣会士逐出国境。与此同时，宗教裁判所的特权受到极大限制，其首领甚至因未经国王授权草签法案而被开除。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宗教惩罚仍然存在，但火刑不见了，更多地是革出教门。所有这些，使西班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宗教宽容。
经济领域的变革和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的举措不仅得力，而且显得公正合理。农业方面，开始限制“麦斯塔”滥占耕地的特权，并且把各种公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商业方面，取消加的斯商人与西属美洲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并把它扩散到全国最大的13个港口。工业方面，由于商业政策的合理改变，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和安达鲁齐亚的纺织业被带动起来。“到18世纪中叶，西班牙的经济秩序已稳定，海、陆军已获重建，新的工业主要在加泰罗尼亚开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在50年间，建造的公路达1000多公里，桥梁有300多座。邮政事业臻于完善。”人口的增长也从侧面证明了上述变革和发展的效果。在整个18世纪，西班牙的“人口从600万增至1100万，几乎增加了一倍。”
总之，18世纪的西班牙虽然已不再是欧洲大国，却迎来了自身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可喜变化，政治趋于开明，思想在解放，宗教迫害在减轻，经济在发展，社会也变得比以前公正合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势头没能就此顺利地保持下去。西班牙的现代化还将经历诸多挫折。
19世纪西班牙现代化的主题，是以政治民主化为主要努力方向的制度探索。
没有革故鼎新，就无所谓现代化。以政治民主化为核心和突出标志的制度革新，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往往是最难以处理的一个环节。在现代化的后进国家，制度革新的难度尤其巨大。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传统观念和势力往往非常强大，会对其制度革新构成巨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制度革新思想和方法往往来自先进国家，本身需要接受其国情及发展阶段的实际检验。因此，在这些国家，制度革新往往体现为一个充满艰险和曲折的探索过程，需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包括频发的内战、反复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低速增长或衰退等。19世纪以降的西班牙，就属于这一情形。
西班牙的制度革新虽然从18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改造西班牙旧制度的努力，则是19世纪才开始的。法国的入侵是其主要诱发因素。
如同18世纪，西班牙的19世纪也是以灾难临门为开始的。给它制造灾难的，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800年10月，刚上台才1年的拿破仑迫使西班牙把它最富饶的北美殖民地路易斯安那“让给”法国。随后的4年时间里，拿破仑一方面把西班牙作为英法谈判的筹码，迫使西班牙把特立尼达岛“让给”英国，另一方面则通过两个条约，把西班牙再次绑上法国战车。结果，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军全歼，西班牙的海上武装被全部解除。就这样，继1588年之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更糟的是，法国很快又占领西班牙，使西班牙失去了独立。1807年，为了防止西班牙倒向英国，也为了把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变成进攻英国的堡垒，拿破仑以法西两国联合出兵占领和瓜分葡萄牙为骗局，把军队陆续开进西班牙，然后胁迫西班牙国王退位，由自己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取而代之，西班牙遂失去独立。这次事件激发了广大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创造精神。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向法国正规军发起游击战争，展开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并且终于在1813年底驱逐最后一批占领军，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和民族的独立。
然而，1810年，正当西班牙人为恢复民族独立同法国占领军展开殊死搏斗的时候，西属美洲爆发了志在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西班牙人无法抵挡这场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战争洪流。结果，1816-1826年，除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古巴之外，墨西哥及西属南美的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使西班牙的美洲属土几乎丧失无余。就这样，一个世纪之后，西班牙帝国的美洲大厦也彻底崩溃了。
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对西班牙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首先，美洲殖民地的纷纷独立，实际上使西班牙人被迫甩掉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又一个巨大包袱，从而使他们能够把目光和注意力真正集中到国内事业中来。其次，法国对西班牙的军事占领和军事占领期间法国人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百余年来法国在思想及制度方面影响西班牙的一种延续和强化，并且使更多的西班牙精英分子接受了法国文明。他们将和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形成严重对立，这种发展理想的对立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化为双方在制度层面的反复较量和激烈争夺。再次，由于法国的入侵，西班牙的人民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他们不仅在独立战争期间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才智，而且将积极参与之后的政治角逐。凡此种种，使西班牙民族被政治化了，西班牙将因此变为一个政治试验场。19世纪先后发生的五次革命，使西班牙成为爆发革命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种情形从1812年就开始了。正当西班牙的教士和民众为信仰和民族独立而战、英勇保卫加的斯城的时候，一批知识精英却在城内推出了以民权至上的革命学说动摇古老君主政体基础的1812年宪法。而随着共同的敌人的远去，在战争中被同时唤起的变革力量和反变革力量很快形成对立，并将为各自的政治和制度主张而展开搏杀，西班牙从此陷入长期难解的矛盾之中。
1812年宪法对欧洲的民生进步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它不仅被视为欧洲最激进的宪法之一，而且被欧洲各国的激进民主人士奉为圭臬。从条文本身看，它应该是符合西班牙国情的。因为它在宣布保障公民自由及私有财产、决定实行间接普选、保障出版自由和规定法官不得罢免的同时，也确认了世袭君主制，尤其是确认了罗马天主教的唯一合法地位。但事实证明，它不仅无助于西班牙问题的解决，反而成了西班牙政治搏杀的先导。反法战争结束后，斐迪南七世于1814年3月回国。加的斯宪法的制订者们希望他对这部宪法宣誓，而他一回国却大肆复辟。除公开宣布废除这部宪法之外，他还恢复了战争期间被取缔的宗教裁判所，与罗马教廷重建关系，甚至废除查理三世对耶稣会士的敕令，恢复教士的特权。这种不肯妥协的态度使西班牙立宪派与专制派的斗争开始公开化，并且很快演变为内战。1820年，在立宪派兵临城下的压力下，斐迪南七世被迫对宪法宣誓，取缔宗教裁判所，释放并任用立宪派。但与此同时，外省依然在专制派的控制之下。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内乱在1823年引来了法国的干涉。由于路易十八的目的并非挽救体现着法国革命精神的宪法，而是保全斐迪南七世的王冠，所以内乱的结果是专制派最终获胜，法军的占领也一直持续到1828年。再次成功复辟的斐迪南七世没有显示出胜利者的大度，反而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报复措施。“在1823-1833年的十年间，革命者有五万多人被关进监牢，三万多人被枪杀、绞死、肢解”。
