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进化论

图14.7.1　青年达尔文

最后我们简单讲一讲达尔文（公元1809年—1882年） 的进化论。进化论（evolution） 这个词翻译成“演化论”或许更准确，因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是没有方向的，因此不能说是前进。但我觉得用“进化论”一词也无伤大雅，因为这个词并不是达尔文的专利，达尔文本人都不怎么用这个词，更多地是斯宾塞等人帮忙在鼓吹，而在当时的许多鼓吹者那里，“evolution”确实有进步的意思。

进化论当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建立在18世纪以来的生物分类学和地质学的基础之上，我们之前没有讲，在此处稍微补充一下。

在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公元1705年—1778年） 提出了双名法，建立了植物分类体系。林奈的分类体系是人为分类，也就是说根据人所感知的外在性状来做分类，林奈是以果实、雄蕊、雌蕊部分的数量、状态、比例为基础进行分类的。

而同时代的法国学者布丰（公元1707年—1788年） 反对林奈的分类法，提出自然分类，认为应该按照物种在自然史中的位置进行分类。他已经提出了物种演变的思想，他的演化思想是退化论的，认为一些不同的物种是由共同的祖先退化分化而成。

受到布丰提携的法国学者拉马克（公元1744年—1829年） 在19世纪初阐发了生物进化的思想，也就是“用进废退”的获得性遗传思想。

在地质学方面，得益于培根科学注重实际考察和经验收集的传统，也有许多发现，包括地层和化石的现象。人们很早就发现化石的存在，但并未引起重视，而随着经验事例的不断积累，化石现象越来越成为有待解释的问题。人们有时能在高山上发现海洋生物的化石，这证明地球上似乎曾经发生过沧海桑田的剧变。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了许多似乎已经不存在的生物化石，特别是1800年前后发现了许多大型动物的化石（图14.7.2）。而且人们发现一些地区的土地明显分为不同的地层，在每一地层有不同的生物化石，而越深的地层，其中的生物与现在的生物相差越远。

这种种证据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存在生物灭绝的现象。例如居维叶（公元1769年—1832年） 提出灾变说，用洪水、天灾解释地层变化，他承认有生物灭绝，但没有认识到生物的演化。

图14.7.2　1824年的出版物中描绘当时新发现的巨大生物的化石骨架，后来被命名为蛇颈龙

赫顿（公元1726年—1797年） 则提出均变说，认为地质现象由漫长的时间形成，不需要诉诸全局的大灾难。后来赖尔（公元1797年—1875年） 发展了赫顿的学说，强调渐变。

在1831—1836年著名的“贝格尔号”航行途中，达尔文就随身带着赖尔的《地质学原理》。

1831年达尔文跟随船长加入了“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图14.7.3）。他的职责其实是陪船长聊天，因为环球旅行非常枯燥，船长一般是贵族出身，有文化有修养，但一般的水手都是底层的苦力，和船长聊不到一块儿，所以船长就特别孤独，一个好的办法就是雇佣一位博物学家一起航行，一方面船长可以有一个层次比较高的同伴一起聊天，另一方面博物学家也可以有一个科学考察的机会。

图14.7.3　“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

“贝格尔号”的航行经历颠覆了达尔文早年曾经信奉的神创论思想，这种思想以1802年佩利出版的《自然神学》为代表。佩利讲到，如果你在路边捡到一块手表，观察到它的精巧结构，肯定会认为它是某个能工巧匠制造出来的，同样地，你看到一只蝴蝶，观察生物的结构，你更会感叹设计的精妙，因此背后也有一个设计者的存在。但“贝格尔号”航行之后，达尔文开始相信物种是自然演化而来的。

航行归来之后，他又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了“生存竞争”的观念^[12]。马尔萨斯指出人类的繁殖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粮食的生产是以算术级数增加的，而且终究受到土地的限制，最后人口的增殖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大量的人口势必要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掉。达尔文想到，每一个物种不都是这样的吗？繁殖总是指数级的，但环境也总是有限的，最后不也得靠生存竞争吗？如此一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概念就顺理成章了。

1842年，达尔文写下35页的进化论提纲，1844年写成230页的《物种起源问题的论著提纲》，进化论思想就已经大致形成了。此时他还留下了遗嘱，如果他意外死亡，请友人帮忙出版手稿。但他自己还不急于发表文章，他和哥白尼有点像，都担心自己的学说太过新颖而遭人嘲笑，所以一开始只在小圈子内交流思想。达尔文准备收集更多证据再去发表，例如他通过亲自为鸽子育种，研究人工选择对物种的影响。

一直拖到1858年，达尔文收到华莱士（公元1823年—1913年） 的来信，华莱士把新近的论文“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发给了达尔文，希望得到提点。达尔文发现其中提出的学说与自己雪藏多年的思想如出一辙。达尔文这才紧张了：拖延过头了，优先权眼看要被抢了。

达尔文把华莱士的论文推荐到伦敦林奈学会公开宣讲，但同时也附上了自己尚未完成的《物种起源》的摘要一并宣讲，在1859年年底终于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巨著，全名叫作《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竞争中优势种类的保存》。

我们一般还是把优先权算在了达尔文头上，但也有人怀疑了，是不是达尔文从华莱士的论文里剽窃了什么核心观点，才得以完成其进化论学说的呢？根据手稿的研究表明不是这样，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思想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比华莱士更加全面、准确，也积累了更丰富的论证和依据，而且在成书之前也早就与圈内同行有所交流了，迟迟不发表的确只是拖延症或完美主义造成的。而华莱士在学术圈本来没什么地位，总的来说还是受到达尔文的提携而不是打压了，华莱士本人也始终感激达尔文的帮助，并没有什么异议。

华莱士的存在也印证了达尔文并非从天而降，进化论思想是时代思潮的产物，因此才有不约而同的现象。当时英国正处于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公元1837年—1901年），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正如火如荼，残酷竞争的观念深入人心，宗教神学也饱受抵制，达尔文主义可谓应运而生。其尽管遭受许多反对，但提倡和鼓吹者也很多。和哥白尼的情形类似，很多人并没有充分理解进化论的科学内涵，出于某些政治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就高举进化论的旗帜，比如以进化论的名义宣扬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或鼓吹社会进步，或者借助进化论的资源反对宗教。

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在于自然选择理论，即物种在繁殖过程中随机地产生遗传变异，不同变异的后代在自然环境中优胜劣汰，胜出者具有更适应环境的遗传性状。而同时代其他所谓的进化论者，包括许多达尔文的支持者，基本都不支持自然选择学说。他们支持物种演化说，但对其演化机制众说纷纭。华莱士与达尔文最接近，但在许多细节之处，特别是在人类演化方面，也有许多分歧。

达尔文进化论标志着科学与宗教的决裂，这倒不是说进化论出来之后打击了宗教，而是说进化论本身就诞生于一个科学与宗教相决裂的时代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