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早期帝制期间积累的矛盾在安敦尼王朝末期开始激化。安敦尼王朝传六代元首，前四代元首缔造了帝国的极盛，如：战败宿敌安息，版图扩至两河流域以及北部的多瑙河流域；奴隶制庄园经济广为传播，行省经济得到发展。但盛极是衰败的前兆，在第五代元首奥里略在位时，危机显现出最初的苗头：帝国无力继续扩张而转入防御，北部日耳曼人不断进袭，亚洲行省发生叛乱，军费连年剧增仍不敷应用，奥里略不得不出售皇室财富来填补国家财政的亏空。他去世后，太子康茂德继位（180—192年在位），危机像经久不愈的慢性病开始发作，首先表现为内乱不止。

3世纪，北非、西西里、高卢的行省爆发农民起义，以高卢农民的“巴高达”（战士）运动最为声势浩大。起义者推出自己的皇帝，发行铸币，占据大片农区与城市，与罗马政府分庭对抗了几十年。

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极端尖锐化，各地将领借机拥兵自立，皇位成了主要争夺目标。193年，军阀塞维鲁成为新元首，开启塞维鲁王朝。他巩固军事官僚体制，靠剥夺贵族土地财产、增加赋税来满足官兵，包括退伍老兵的利益，结果越发恶化了经济，助长了兵将的野心。他临终前告诫皇子卡拉卡拉：“尽量让士兵们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不管。”^[5] 卡拉卡拉不负父望，继位后为部队一再提高薪饷。大概为了扩大税源，他采取重大举措，于212年颁布敕令，授予帝国所有臣民以罗马公民权。即使如此，他仍毙命于自己的禁卫军之手。

塞维鲁王朝继续了10多年，最终被军人埋葬。从此军队更加无法无天，将拥兵不时变成兵拥将，以致3世纪的皇帝寿终正寝成了稀罕事，死于非命变为常态。

但值得玩味的是，尽管皇位成为催命的咒符，仍挡不住贪权的将领们拼命争夺。在253—268年间，每个行省都出现一位皇帝，史称“三十暴君”时代，帝国已经四分五裂。

内乱削弱了对外防御，西亚兴起强大的萨珊波斯帝国，将罗马人赶出两河流域。元首瓦勒里安（253—259年在位）亲征亦无济于事，战败后成为波斯的阶下囚，这是罗马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251年，帝国东北边患危机，日耳曼人的一支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突入色雷斯，甚至进至雅典。元首狄西乌斯（249—251年在位）率军迎击却在会战中阵亡。罗马不得不与哥特人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帝国西北边境，日耳曼人的另一支法兰克人则渡过莱茵河，长驱直入，占据西班牙东北地区。随着罗马防御能力的弱化，大批蛮族在帝国境内定居下来。

内乱外患对经济的破坏严重。战乱使正常的农业再生产难以继续，帝国各地之间原本繁荣的商贸关系被严重破坏，特别是东方的商路完全中断。帝国统治者欲维持政权，只好一再提高城乡平民甚至士绅的税负，致使城市中的元老纷纷逃避义务，市民大量逃亡，意大利城市一片凋敝。近城农区原为城市生产橄榄油、蔬菜、葡萄等农产品的奴隶制庄园只好转向，变为自给自足的田庄。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奴隶主把土地交予奴隶个体经营，许多破产的自由民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束缚在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地之上，于是以个体依附农民为特征的隶农制广泛发展起来。

基督教是奉上帝之子耶稣为主要崇拜对象、以《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为主要经典的宗教形态。^[6]它源于1世纪中叶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其原型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拿撒勒派，该派创始人为洗礼约翰。

当其时，犹太教派系庞杂，具有较大影响的有罗马的附庸希律派，主张与罗马妥协的撒都该派，提倡非暴力反抗罗马统治的法利赛派，要求武装斗争的“愤激派”。拿撒勒派远比这些派别规模要小，仅是贫苦犹太人的小教派。由于均属犹太教，上帝耶和华与救世主是各派的共同信仰对象。

