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俄国工厂》

以上第3节概括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观点，并不只是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将使第Ι部类相对于第Ⅱ部类更大一些，并且资本主义经济有产生“比例协调”的趋势，只是由于缺乏使得“比例协调”平稳实现的制度，才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功能失调。但是，这一论断要得到全面证明并不容易，特别是在俄国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此外，他认识到工业的历史演变，比他理论上的设想更为复杂。因此，尽管他对俄国经济的经验研究受到他理论视角的启发，但涉及的范围更为宽广。《19世纪的俄国工厂》首次出版于1898年,该著作追溯了自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的俄国工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仅在这一点上，就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重点中的诸多内容作了有力驳斥。但是，这部著作的内容超越了19世纪90年代的论战，它到目前仍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对工业化过程分析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的辩证法将会越来越明显：那些有利于工业增长的措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债役劳工最初促进了发展，但是，随后又变成了一种障碍。雇佣工人日益增加，农奴制改革的压力增大。然而，他承认，19世纪60年代解放农奴的运动阻碍了一些大工业的发展。那些严重依赖农奴的工厂不得不做出改变，开始了痛苦而又漫长的——最终证明是有效率的——重组过程。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看来，大工业的发展并不是马上就取代小规模的手工工场。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最初局限于工厂的生产，因为需要输入劳工的技术，于是就转向了小生产者，并造成了传统工业活动的复兴。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随之增加了供给商的活动，而这些供给商有时是按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但这只是有可能，因为商业资本长期以来已经主导了许多老的工业。接着，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机械化破坏了家庭式生产，尽管——正如爱尔福特纲领所表明的——不存在“小规模”生产直接被“大规模”生产所取代的情况。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识到，“后发者”的发展模式明显地与英国的模式不同，而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则往往把英国作为分析的基准。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缺乏自发性：国家行为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结合在一起，公开的强制补充了市场训诫，技术引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的，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传统信念相连接；特定类型的阶级利益重新塑造了自由主义。即使如此，他强调，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整个俄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市场。所以，民粹主义支持的“特殊道路”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已经把俄国融入到整个欧洲的经济史中。俄国西方化的过程仍在继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尽管是借助历史的、特有的方式实现的。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因而成为第一个认识到“后发国家”与英国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的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本人和民粹主义者则把英国提升到典型的地位。此外，正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思想，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不断革命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社会发生，而不是在发达的西欧这个中心发生。与普列汉诺夫和集中关注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集中研究城市工业。但是，他又与杜冈不同，他根据工业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考察了俄国工业化的“现代性”问题。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工业化形式显著地扩大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规模，同时又使集中在城市的国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数减至最少。在与国家发生任何冲突时，无产阶级将成为主导的力量；同样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此外，沙皇时代鼓励工业发展的方法使农业问题恶化，这使得城市革命可以利用农民的支持。正如现在已被广泛认识到的，托洛茨基的理论与任何一个他的竞争对手的理论相比，都更加准确地说明了1917年革命的阶级动力学（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并没有深入研究托洛茨基基于与《19世纪的俄国工厂》相同的经济视角推导出的这些政治问题。杜冈的观点是直接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他更加强调俄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将使俄国未来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一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信，俄国融入世界市场，使得民粹主义者偏爱的“特殊道路”已经不可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在民粹主义在理论上失败之后，他所概括的不同的“特殊道路”具有的革命含义，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奠定了基础（参见以下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