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俄罗斯诗歌

18世纪是俄罗斯诗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诗歌开始确立自己的民族诗歌艺术形式，逐步摆脱对古代文学以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单纯依赖和简单模仿，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

18世纪初的30年，俄罗斯诗歌没有什么突出成就。俄罗斯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与17世纪没有多少差别。从30年代开始，俄罗斯诗歌出现了新气象。俄罗斯诗人A. 康杰米尔在这个时期的诗歌虽然延续了旧的音节诗形式，但是已经开始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在他之后，B. 特列季亚科夫斯基、M. 罗蒙诺索夫、A. 苏马罗科夫等人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引进了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

古典主义思潮起源于法国，后来传到欧洲许多国家。古典主义在思想上推崇理性，相信人的永恒本性不受时代、历史、民族的限制，主张克制个人情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民族利益。在政治上尊崇王权，主张开明君主制。在艺术上推崇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理想和艺术典范，要求体裁完美，界限分明，各个体裁应该有自己相适应的语言和文学手段，同时推崇史诗、悲剧、颂诗等高级体，轻视散文、喜剧等低级体以及民间创作。

俄罗斯古典主义基本上承继了上述这些原则和主张。1747年，苏马罗科夫依据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艺》，写下两篇诗体论文——《论俄语》和《论诗歌》，他在其中提出：“你要知道诗歌的体裁并不尽然，一开始写，就要寻找合适的语言……”

1758年，罗蒙诺索夫在《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序言》中，对高、中、低文体以及对应使用的语言作了明确划分，排除了陈旧的古斯拉夫语词，但同时日常口语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最主要的创作体裁是颂诗和悲剧，其次是高级体的英雄叙事诗、中级体的田园诗和低级体的寓言和讽刺诗，另外对《圣经·诗篇》的翻译和改写也占有特殊位置。

在引进古典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俄罗斯诗歌民族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即由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9）和罗蒙诺索夫倡导和完成的诗体改革。1735年，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发表了《俄语诗简明新作法》，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考察和总结了俄罗斯诗歌的创作情况，提出用“重音诗”替代音节诗。俄罗斯的音节诗主要盛行于17世纪，它是借鉴了波兰诗歌的艺术经验，每行音节数相同，重音不限，但是倒数第二个音节必有重音，这符合波兰语重音位置固定的特点，而重音位置同样固定的还有法国诗歌，只是其重音位置在最后一个音节。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一方面确定了诗歌格律方面的术语概念和基本使用范例，另一方面则试图调和音节诗和重音诗的不同原则，因此他更像是改良者，而非革命者。罗蒙诺索夫在留学德国时，在研究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德国诗歌的创作经验，写下《论俄文诗律书》（1739），并随信附上自己按新方法创作的长诗《攻占霍丁颂》（1739）。他在信中进一步提出俄罗斯诗歌正确的发展道路应该符合俄语的特点，即由固定数目和位置的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组成音步，如由两个音节构成抑扬格和扬抑格，由三个音节构成扬抑抑格、抑抑扬格、抑扬抑格（其中扬为重读音节，抑为非重读音节），每行音步数目固定，轻重音节形成规律排列。诗歌的行末应当押韵，可以押阴韵（如波兰），也可以押阳韵（如法国）。相比之下，罗蒙诺索夫的改革更为彻底，他把许多可以变成必须，后来俄罗斯诗歌在不同发展阶段有所变化，但是基本延续了这条道路，一直发展到20世纪，才由于纯重音诗（每行音节数和位置不限，重音数目相同）和自由诗（不押韵的非格律诗）的出现，多少有所改变，但整体风貌依旧。