救世主意识的产生与希伯来人的历史境遇有关。巴勒斯坦属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地带，历来是周遭强国的必争之地。希伯来人国家因此轮番受到亚非欧大国的奴役。国家灭亡了再生，再生了又覆灭。公元前2世纪，罗马东侵，犹太人的苦难达到顶点。罗马向犹太人征收人头税、农业税、什一税等苛捐杂税，加之地方官员的非法掠夺，把这个民族逼上了绝路。他们不断起义，又不断被镇压，这迫使犹太人创造出一个自我安慰的神话：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因为不遵守祖先摩西定下的教义，上帝既让他们蒙受苦难，又在适当的时候派遣救世主来救他们出苦海。

洗礼约翰是苦行僧，每天只吃一些蝗虫、野蜂蜜之类的野生食物，却宣扬激进的反罗马思想，认为犹太人的苦海有边，救世主就要来临，犹太人应为此做好准备，接受洗礼，洗掉身上的罪恶，获得上帝的赦免。耶稣是跟随约翰在约旦河受洗的信徒之一。

《圣经》说，耶稣受洗后，随约翰四处传播教义。约翰被罗马人处决后，耶稣成为继承人。他效仿约翰，传教没有固定地点，说教内容涉及宇宙、人生、天堂、地狱、法律、道德、婚姻家庭、起居生活，说明尽心尽意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道理，不少话语包含民间智者的哲理，夹带着幽默，显示了耶稣的机智。他还常做好事，免费为人治病，甚至有一些口耳相传的神来之能，譬如使重病人康复、让瞎子复明、分7个饼使4000人吃饱等奇迹，逐渐在加利利地区发展了许多信徒。

耶稣是高明的组织者，他从信徒中选出12名门徒作为亲信和助手。12名门徒之下是由门徒领导的信徒，再下面是群众。这就形成了后来教阶制度的雏形。

耶稣也是出色的思想者，他竭力宣扬信徒的盲从与忠贞，要求他们爱他胜过爱父母子女。他还对犹太教义创新，提出一切民族均可为上帝选民，都能通过信仰得救，这就突破了犹太教只把亚伯拉罕及其子孙当作上帝选民并单独获得救赎的传统。他把自己神圣化为上帝之子，是救世主的化身。由于他的信徒多是穷人，所以他反对繁缛的仪式和大量奉献牺牲、祭品以讨好上帝的做法。他的信仰者只要履行洗礼手续就可入教。他还强调心灵的崇拜，只要相信上帝和基督就能得救，获得福音，并不一定要奉献礼品。他提倡激进的政治思想，把罗马皇帝、犹太贵族当作革命对象，称他们是野兽、假先知，罗马是魔鬼的住地，一切污秽之灵的巢穴，是大巴比伦淫妇、七头十角的野兽。与之对立的是上帝、基督、基督徒。两大力量最终要有一场决战，上帝一方将取得胜利，魔鬼、假先知、野兽将被扔进火湖。这种血债终要清算的思想，使被压迫者十分解气。他的解释使拿撒勒派与犹太教渐行渐远。

耶稣不仅说明恶人的结局，还为信徒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理想世界：没有压迫剥削，没有私有财产和货币，也没有暴君和奴隶，物质极大丰富，人们无忧无虑生活，平均分配财产。耶稣如约翰一样，认为这一理想国在现世即可实现，不排除用暴力迎接它的到来。后来他果然采取激烈行动，率领门徒进入犹太保守势力占优势的耶路撒冷，引起犹太上层的仇视，他们决定对耶稣予以严惩。依靠耶稣门徒犹大的帮助，他们抓获耶稣，并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判处耶稣死刑，但终审须由罗马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彼拉多来决定。

彼拉多召集了犹太群众大会，公审耶稣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与耶稣一同被处决的还有两个刑事犯。颇值玩味的是，耶稣实际上至死仍是犹太教徒。

耶稣虽死，他的教派与思想却在罗马帝国的广阔天地繁衍传播。耶稣死后40年，罗马城内有了基督徒。再经过一个世纪，基督徒已成帝国心腹之患。罗马政府反复镇压，信徒非但未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其因在于：基督教组织严密，有一批为事业、为理想献身的传教士。耶稣死后十几年内，他的门徒就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了教会组织，实行财产公用、互通有无的集体生活。至1世纪末，形成以主教为首、长老和执事为辅的三级教阶制。到2、3世纪，教会的组织原则、礼仪制度基本定型，实现了制度化。在传播教义方面，耶稣的门徒贡献颇大，可谓前仆后继，多数在传教过程中惨死于罗马的屠刀之下，十字架成为基督徒慷慨赴死的标志。

