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爱尔福特纲领》

爱德华·伯恩施坦小传

爱德华·伯恩施坦，一个犹太火车司机的儿子，1850年出生于柏林，16岁离开学校开始在银行工作。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三年后作为代表参加了哥达大会，1878年以前一直积极参与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887年因德国实行“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被迫流亡，先是在瑞士，之后移居伦敦（1888-1901），在伦敦时成为恩格斯的亲密朋友并和费边社有过联系。1901年返回德国，一年后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代表，此后多次当选，直到1928年退休。他是记者和党校讲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伯恩施坦最初投了德国政府的赞同票，1915年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于1917年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 。1919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政府的财政部助理秘书。后来，伯恩施坦再次加入社会民主党，但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1932年逝世。

卡尔·考茨基小传

卡尔·考茨基，1854年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德国人，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维也纳学生时代已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1883年创办德语的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刊物《新时代》，并任主编，直至1917年。1885年至1890年，生活在伦敦，同恩格斯和伯恩施坦保持合作。回到德国后，考茨基撰写了大量的主题广泛的文章，很快就确立了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杰出理论家的地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1914年，他领导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斗争，同时也反对党的左翼的革命观点。考茨基最初支持德国的战争动员，1917年转而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 。1918年后，他继续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个极具批判性的视角）和苏联共产主义问题进行写作。1924年，考茨基返回奥地利，10年后，在陶尔斐斯政变之后逃亡到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移居荷兰，1938年在荷兰逝世。

考茨基负责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的制订和传播工作，在这一点上，考茨基的贡献甚至比恩格斯还要大。这里谈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比，出现了两个微妙但却是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作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特点，并在马克思晚年某些著作中仍然保留的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被更为常见的实证主义方法所取代，资产阶级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广泛接受了实证主义方法。严格的因果逻辑、趋势预测和决定论，逐渐脱离了马克思的辩证的先验论的范畴。第二，进化论的科学的自然主义被引进马克思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是有关国际和平、社会经济进步和科学认识日渐进步的乐观信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卡尔·考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的哲学观点更多受到的是《反杜林论》的而不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影响。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历史科学，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废除，正常的政治生活开始恢复，党开始考虑用一个新的原则声明取代难以令人满意的哥达纲领。新宣言中有关实践的部分，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负责，根据恩格斯的指示，考茨基负责理论部分。最终形成的《爱尔福特纲领》指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小企业被大企业取代，由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构成的中间阶层将最终消失；技术进步的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和地主独享，同时工人遭受苦难和无保障不断增长；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经济危机一天比一天扩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废除私有制，才可能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超越同样直白的《共产党宣言》。1892年，考茨基在他的著作《阶级斗争》中对纲领进行了系统的辩护，《阶级斗争》对资本集中和经济危机的原因作了极为详细的说明。考茨基论证道，资本集中和经济危机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信用不只是一种资本集中、剥夺非资本主义部分的人口、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手段。它也是一种“使现代生产方式变得日益复杂并对一切干扰日益敏感的机体，使资本家日益感到不安并使他们的活动基础愈加不稳”的手段。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这种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造成的。经济扩张的越快，需求预则就变得越困难，市场条件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投机也就越疯狂。托拉斯和辛迪加无法消除危机，无法阻止国际竞争，它们只能造成资本家敌对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考茨基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解释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而日益增长的需求不足是他分析危机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利润率下降趋势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危机产生冲击。考茨基认为，由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比增长得更快，利润率在不断下降。但是，这种趋势不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虽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显著的矛盾之一”，虽然伴随的是产业利润中利息和税收份额的上升。然而，资本积累增加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总剩余价值仍在继续上升。但是，压力将转向小资本家，他们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利润和利息的下降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灭亡，而只是它的范围的缩小”。反过来，这又成为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资本集中以及它所推动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使得剩余价值开始从消费收入比大的小资本家向消费收入比相对较小的大资本家转移。工人阶级消费的增长因失业率的上升而受到限制。

考茨基认为，结果将是长期的生产过剩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更加猛烈的危机。从长期来看，国内需求的不足，无法由市场出口的扩大相抵消。因为最有利可图的市场已得到充分的利用，剩下的尚未开辟的是那些“除了热带病和挨一顿棍棒之外，什么也得不到”的市场。此外，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上迄今为止仍不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通过创造自己的竞争对手，“资本主义大生产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市场的扩张最终将不再可能，这“将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它也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剩余中窒息”。考茨基的推论是，资本主义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取代资本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主题，成为他这部著作下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阶级斗争》用简单而形象的语言写就，坚持认为迫在眉睫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成为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除了恩格斯偶尔作出的思考（许多最重要的思考是三年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才作出的），《阶级斗争》是唯一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90年代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认真尝试。至少在当时，这本著作的不足之处被掩盖了，考茨基本人的崇高威望、恩格斯的权威支持，以及考茨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信，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是《阶级斗争》中的缺陷确实存在，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阶级斗争》都不能算是一本令人信服的著作。考茨基有关资本集中、无产阶级贫困加剧、利润率下降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判断，并没有被任何严肃的统计调查数据所证明；而且《阶级斗争》明显地缺乏马克思使用过的细致的历史研究方法。考茨基对卡特尔、信用、危机和崩溃的说明，更多的是一种断言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不确定性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复杂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对考茨基期望过高是不公平的。尽管《阶级斗争》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差不多8年后写成的，但考茨基却没有尝试使用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去证明生产过剩的必然性。当然，这本书没有对它末日论式的腔调进行任何合理的辩护。认为考茨基在《阶级斗争》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机械的关于崩溃的概念”的指责，在《爱尔福特纲领》中也很少有为之辩护的内容。但是，对《阶级斗争》的这种解读，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当考茨基写下“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毁灭”时，他实际上是在向严厉的批判招手。不久之后，它真的来了，而且是来自一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