这种以暴禁暴的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矛盾愈演愈烈。1833年，以王位继承问题为契机，两派的矛盾和冲突再次发生，并演变为长达7年的卡洛斯战争。在斐迪南七世于1833年去世之后，他的女儿伊萨贝拉在母亲克丽斯汀的监护下继承王位。西班牙王位传承的惯例是传男不传女。为了让女儿能够继承王位，他曾果断地废除了不许女子继承王位的撒利克法典。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专制派中的极端派极力反对，毫不相让。他们早在斐迪南七世去世之前就已汇集在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周围，迫不及待地准备立他为王。于是，在伊萨贝拉继承王位的同时，卡洛斯也宣布自己为西班牙的国王，并随即发动叛乱，使王位之争演变为又一场内战。更重要的是，它演变为变革力量与传统力量之间的又一次兵戎相见。克丽斯汀因推行开明专制而代表并团结了倾向于变革的自由派，而卡洛斯则代表着反对变革和主张复旧的专制派。在为期7年的内战中，作战双方都非常英勇，也非常残忍。战争的结果是专制派最终落败。另外，由于自由派中主张民主和反教权主义的进步派已经占据上风，试图走折衷道路的克丽斯汀也失去支持，被迫逊位。伊萨贝拉二世亲自执政之后，逐渐把政治推上温和路线，使进步派一度失势。但进步党人不肯罢休。他们在与自由联邦党结成“九月联盟”，并于1868年通过军事政变把伊萨贝拉二世逐出国门之后，宣布推翻波旁王朝，实行普选、信仰及出版自由政策。这就是对此后西班牙历史造成重大影响，号称“光荣革命”的1868年革命。
1868年革命者的目标是“以英国或比利时为榜样，建立一个自由的君主立宪政体”。他们推翻波旁王朝，是因为对这个王朝已失去信任。可是，在他们好不容易为自己物色到并迎来一位国王时，他们内部的不断争吵又迫使后者最终选择了逊位。就这样，“1873年，西班牙别无选择地成立了一个共和国，而且是联邦共和国”。由于西班牙的革新派总是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汲取革命思想，共和国的诞生应该说有它自身的逻辑。但是，对于所有西班牙人来说，共和国的诞生又纯属意外，因为连革命的发动者都没有这样的事先打算。或许正因为如此，共和国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在又一次军事政变中，波旁王朝再一次完成了复辟，由伊萨贝拉之子阿方索十二世就任国王。
西班牙在复辟王朝时期实现了难得的政治稳定。原因在于，在经历多次革命和互相残杀之后，西班牙的对立派别终于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并集中体现于1876年宪法。“该宪法规定，西班牙是世袭的君主立宪国，国家行政权由国王掌握，立法权归国王和议会共同掌握。议会由平权的两院即参议院（上议院）和众议院（下议院）组成。“1876年宪法可以看作是对1812年宪法的一种继承和改造，它对全体西班牙人一视同仁，在宣布天主教为国教的同时，也允许公民有其他信仰。除了承认言论和集会自由，也承认公证结婚的合法性。这部宪法还促成了一个责任内阁和一个两院制的议会，从而在西班牙建立起议会政治。在这种框架内，以卡诺瓦斯为首的保守派和以萨加斯塔为首的自由派达成默契，轮流执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压制共和派和卡洛斯派，保证西班牙的政体不再发生动摇，而且在于极力营建一个能实现和保障国内稳定的体制，彻底结束革命动荡，以拥护王权的各政党轮流执政取代军事政变，使政治变革走上和平轨道。的确，这一目的在一段时期内达到了。而且，在难得的政治稳定中，西班牙实现了普选，实现了宗教与教育的分离，学校教育逐渐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交通和通讯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切使西班牙变得越来越像当时欧洲的先进国家。
然而，这种难得的稳定与发展仍然只是暂时的。关键原因在制度问题上，变革力量与传统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的敌对和较量并没有真正结束，它不仅将随着一次重大民族灾难的发生而再次激化，而且将制造出更加可怕的民族灾难。
1898-1939年，西班牙经历了美西战争和内战这两次影响深远的重大灾难。前者使西班牙的制度问题不仅被再次激活，而且变得空前尖锐，从而导致了君主制的覆灭和第二共和国的产生。后者是西班牙制度问题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剧烈的一次大爆发，民主势力和专制势力为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殊死斗争，结果，第二共和国灭亡，西班牙进入了长期的个人独裁时期。短短41年间，西班牙人为制度探索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惨重代价。
如前所述，1898年是西班牙历史上又一个大灾之年，同时也是西班牙局势再次走向动荡的一年。在历时仅四个月、号称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即美西战争中，西班牙遭到彻底失败，不仅丢失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马利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关岛，而且搭上了几千条生命、两个舰队和15亿比塞塔的经济损失。1899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德国又夺走西班牙在太平洋上仅剩的两块领地：加罗林群岛和除关岛之外的马利亚纳群岛。从而使西班牙的领地只剩下非洲北端的狭窄地带和靠近北非的大西洋上的几个岛屿。
军事上的奇耻大辱和殖民地近乎彻底的丧失使所有关心国运的西班牙人都受到了强烈震撼，也标志着西班牙称霸世界梦想的彻底破灭。一时间，对政府的抗议和谴责之声纷至沓来，西班牙该何去何从也成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由一些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的所谓“九八一代”，“宣称西班牙应该放弃独霸世界的美梦，而努力实现新的、现代化的理想”。他们甚至从制度本身寻找原因，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君主制本身。西班牙的社会思潮由此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因此，美西战争不仅使西班牙帝国遭到了致命一击，而且也预示着西班牙的国家命运将进入一个新的重大转折期。
近乎自然地，美西战争结束之后，西班牙内乱频仍，政局不稳，波旁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1898-1917年，西班牙共更换了20届政府，其中最短的政府只存在3天就垮台了。在1917年夏的大危机中，阿方索十三世本人也险些像沙皇尼古拉二世那样遭到被处死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政府明智地选择了中立，不但使西班牙人避免了战争灾祸，而且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借战争发了大财。但是，它却出于抵偿在1898年战争中遭到打击的“民族自尊”的考虑，很不明智地发动了违背民愿的摩洛哥战争，结果连连失利，迭遭重创。与此同时，在美西战争的刺激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革命宣传、分离运动和工会运动都在迅猛发展，罢工和起义此起彼伏，甚至不乏焚烧教堂和修道院这样的暴虐事件。而交战国订货飞涨造成的经济过热，西班牙政府在德法战争中对德军的明显偏向，尤其是它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及其溃败，无不为国内的混乱状态火上浇油，使事态更趋严重。
