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比较

1924～1928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他们之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也是左翼反对派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之间发生的更广泛的冲突的一部分。不同群体坚持的一般的理论立场，将在本章以下第8节和第9节考察。这里，我们集中关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理论方面发生的冲突。

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围绕如何发展工业展开的。在布哈林看来，工业的扩张取决于农民需求的增长，特别是消费品市场上农民的需求。布哈林反对罗莎·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他将卢森堡的长期消费不足视为一派胡言，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信工业可以独立于消费需求而发展同样也是错误的布哈林对卢森堡的批评远比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严厉（参见以上第五章和第十章）：事实上，布哈林严重歪曲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有关第Ⅱ部类发生收缩的可能性的观点。作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攻击的基础，布哈林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经济学的抨击无论如何都不十分中肯。苏联经济不是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设想为只是国有部门相对迅速的增长，而不是消费的绝对下降，更不是农民消费的绝对下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作为无产阶级恢复活力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必然会上升。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强调比例协调对均衡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意“比例协调铁律”限制了国家积累。的确，确保比例失调被限制在可管理的范围之内的问题，困扰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正确地认识到主要的困难在于“商品荒”。与战前的情况相比，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生产的工业品的供求关系。从总体上看，需求增加了，供给减少了。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存在对国有部门产出的过度需求，而不是像布哈林想象的那样，存在潜在的购买力不足。1925年，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识到未来的增长要求大量的固定投资时，他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迄今为止，工业的复苏建立在恢复对现有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想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必须迅速地提高现有的生产能力。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短期内，与商品荒相联系的问题将会加剧，但长期地看，投资不足会使这些问题变得难以解决，并迫使工农联盟破裂

布哈林没有能预见到这一问题，而且他的经济分析就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来说，设计得也不好，因为处理这个问题要求缩减农民需求的增长。无论如何，布哈林强调的完全与此相反。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有一个必然的特定的顺序。农业产出的增加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进而推动了轻工业的发展，相应地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布哈林坚持认为，他不仅仅概括了过去的经验联系，而且指出了一个必然的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原则。布哈林倾向于将其他任何一种增长方案贬斥为“应用杜冈主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作为工业复苏的手段的认识，与布哈林的分析完全相反：重工业的扩张必将快于轻工业的扩张。只有到那时才能在工业消费品产出方面出现意义重大的长期扩张，这种扩张对消除商品荒来说是必要的。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只是将对不平衡增长的呼吁视为一个技术经济学问题。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重工业在苏联经济中获得特权地位才成为一个原则性问题。

考虑到这些差别，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强调总计划的迫切必要性。5总计划对过渡来说，而不仅仅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使得比例失调引致危机之前，可以被预则并加以纠正。由于布哈林对苏维埃经济问题的真实本质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更倾向于支持市场的自治。这事实上是他反对工业与农业之间不等价交换的经济根源。布哈林好像完全误解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关限制价值规律的影响是现实的需要的理论观点。他也不理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增加工业品批发价格，并不意味着新的“剪刀差危机”的开始，在这种危机中贸易条件会不利于农民，减少他们在市场上交易粮食的激励。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来说，整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务实的问题。保持较低的工业品批发价格（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官方政策），意味着流通中的私人资本以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积累自身，但是，商品荒却持续存在：受益者是“耐普曼”（中间商），他们从工业中购买到便宜的商品，并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农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最终需要降低所有工业品的价格，以避开来自世界市场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展开的论战，因每个理论家不时地使用情绪化的语言而加剧。1924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到了“剥削”农民的需要，在苏维埃经济结构中对农民的“剥削”的地位类似于“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布哈林谈到工业化会因被号召“使自己发财吧”的“农民的抱怨”，而以“蜗牛般的速度”爬行。96 55每个人都抓住其它人用语上的不当。这不只是因为缺少了同志般的友善。布哈林学派、占统治地位的党的派别中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都相信他们抨击的那些表达形式揭示了他们对手的学说中隐藏的内容。这些怀疑有一定的正确之处。斯大林和布哈林有充分的理由主张“非正统”的不断革命论涉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断革命论与他们对列宁主义的解释存在冲突。他们的反对者，在官方的思想和政策中看到了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的经济危机的萌芽，同样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