俄罗斯古典主义确立时，并没有立即找到自己创作的天地，而是与国外和古代文学翻译、移植、改写有着密切关联，但同时这些翻译和改写又不仅仅是简单复制原作，而是具有时代和个性特征。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创作很具有代表性。他曾经留学法国，1730年回到俄罗斯，同年他出版了自己用诗体翻译的17世纪法国作家保罗·塔尔曼的长篇小说《爱岛旅行》，一举成名。作品虽然最终以赞颂功名高于爱情而结束，但是其中爱情这一世俗题材的引进，对当时文化生活是一个重要促进。1733年他进入科学院，并且在1745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教授（相当于院士），他在语言修辞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766年他用诗体翻译了法国启蒙主义先驱者之一，作家弗朗索瓦·费呐隆的小说《次勒玛科斯》。在这部作品中，他创造性地试图用俄语的扬抑格和扬抑抑格相混合方式，来复原荷马史诗形式，以此来承载先进的启蒙主义思想。这部作品由于风格古拙、用词拗口、词序凌乱、没有韵脚而受到当时人们的不解和嘲笑，直到后来，普希金才对之给予了公正评价，认为他比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更为理解什么是古希腊的六音步。此外，他还翻译过罗马史、布瓦洛的《诗艺》等作品，写过一些颂诗、戏剧作品以及许多关于诗歌艺术的文章和著作。

俄罗斯诗歌格律创建初期，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以及苏马罗科夫之间曾经发生过若干次关于诗歌艺术的论战。最初的论战是在前者和后两人之间展开的，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根据古希腊罗马诗歌传统和波兰诗歌影响，以及多少考虑到民间文学传统，认为扬抑格最好。而罗蒙诺索夫则出于古典主义的审美原则，认为抑扬格和抑抑扬格更好，因为它们是“上升”的格律。苏马罗科夫则位居其中，主要偏向后者。斗争的结果双方都有所妥协，诗歌的格律开始中性化，与内容和体裁有关但是并不绝对，各种形式高下难分。后来在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之间又发生了争论。苏马罗科夫及其弟子更偏向于中级体创作，并且在诗歌创作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他的立场与以前有所不同，开始在人格和艺术风格方面反对罗蒙诺索夫，称其为“金丝笼子里的小鸟”，并写诗嘲笑其颂诗大而不当、华而不实。

18世纪中期，在苏马罗科夫周围聚集了众多青年诗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追随者，其中有不少人颇具才华。其中最有才华的当数M. 赫拉斯科夫（1733—1807），他曾被当时人称作“俄罗斯诗歌的指挥官”。虽然罗蒙诺索夫等人一直推崇古典主义的英雄长诗，但是他们主要的创作领域却是崇高体的颂诗，真正实现这一创作追求的首推赫拉斯科夫的长诗《俄罗斯颂》（1779），这部长诗描写的是伊凡雷帝征服喀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全诗用严格的六音步抑扬格写成，篇幅巨大，诗行总数比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多一倍，容量多两倍。作品赞颂摆脱了野蛮人统治的俄罗斯，认为征服喀山的胜利“如同明亮的朝霞照亮了俄罗斯”。后来他还以更大的篇幅，创作了描写罗斯受洗的长诗《弗拉基米尔》（1785）。

另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是A. 勒热夫斯基（1737—1804）。他在十四行诗创作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60年代初写的可以称得上是“诗歌戏法”的几首诗，首先是内容相反的两首十四行诗，把它们左右拼接起来就成为了第三首诗，当然诗的内容局限于爱情，但这多少代表了苏马罗科夫诗派的试验倾向。此外，B. 迈科夫（1728—1778），H. 博格丹诺维奇（1743—1803）还创作了一些具有讽刺色彩和滑稽模仿性质的作品，特别是博格丹诺维奇的长诗《杜申卡》（1783）突出表现出对古典主义思想的怀疑，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创作逐渐走向末路，面临危机。

事实上，俄罗斯古典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某些自己的特点。从罗蒙诺索夫等人的创作中，明显可以感觉到17世纪“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影响，而18世纪后半期的诗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众多因素相互作用，以多种方式交织在18世纪末期的几位重要诗人如杰尔查文、A. 拉吉舍夫、H. 卡拉姆辛等人身上。

作为两极，拉吉舍夫倾向于古拙和厚重，古典主义形式中蕴涵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而卡拉姆辛则偏于感伤和忧郁。提倡用日常生活语言（贵族沙龙式的）从事写作，他的创作具有感伤主义情调。二者之间，杰尔查文的创作最为复杂多样，他的诗歌无论主题还是形式，都在力图拓展更多的诗歌空间，寻找更多的形式和表现手段。他们为19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繁荣时期的到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