在正常统治已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为了平息骚乱，恢复秩序，阿方索十三世病急乱投医，只好求助于军事解决的办法，把政权交给里维拉将军。而里维拉则“立即中止了1876年宪法并通过关闭议会，结束了议会统治；他制订计划重整军队、教会和君主制度，即传统的维持秩序的支柱，他置新闻于严格的军管之下；取消了加泰罗尼亚名义上的自治权；他将商会内的活动权授予社会党分子，以平衡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不仅如此，在1926年，里维拉政府还同意大利签订友好条约，并模仿墨索里尼的职团制，在西班牙建立“管理和劳工委员会”，以解决劳资纠纷和发展经济。就这样，西班牙政治进入了为期7年的军事独裁期（1923-1930）。这种旨在维护君主制度的作法，实际上却从一开始就为这种制度宣判了死刑。
在一段时间里，独裁者里维拉“一方面靠审查制度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还得到了军队、教会和大企业的支持”。此外，由于靠镇压手段使西班牙的大批动乱分子流亡国外，他一度成功控制了国内局势。由于凭借法国的帮助暂时打赢了摩洛哥战争，他也一度也为自己博取了较高的声望。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当他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实现振兴祖国的理想时，却不断遭遇挫折。就连许多将领也不再支持他，因为他试图干预军队中的传统晋升制度，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更严重的是，独裁政权本身是不得人心的。到了后来，在政治家和几乎整个知识界都激烈反对独裁政权，新的革命呼之欲出的情况下，已失去军队支持的里维拉明智地选择了隐退。没过多久，在1931年6月迫于人民压力而举行的市政选举中，随着共和派的获胜，支持过独裁政权的波旁王朝和它所代表的君主制也遭到了无情的抛弃，阿方索十三世只好携眷外逃。就这样，君主制度被和平推翻，西班牙又一次变成了共和国。
相比之下，第一共和国的出现和短暂存在纯属意外，而第二共和国的问世及其举措则体现出很强的目的性。在成立6个月之后，共和国推出了自己的宪法，宣布西班牙是一院制和“所有工人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宪法同时强调：西班牙将实行政教分离，不再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国家除不再对教会进行资助之外，还保证公民结婚、离婚不再受教会约束，所有的公立教育也都必须脱离教会控制。此外，宪法还赋予公民信仰、言论、出版及集会自由；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给予加泰罗尼亚少数民族以有限的自治权等。所有这些，不仅是对里维拉独裁体制的全盘否定，而且是在1876年宪法的基础上，对西班牙传统国家制度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改造。制度上的这一重大转换，使独立战争以来西班牙人的制度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对于传统势力过于强大的西班牙来说，这种重大的制度转换里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第二共和国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历经立宪、左翼掌权、右翼掌权和内战4个时期，最终毁于战火。因此，决心“要使西班牙社会现代化，缩短欧洲与西班牙之间的差距”的西班牙共和主义者不仅没能借助共和制度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最终使自己和西班牙人民都为这次制度尝试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著名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
其中的原因可以说非常复杂。从主观方面看，作为共和国的真正维护者，左翼势力在一些重要环节上处理不当，导致支持率下降，从而在关键时刻既无以自保，也无法捍卫共和国。例如，土地改革措施失当。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让广大农户拥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但是，由于缺乏购买土地的资金，实际能得到土地的农户比预期的要少得多。与此同时，政府的购征计划虽然只针对大地主的土地，却也使为数众多的小地主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关系重大的土地改革在广大的农村几乎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再如，宗教改革行为过激。如前所述，1931年宪法在宣布信仰自由的同时，还取消了官方宗教，削夺了教会的许多权利。在天主教传统极为深厚的西班牙，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与广大的教士们为敌，本身具有危险性。至于解散耶稣会，没收其财产，以及取消国家对宗教活动及教士的补贴的做法，更是将大批天主教人士置于无以维生的境地。这种极端的反教权主义作法，又使共和国在另一个领域失去人心，尤其是失去了为数不少的天主教士的支持。
从客观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虽然在选举中获胜，但也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民心所向。因为实际情况是，共和主义“在众多的有力量的中下阶层和农民中没有真正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情况决定了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共和国容易失去民众广泛而坚定的支持。其次，“尽管西班牙的经济相对独立，受本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远不如欧洲各国严重，但共和国时运不济，建立于预算紧缩和通货紧缩的时代。到1934年，出口已降低了75%，工业生产停滞，失业人口几达一百万，其中七成在农村”。这种情况不仅容易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而且容易使他们对新制度产生怀疑。再次，共和国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固然体现了共和国主义者的民主理想，却也成就了各种右翼势力的存在和发展，以及议会内部的不协调。而且，作为西班牙以往历史的一种延续，共和国内部几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左翼和右翼势力强大，中间势力弱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合理政策的形成，而且为共和国的命运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最后，在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内战中，右翼势力不仅掌握了西班牙的精锐部队，而且得到了德、意法西斯的有力支持。而左翼政府内无良将精兵，外无民主国家的有效支援，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左翼势力志在彻底改造西班牙的话，右翼势力的目标则是恢复西班牙的专制传统和历史光荣。因此，共和国内部的派别之争，不仅直接关系到共和国的存亡，而且实质上仍然是变革与传统之争。这种斗争越到后来越趋于激烈。例如，从1932年初起，共和党——社会党联盟执政，在经济及社会方面对西班牙实行重大改革。作为回应，右翼势力一方面加紧破坏改革，另一方面则积极展开夺权活动。1933年10月，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组建了有名的长枪党，其目标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到祖国一边，并梦想建立一个帝国，使工人阶级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外国’自由主义”。在11月的选举中，它与保皇党、天主教会等右翼势力组成西达党（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并且如愿获胜。在一次引起轰动的竞选演说中，长枪党的创建者、前独裁者普里莫·里维拉之子安东尼奥·里维拉叫嚣说：“没有其他辩证法，只能用拳头和手枪说话！”这句话颇能代表当时整个右翼势力的强硬态度。西达党一上台就反攻倒算，几乎取消了左翼政府的所有改革成果。作为回应，在1936年2月的立法选举中，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党、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同盟等左翼力量打出人民阵线的旗帜，利用广大民众对右翼政府的强烈不满获得胜利。但右翼不甘失败，他们如法炮制，举起民族阵线的旗帜，同样争取到了民众尤其是精锐军队的支持。不仅如此，他们还迅速发动叛乱，从而使共和国内部的纷纭政见迅速激化，并且演变为一场为决定共和国去留而进行的空前惨烈的内战，甚至因国际人士和国际势力的大量介入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总演习。这场内战，让西班牙付出了将近60万人的生命代价：“30万军人阵亡，10万平民被处死，20万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或轰炸。”内战的最终结果，是半个西班牙打败了另半个西班牙，是佛朗哥领导的叛军推翻了人民阵线领导的共和国政府。由此，共和国覆灭，西班牙又进入了一个独裁期，而且几乎长达40年。
