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工厂”中的

三、妇女与经济发展实践：以“世界工厂”中的 “打工妹”现象为例

西方学界低估或无视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的性别歧视倾向，在移民研究尤其是探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向城市的劳动人口转移这一全球性课题时，也有一定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只有极少数学者对女性自身的移民经历有足够的学术关注（Foner 1978，Simon ＆Brettell，1986）。有关这一时期女性移民文献匮乏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充满“男性偏见”的一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即由于经济原因而离乡进城打工者的主体多为男性青壮劳力。那些在移民过程中与丈夫同行的妇女群体，被想当然地看成是从属和次要的角色，换句话说，是不值得进行深度探究的对象。

如何在理论层面上矫正发展实践中“男性偏见”的倾向？代表西方社会学界不同流派的妇女研究专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对策。就其价值取向和学术志趣而言，以消除性别歧视为目标的女权主义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类：自由派、激进派和代表非白人族裔及发展中国家女性观点的少数族裔女权主义流派（限于篇幅，本文不对这些流派的各种见解进行梳理）。总的来说，自由派女权主义学者以社会和文化态度为对象，来检视和评判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他们通常就性别歧视发生的个案和妇女权益受到侵犯作就事论事的描述和分析，而很少从妇女在男权社会中受压迫的制度化本性入手。因而自由派女性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视角和解释力，对于女性发展和研究的指导意义相当有限。

与自由派学者默认性别不平等现实的观望态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的激进派学者以社会改革为己任，直接挑战维持“男性对女性制度化压迫”的男权社会。激进派认定家庭是女性受到社会化压迫的主要源头，对男性剥削女性在家庭所作的无偿劳动这一不平等现象进行抨击。此外，激进派女权主义学者还认为男性是阻止女性获得政治权力以及在公共空间施加社会影响的主要障碍。

作为对自由派和激进派女权主义者“精英话语”的补充和矫正，代表少数族裔利益的女权主义者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加入对殖民强权、奴役剥削和阶级压迫等因素的思考。后者的立场通常为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欧美学者所忽略。然而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学者的研究，以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鲜明的政治经济学特征，为分析发展实践中的“男性偏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视角。

上述论及的代表自由派、激进派和少数族裔立场的三种妇女研究思路，都倾向于强调社会结构和其他外部因素对于非西方语境中妇女的压制和约束力，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在发展实践中普通妇女自身的感受和想法，更没有在研究中对她们为了维持生计和争取权益而采取的策略给予足够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加剧的今天，有关妇女在遍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工厂”中的遭遇，为我们探讨如何应对解释发展过程中“男性偏见”现象时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极好的案例。请看我们眼前的这幅图景：在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的工厂内，年轻女工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流水线缝制衣服、装配电子器件或制作其他运往欧美市场的玩具和鞋帽成品。这些通常位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地区（Wallerstein，1974）的“世界工厂”为年轻女工所提供的，都是些低工资和几乎没有升迁或加薪机会的苦活。不管是在哪个国家或者地区，“世界工厂”都是如此。而且毫无例外的是，这些工作不但强度大，而且重复乏味，并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西方精英学者看来，这些工厂女工无疑是受剥削程度最为严重的弱者，并且缺乏男性工人那种自我保护的能力，其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某些学者甚至将这类工厂视作“血汗”工场，以受剥削工人的代言人自居，并且主张以极端的抗议方式来替代冷静的学术探讨，以达到为弱者维权的目的。

据近年来人类学田野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村背景的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性）进入这类“世界工厂”，其实是自身情况和家庭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她们选择在“世界工厂”干活，可以说是身不由己和心甘情愿两种情形兼而有之（Fernandez Kelly，1987；Tiano，1994）。首先，她们中的大多数是经不住丈夫或父母兄长的强行劝说，进入那些位于城市近郊偏僻地带、以军事化方式管理的工厂，在流水线上超时干活，以挣钱来贴补家用；其次，许多妇女虽然认为进工厂干活不尽理想，但同时这又是她们通过挣钱来确保经济稳定和自立的一种保障。著名华裔人类学家翁爱华（Aihua Ong）在她完成于1987年的《反抗精神与资本主义规训：马来西亚的工厂女工》一书，对于受雇于日资半导体公司的马来族女工，是如何利用传统的信仰和仪式，来对厂方和管理层发出不平则鸣的抗议之声的，并有限度地维护了自身尊严，进行了极为精彩的田野叙述和分析（Ong，1987）。