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归宿是民主化。因此，新独裁政权的建立和长期存在，不能不说是西班牙政治的一个悲剧性倒退。然而，从西班牙此后的实际发展历程看，这种倒退有其必要性，因为它毕竟结束了多年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治纷争，使西班牙进入了一个将近40年的政治稳定期，从而也使其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这种倒退还有其非凡的历史功绩，因为它换取了西班牙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经济与社会的飞跃性发展，从而也为终结独裁政权、永久性地削弱专制势力和实现政治民主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的独裁者，是佛朗哥。早在1936年10月1日，握有重兵且战功显赫的佛朗哥就被右翼势力任命为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并且被宣布为民族主义西班牙的国家元首，从而确立了他在右翼势力中的领袖地位。关于未来的西班牙，佛朗哥也是从很早起就有了自己的构想。1937年7月，在接受合众社记者采访时，佛朗哥表示：“西班牙将实行合作方式，结束毒害人民的自由体制……西班牙将借鉴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但使之符合民族特性。我们将使它成为适合民族尺寸的衣服。”也就是说，他打算终结西班牙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尝试及其成果，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具有西班牙特色的法西斯独裁政权。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是西班牙传统制度的合理延续和真正希望所在，而自由主义则是导致西班牙多年来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以他在20年后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为例：“我们的现行制度绝对源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心灵，并以之为基础。自由主义正是丢失了、污染了这些源泉。忘记了西班牙心灵的需要，使我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经受折磨，使我们付出了丢失帝国和灾难性的衰落的代价。”佛朗哥的这套建国理论及其做法，就是著名的佛朗哥主义。不难看出，佛朗哥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要把自由主义的一切成果推倒重来，使西班牙在回到传统的基础上谋求全面复兴。
同样是在内战期间，佛朗哥已经为未来的政体搭好了基本构架。在这个基本构架中，“合并了长枪党、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国民党以及其他的小派别”的国家主义运动（FET）“是主要的角色，但并不进行统治；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教育和重要文化影响方面的垄断地位；对所有形式的反抗进行残酷镇压；最重要的是，佛朗哥本人进行全面控制，其地位不容置疑”。内战的最终胜利更是给了佛朗哥全面推行佛朗哥主义的机会。1939年4月1日，在右翼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之后，佛朗哥利用长枪党、教会和军队这三大支柱，在全西班牙范围建立了独裁统治。他自任国家元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与共和时期的代议制度，颁布“关于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大权都由他一人独揽，内阁各部部长，所有军、政要员甚至主教都由他任命，一切法律、法令都由他批准。不仅如此，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还极力制造白色恐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致使“数千名共和党的同情者遭到集体处决，上百万人被审问囚禁”。他也使大批西班牙人流亡到欧洲及拉美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佛朗哥在国内继续推行恐怖统治，对长枪党以外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党员，大肆搜捕、关押，甚至处死，而且还使用过阉割刑和绞刑，直到1963年才取消。人民的民主及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任何反对严格控制言论、新闻、结社的呼声都会遭到严厉的打击。
佛朗哥的这种暴虐统治，不仅给众多的西班牙人制造了痛苦和灾难，而且一度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强烈不满。1946年2月9日，联合国以45票对2票把西班牙逐出一切国际机构。当年12月，联合国又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决定只要西班牙保持现行制度，今后就不接纳西班牙为联合国会员国。就这样，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被强行隔离了。遗弃它的不仅是欧洲，而且是整个世界。
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佛朗哥的铁腕统治之下，西班牙不但实现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社会稳定，而且在逐渐打破外交坚冰和改善国内政策的基础上，实现了国人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经济起飞，甚至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长治久安和继续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变化。
佛朗哥政权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促成了西班牙的经济起飞。在5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内战的严重破坏，也由于西方及国际社会对西班牙的隔离，西班牙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极其缓慢，“平均每年仅以大约百分之一点八的速度爬行，生产只能限于低水平的自给自足”。被西欧多数国家远远地甩在后边。在被孤立于西方经济之外的情况下，西班牙一方面只能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另一方面则一度把这种政策视为“永久的理想”。然而，到了5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恢复，自给自足的体制已无法满足其进一步恢复和增长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亟需加入世界经济，以寻求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原料和产品市场。因此，佛朗哥政府从1959年起放弃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转而推行对外开放和与西方接轨的“稳定化计划”。结果，外国贷款、旅游业收入和侨汇的急速增长使西班牙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很快实现了奇迹般地起飞。1960-1973年，在西欧各主要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4.5%的情况下，西班牙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7%，仅次于亚洲的日本，因而被誉为“欧洲的日本”。更重要的是，14年的高速发展使西班牙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西班牙从一个原本落后的农业国跳跃性地升级为先进的工业国。1975年的西班牙甚至号称“世界第十大工业强国”。工业的快速增长再次使大批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但其原因和意义已与内战结束之初完全不同。40年代时，西班牙尚有一半的人口从事农业。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多达80万的小农已经离开了土地。而根据1978年的数字，西班牙的农业人口已降低到法国的水平。因此，即使从经济结构方面看，西班牙已经与世界强国相差无几。总之，在佛朗哥统治后期，西班牙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奇迹般地完成了工业化。
佛朗哥政权在经济领域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仅得益于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班牙国际环境的改善。这种改善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主观方面说，为了改变西班牙被国际社会“隔离审查”的不利局面，佛朗哥政权从40年代中期起加强了西班牙与拉美和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关系，而阿拉伯国家的投票在促使联合国于1950年取消对西班牙的外交制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55年，西班牙如愿以偿地成为联合国成员国，重新加入了国际社会。从客观方面说，美国在结束西班牙孤立状态以及刺激西班牙经济发展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3年，“当杜鲁门政府担心苏联涉足欧洲和北非时，西班牙在二战时的态度被既往不咎，美国与之签订了一项协议，以2.26亿美元为交换条件，取得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军事基地使用权”。由此揭开了主动接近西班牙的序幕。随后，在1969年和1970年，同样是在出于战略考虑的情况下，美国又先后两次与西班牙签订协定。根据这几个协定，西班牙共向美国提供了3个空军基地和1个海军基地，美国则除了向西班牙提供一定的军事及经济援助之外，还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及农业生产等方面与西班牙展开合作与交流。在美国的影响和带动下，西欧各国也先后取消了对西班牙的孤立政策。1958年以后，西班牙又相继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至此，西班牙不仅成功地摆脱了孤立状态，而且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获得了强大的国际支持，为发展国内经济赢得了大好机遇。佛朗哥政权正是以此为契机，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实施“稳定化计划”，从而促成了西班牙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且在极短时间里使西班牙完成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到发达的工业国的根本转变。
在经济飞速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西班牙的社会也在改良和重组。促成社会改良和重组的，除了经济的巨大发展，还有佛朗哥政权的一些具体政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里，佛朗哥政权的性质和政策基调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已由“胜利的独裁政权”变为“发展的独裁政权”，政策在积极转变，统治手段也越来越趋于温和。佛朗哥本人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仁慈的族长”，而不再是一个“胜利的将军”。他“广泛推行了社会福利制度，将所有工人纳入到社会福利体系之中，为无力支付医药费用的西班牙人提供免费医疗，给穷人提供福利住房”。使西班牙社会变得不仅比以往富足，而且比以往公正。佛朗哥政权还大力推进扫盲运动，发展国民教育，“教育制度也更为自由化，数千名西班牙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1967年，佛朗哥政权甚至通过一项宗教自由法案，放松了天主教对其他宗教信仰的控制。就连佛朗哥维持独裁的一大法宝——新闻检查制度——也在松动之中，“对报刊的检查少了，出版物丰富了，批评性言论也大胆了”。而在整个佛朗哥时代，西班牙在社会领域发生的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应当是以下两点：其一，与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基本同步，西班牙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中产阶级化。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结构方面，西班牙社会从1957年到1978年期间的变化比前一世纪的变化还要迅速”。在佛朗哥政权结束之际，西班牙的人口已达3500多万，其中一半以上已属于中产阶级。其二，教会自身完成了历史蜕变。在西班牙以往的历史上，天主教历来是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西班牙内战中，它是右翼势力的有力支持者。在佛朗哥独裁政权中，其历史地位也一度被恢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也正是在佛朗哥独裁时期，西班牙教会却逐渐主动迎合世界潮流，不仅开始对其他宗教信仰持宽容态度，而且不再完全站在政府一边，反而在很多时候能够代人民立言，甚至要求政府给予人民表达意愿的权利，对政治犯和流亡者实行大赦。这两大变化意味着，在佛朗哥的独裁政权下，西班牙社会已经逐步实现了现代化。
政治领域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独裁政权在某些具体政策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与缓和。更重要的是，对西班牙未来的政治制度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设计。早在二战结束之际，佛朗哥政权已经开始根据形势需要逐步改善自己的体制、政策和宣传口径。1945年10月起，佛朗哥在媒体上不再被称为领袖，而改称为国家首脑。同一年，他还首次谈及未来的国家政权问题，声称自己是君主制的拥护者。1947年3月31日，佛朗哥发表宣言，将他的政权正式定性为由他担任行政首脑的天主教王国。并且规定，在他去世或不能视事之后，将由一位波旁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就任国王。当年7月，这一宣言被提交全民公决并获通过，使佛朗哥的个人决定被成功转化为民众意愿。从此以后，西班牙虽然暂时还没有国王，但在名义上已经变成了王国。1969年，佛朗哥又确定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为西班牙的未来国王，而“胡安·卡洛斯宣誓效忠于国家主义运动的原则，将在佛朗哥身后继续实行佛朗哥主义”。就这样，佛朗哥在逐步调整其统治方式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政权安排了一个符合其理想逻辑的出路。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富有远见和积极稳妥的安排。因为，它保证了西班牙政权的平稳过渡。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安排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因为它的内核，也就是佛朗哥主义，随着西班牙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所以，佛朗哥处心积虑安排的未来政权，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必将否定和抛弃佛朗哥主义，使西班牙完成又一次制度转换。这种转换，就是由专制再次转向民主。幸运的是，由于万事俱备，再加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这次转换是平稳的，西班牙终于走出了多年来由于制度问题而反复发生政治动荡甚至是民族悲剧的历史怪圈，其现代化也终于进入坦途。