在逆来顺受和奋起反抗之间，是否还存在着被学者忽略却又更能反映出全球化语境中“世界工厂”现实的打工妹的生活状态？《华尔街时报》记者莱斯利·张（Leslie Chang）新近杀青的《工厂女工：在变化中的中国从农村走向城市》（Chang，2008）一书，可以说是一份适逢其时的21世纪中国打工妹的“真情实录”。^[1]在莱斯利·张看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农民工（尤其是打工妹）问题的研究，都充斥着有关社会不平等和公民权利的精英话语（Solinger，1999），缺少触及打工者日常生活环境和内心活动的深度和力度。在学术研究中，（中外）打工妹多被描述成被跨国资本主义无情剥削和奴役的对象。这种由学术话语构建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的形象，又经全球传媒渲染，似乎成了制造芭比娃娃、耐克运动鞋、Coach品牌皮件、玩具或电脑芯片的庞大机器上的一个个螺帽，一串串可有可无的符号。也许是出于对已有学术研究的不满，也许是出于自身对中国打工妹遭遇的好奇，莱斯利·张在广东省东莞市（2009年之前“世界工厂”的主要聚集地之一）耗时3年，采用一种类似于人类学的工作方法，在流动性极大的打工妹社区内进行深度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莱斯利·张以自己的执著和真诚，赢得了两位名为敏和、春明（均为化名）的打工妹的信任，并与她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她们把自己的日记、信件和手机短信都拿来与作者共享。在获得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莱斯利·张以娴熟的笔调，勾勒出才20岁出头的敏和、春明的极不平凡的个人生活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位打工妹在个体层面的经历，也是新一代中国乡村妇女如何应对源自20世纪80年代的移民潮，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以寻求改善经济际遇为目的的大迁徙中主动出击，并且积极寻求自我发展机会的写照。

通过敏和、春明，莱斯利·张有了深入到打工者日常生活的微观世界（流水线、工厂车间、宿舍、食堂、饭厅、冷饮店乃至她们的老家，作者力图以打工妹的眼光来审视女性移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在写作中加入她们的声音。没有理论框架和学术套话的束缚，她似乎比女权主义研究者更有面对象牙塔外冷酷现实的坦诚勇气。在书中她写道：“我所知道的女性移民从不因自己是女性而怨天尤人。（她们的）父母也许重男轻女，老板喜欢漂亮的小秘，招工广告也公开地歧视应聘者，但她们仍一往直前，将所有的这些不平等现象抛在脑后——在东莞的三年间，我从未听到任何（打工妹）流露出一星半点的女权主义情绪”（Chang，2008：59；本人译文）。在摆脱女权主义研究者的精英意识之后，莱斯利·张反而更为清晰地看到了一幅幅生动的田野图景：以敏和、春明为典型的年轻农村女性在远离故土的陌生城市，是如何艰难地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并不时调整策略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如何面对谈婚论嫁时遭遇的困难，如何走出因违背商业伦理而陷入的道德困境，如何重新处理与老家父母乡亲逐渐失衡的权力关系。

莱斯利·张以生动的文字在书中再现了21世纪中国打工妹的真实状态，也没有刻意地为她们的生活加上过多的玫瑰色的光环。然而，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在改革开放后长大的农村女性，开始独立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发展，以积极姿态拥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这是一种与她们的母亲一代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作者想努力传达出的这样一种信息：在传统社会中只能待字闺中的少女，如今已是像东莞这样的新兴工业区活力源泉，也是那里“世界工厂”的中坚力量。来自农村的普通女性在中国进行的这场足以影响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变革中，扮演着史无前例的角色。而现今为后现代精英话语垄断的国内外学界（尤以性别研究为甚），似乎还满足于以已有框架和概念，自上而下地俯视所谓“流动人口”或农民工问题，喋喋不休地做着自恋式的反思和所谓“解构”。《工厂女工》一书尽管不属于学术作品，然而它的出版，对于注重实证的发展人类学学者来说，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激励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