如上所述，在佛朗哥时期，西班牙的现代化已经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这种现代化又是畸形的，因为它不仅不包含政治民主化，而且事实上是以牺牲民主和自由为代价的。因此，在佛朗哥之后，如何推行政治民主化和全面实现现代化，成为摆在西班牙人面前的新课题。事实证明，他们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各种机遇，及时、顺利并且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课题。
在佛朗哥于1975年去世之后，根据上述安排，胡安·卡洛斯正式就任国王，西班牙的政权实现了平稳过渡。应该说，这不仅是佛朗哥的成功之处，而且也是当代西班牙人的幸运。不过，如果以佛朗哥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着眼点，他显然选错了接班人，因为新国王在1975年11月22日的登基演说中，就已经向国民透露了自己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意向。随后，他也没有像他当初在誓言里所承诺的那样继续实行佛朗哥主义，而是作为佛朗哥主义的有意终结者，对西班牙进行了坚决的民主化改造。
当然，就西班牙的实际情况而言，这种改造是必要而及时的。事实上，早在佛朗哥去世之前，“从1939年继承下来的独裁主义日益成为时代的错误，不仅在欧洲不合时宜，而且也不适合70年代的‘现代’西班牙社会……政治制度要容纳经济变化所产生的冲突和期望已越来越困难”。当时的西班牙已经需要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性变革来理顺一切关系，但佛朗哥本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任务只能留给胡安·卡洛斯国王和他的历届政府。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新政权的最大任务和最大功绩是使独裁专制的西班牙变为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这一过程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和风险，它也遇到过右派的阻挠，甚至还遇到过不止一次的军事政变威胁。但总体来说，反改革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与支持改革的力量抗衡。因此，这场革命性的变革进行得异常顺利，并且是自上而下、循序渐进、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完成的。既没有因为阻力而出现政策的大倒退，也没有因为改革而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
究其原因，除了新政权在推进改革方面决策对路、举措适当之外，最根本的应当是西班牙社会在佛朗哥时期已经产生了真正民主变革的需求，特别是已经具备了迎接和承受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胡安·卡洛斯国王在就职演说中透露的信息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政治理想，而且代表着新时期西班牙人的主流愿望。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76年12月的全民公决。在这次全民公决中，2200万年满20岁的西班牙公民就是否赞成“政治改革以及规定在1977年6月举行立法选举的法律草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政府的改革计划赢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根据这项法律草案，佛朗哥时期的一院制议会将变为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构成的两院制议会，并且都将在秘密和直接普选的基础上产生。这可以说是西班牙政治转向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开端。
在1977年6月的大选中，积极参政的选民抛弃了极右派和极左派，苏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心联盟”（由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从此以后，作为民主化成果而产生的苏亚雷斯联盟党政府在继续推进民主化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功的主要标志是确立民主立宪君主制的1978年宪法。这部宪法“是第一部不由政党意志决定的宪法，而是代表了各主要政党之间的妥协的西班牙宪法”。它“放弃了把天主教作为官方宗教和国教的作法，并为离婚开通了道路”。它还充分吸取历史教训，融进了能够确保政府稳定的种种机制。此外，这部宪法还确立了自治原则，为解决地区问题提供了合理途径。民族自治是关系到民族统一并且困扰历代西班牙政府的老问题。佛朗哥政权曾以民族的统一和伟大为借口，完全压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要求。而新政权则在谴责地方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决定加速地域自治进程，并且将自治原则列入宪法，把西班牙划为17个自治区，使民族自治权在数百年来头一次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尊重，并且逐渐得到了妥善解决。在新制度下，17个自治区都“有自己的政府、立法和司法权，并自行处理社会公益事业、住房、卫生、农业、文化、城市规划等问题，在巴斯克地区，甚至警察也是地区自办的”。
从1982年10月的大选开始，西班牙的政党制度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民主中心联盟”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引起动荡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靠拢。在这次大选中，社会党以绝对优势赢得胜利，这使得社会党自1936年以来第一次成为西班牙的掌权者。与此同时，“民主中心联盟”的议席由168个锐减至12个，而保守的人民联盟的议席却从当初的9个猛增到106个。社会党与人民联盟的同时崛起，构成了延续至今的西班牙两党制的雏形。这表明，西班牙的民主政治从此进入了成熟期。
新政权的另一重要任务和功绩是使西班牙彻底结束政治孤立并加入欧共体。诚然，如前所述，在佛朗哥时代后期，西班牙的孤立状态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但是，这种状态特别是政治孤立状态并未完全结束。因此，西班牙的新政权除了继续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之外，还主动把友谊之手伸向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各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以1975年和1986年的情形对照为例。1975年，来西班牙访问的外国元首只有马耳他的明托夫。而在1986年，来访的外国元首已多达29位，从而使西班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地位。加入欧共体是西班牙人自佛朗哥时代起就已努力追求的重要目标。早在1962年和1970年，西班牙就已经先后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但皆因它在政治上违反欧共体的民主原则而遭到断然拒绝。1977年7月28日，政治上已经迈开民主化步伐的西班牙第三次向欧共体提出申请，并逐渐得到积极回应。经过漫长的谈判，它与葡萄牙一起于1986年元旦正式成为欧共体的成员国。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逐渐承担了一些国际义务，但更多的是争取到了许多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好处。同一年，经过公民投票表决，西班牙还成功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新政权还使西班牙的国民经济在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应该说，新政权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经济衰退的考验。因为，开始于1973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也严重波及西班牙，使西班牙的民族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不过，新政权通过积极应对，不仅使西班牙成功挺过了这一难关，而且“使它的经济结构适应新的国际分工，有能力参与西方国家的许多基础工业的竞争”。80年代中期以后，西班牙的经济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增长期，并且与成功加入欧共体有着很大的关系。和葡萄牙一样，在加入欧共体之前，加入这一组织的愿望不仅为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明确了目标，而且增添了动力。而从谈判开始到正式加入，西班牙又不断从欧共体那里获得了包括资金、市场和结构优化在内的诸多利益。在正式加入欧共体之后，西班牙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以1988-1993年为例，西班牙不仅从欧共体获得了成4倍增长的结构基金，而且促成并得到了一大笔聚合基金。该基金名义上用于改善交通设施和净化环境，实际上则是为了在缩小成员国之间贫富差距的基础上构建欧洲货币联盟。正是凭借诸如此类的强大支持，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快速增长，并且迅速缩小了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差距。1985年，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欧盟15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6%。而到了1994年，这一数字已跃升为77%。正是依靠这样的发展势头，西班牙不仅保持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它自佛朗哥时代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
凡此种种，特别是政治改革和基于政治改革的社会改革及文化改革等，都使西班牙脱胎换骨，彻底改变了佛朗哥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国际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再是一个血腥、恐怖、保守和畸形发展的政治怪物，而是一个民主、自由、富足、欣欣向荣的美丽国度和已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后现代社会。一切似乎来得很容易，但实际上极其艰难。因为，西班牙人曾经多次为此付出过巨大而昂贵的代价。
放在欧洲的背景下考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现代化历程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基本的相似之处在于全部历程的先发后至特性，即与英、法、荷、德等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它们的现代化起步较早，但完成较晚。
之所以说葡萄牙的现代化起步较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葡萄牙不仅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在此基础上一度出现了明显的近代变革的趋势。其次，更为突出的是，葡萄牙是近代欧洲开风气之先、第一个走上海外扩张道路的国家。而历史已经证明，近代欧洲列强的崛起，海外扩张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后来的历史又表明，曾经领先一步的葡萄牙只是出现了兴盛一时的繁荣景象，却没有实现甚至是长期中断了切实的发展，所以很快就被其他欧洲列强甩在了后面，而且差距越拉越大，直到20世纪中期。西班牙是紧随葡萄牙走向海外扩张，揭开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国家。近代海外扩张不仅是人类航海科技实现突破性进展的产物，而且成为此后世界列强掠夺财富、富民强国以及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国家刚一成立便发起海外扩张并获得巨大成功的西班牙也算得上是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只不过，海外扩张毕竟是国家现代化的外因，如果没有国内经济、社会及政治的结构性变革和发展做基础或相呼应，或者无助甚至有碍于这类变革和发展的实现，便无益于国家现代化。西班牙直到18世纪才开始有意识地谋求国家的现代化，而此时的它在国家实力上已经被其他列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所以只能沦为一个现代化的追赶者，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它只能迟到性地踏进现代社会的门槛。
据此，可以认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现代化不仅属于同一模式，而且可以通称为先发后至的现代化模式。
与欧洲的其他现代化模式相比，这一模式的要义在于，首先，属于这一模式的国家曾经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一步。其次，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完成。再次，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固然不可忽视，但更值得重视的应当是导致其长期落后的原因。或者说，关于它们，更值得重视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它们的现代化为什么虽然先发却又后至呢？
笼统地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育和政治改良，甚至作为国家现代化基本保证的民族统一（比如意大利）等，受到了各种因素的过多干扰和延误。具体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其一，经济发展被长期忽视和搁置。现代化固然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主要还是取决于经济的工业化。没有经济的工业化，就无所谓现代化。而且，没有经济的工业化，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政治民主化也会缺乏真正的基础。现代化的后进国家在有意识推进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容易发生剧烈的动荡，基本原因正在于政治先行，本末倒置。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现代化之所以迟迟不能实现并且屡遭挫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太长的时间里，它们只看到掠夺和消费的好处，却未意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等它们被迫意识到这一重要性和自己的全面落后状态，并且决心有所作为时，它们与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差距已经被远远拉开了。
其二，帝国事业的消极影响太大。诚然，帝国事业带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即使在帝国衰落至完全解体的漫长时期里，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属于强者，并且可以像寄生虫一样，依靠殖民掠夺，维持自己的基本消费。再比如，帝国事业毕竟给它们带来过巨大的荣耀，而这种荣耀，正如西班牙佛朗哥主义所昭示的那样，是它们在困境中谋求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一大精神动力。但是，帝国事业对于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而言，其消极影响却非常之大。首先，殖民掠夺的巨大成功和长期延续即使不是进一步延误、也至少是长期抑制了这两个国家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工商业生产的需求和动力，从而也长期延误了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帝国事业本身是个巨大的包袱，其营建和维持都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本身不利于甚至往往直接有害于其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例如，自从15世纪迈开海外扩张步伐以来，葡萄牙的发展重心长期放在海外殖民地，而不是国内事业上。或者更为确切地说，长期以来，葡萄牙人不仅特别重视对海外殖民地的经营，而且经常把海外殖民地视为解决国内问题或谋求国家发展的基本手段，以至于国内事业的发展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这种倾向虽然在其东方殖民帝国解体之后有所改变，但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只是在非洲殖民地实现独立、葡萄牙不再有殖民地可以依赖之后，葡萄牙人才能够完全收回注意力，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再如，16-18世纪，西班牙统治者即使不是把全部精力，也至少是把大部分精力投放于本土之外的帝国事业。庞大事业的维持和不切实际的追求日益超过了西班牙人的实际承受能力，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这种内外事业轻重倒置的情况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才开始明显改观。不过，殖民地事务仍将长期分散西班牙人的精力，甚至在特定时候会成为左右国民情绪、严重影响国家政局及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如美西战争、摩洛哥战争等。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西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西班牙才彻底解除了殖民包袱，使一心一意谋发展变为可能。
其三，专制守旧的势力过于强大。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现代化之所以迟迟不能完成，甚至颇多挫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专制守旧的势力过于强大，对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其制度变革构成了极大的阻力。在这两个国家，专制守旧的势力之所以异常强大，主要是因为它们长期坚持以天主教治国，而在20世纪中期以前，强大的天主教势力一直视一切革新为异端。因此，在它们的现代化历程中，不仅有过宗教裁判所祸国殃民的种种恶行，而且在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的对决中，天主教总是站在后者一边，成为制度革新的拦路虎。从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制度现代化会经历那么多严重挫折，并且在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几乎同时经历了一个为时不短的独裁时期。佛朗哥甚至不仅复活和加强了天主教在西班牙的地位，而且为西班牙设计了一个新的专制王权，自己则甘愿做这一未来政权的看守人。照此设计，若非天主教本身在佛朗哥时期发生了变化，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政治民主化进程不知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和阻力。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从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中得出几点有益的启示。首先，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不重视其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在现代化的竞争中落伍。而落后的局面一旦形成，就非短期内所能改变。因此，对于当前正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由谁执政，其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都应当是发展生产力。其次，稳定是发展的根本保证。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制度探索所付出的历次惨痛教训，以及这两个国家能够分别在萨拉查独裁和佛朗哥独裁时期实现经济与社会突破性发展的事实证明，光有发展的决心和努力是不够的，为了发展，还必须强力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的威权主义也证明了“威权”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阶段性的合理性。再次，制度革新只能以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水平为依归。在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制度革新是必须的，但又是最难以驾驭的。以西班牙为例，从19世纪的革命风暴到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内乱频仍，损失巨大，发展受限，而归根结底，主要是其制度革新的努力超前所致。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政治民主化不仅没有借助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行，而且进行得异常顺利，而政治民主化赖以成功的深层原因，却是佛朗哥独裁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现代转型。因此，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准确把握国情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实现制度革新，以切实维护稳定和保证发展，是历任执政者不得不认真面对和予以解决既复杂又微妙的巨大难题。
在欧洲国家中，属于先发后至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应当还包括意大利。因为，一方面，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故乡。而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一样，都是欧洲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开始步入新时代和开启现代化历程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意大利的现代化也是迟到的。限于篇幅，本书只能忍痛割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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