基督教是在罗马社会信仰混乱的时代进入帝国西部的。它以抨击现实的战斗姿态、放眼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合乎情理的伦理解释，道出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因此在帝国西部赢得了众多支持。在天下大乱的3世纪，教徒已发展到600万人左右，包括许多富人。教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教堂多达1800座。基督教已构成帝国境内最庞大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成为帝国总危机的标志之一。

3世纪的大乱说明帝国内外交困、百病缠身，似乎无医可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3世纪末，乱军中杀出一位强人戴克里先。他获得皇位（284年）后削平四方叛乱，推行一系列颇为激烈的改革措施，竟然收到稳定与统一国家的正面效果。这些措施包括：

正式废弃元首名号，直接称多米努斯（dominus，统治者、君主之意）。改革君主体制与行政区划。他自称主神朱庇特之子，头戴皇冠，身披紫袍，臣下对其行跪拜与吻袍礼。他精心创设“四帝共治”制，即把帝国分成四个区域，由四个君主共同治理。其中两个君主称“奥古斯都”，两个君主称“恺撒”；两奥古斯都的女儿嫁与两恺撒，两奥古斯都和两恺撒各自是兄弟关系，彼此之间则为父亲与继子及翁婿关系，其意在于既互相牵制，又分而不裂。基于部下权力越多对君主威胁越大的教训，戴克里先压缩行省的规模，将全国行省细分为100个，10—12个行省合为一州，州实行军政分治。

在经济方面，戴克里先向农民征收人头税，成年男子计为一“头”，交全税，成年妇女为半“头”，纳半税；市民则按从事的职业缴纳不同数额的税金。行政官员、老兵、无产者免税。为保证税收与加强社会控制，他还规定一切居民不可迁徙与更换职业，大地产主有权保护自己的庄园、隶农和奴隶财产，可在庄园修筑防御工事。这样的庄园成为中世纪农奴制庄园的雏形。同时，他对币制和物价进行改革，发行新金币，规定各种薪酬和物价的标准。

戴克里先还实行军制改革与扩军措施，把军队划分为两个军种，即常备治安部队与边防部队。军团扩编为72个，军人增至约60万名。

在推行改革的同时，戴克里先鉴于基督徒不敬朱庇特，教会浸入到军队之中，危及号称朱庇特之子的他本人的专制统治，决心镇压基督教。303年，他在自己管辖的帝国东部颁布取缔基督教的敕令，拆毁所有教堂，收缴圣经和其他与基督教有关的书籍，规定基督徒一律不准担任公职，不能获得荣誉，若系奴隶永远不准解放。敕令颁布之后仍然有活动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这场灭基督教运动持续了6年，约2000名教士和信徒被杀，但因基督教已拥有广泛社会基础，实际效果不大。

戴克里先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以及宗教迫害运动都脱离实际，为未来的分裂和动乱播下了种子。戴克里先退位（305年）后，帝国缺失绝对权威，很快陷入新的混乱。几个皇帝互相厮杀，直到323年，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战胜东部皇帝李锡尼，才再次恢复统一。

君士坦丁是帝国最后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在统一帝国的过程中与统一之后，他实行一系列新政，其中最具历史影响的是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合法，将过去抄没的教会财产归还教会。

君士坦丁意识到基督教是可以利用的巨大社会力量，教会也主动向权力靠拢，这使他成为第一个利用与扶持基督教的皇帝。他允许向教会捐赠财产，基督教神职人员享有豁免赋税和徭役的特权，信教者甚至可在政府中优先得到提拔。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他虽不是基督徒，却在323年主持了教会史上首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大会），旨在统一教会组织与基本教义。大会通过的《尼西亚信经》成为教会的基本信条。没有君士坦丁，很难想象基督教会有后来的发展，成为欧洲垄断性的意识形态。

在政治上，君士坦丁废除脱离实际的四帝共治，实行个人专制。330年，他鉴于意大利城市破败，农村萧条，罗马不宜再做帝国首都，遂决定迁都至小亚细亚拜占庭，更其名为新罗马。他努力经营这座城市，使其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中心。

君士坦丁死后，3世纪危机时期暴露出来的帝国病症以更大的力量发作起来。皇室内讧接二连三，地方将领你争我夺，军阀战争持续了16年（337—353年）。后来虽有暂时统一，但再未出现强大的中央政权。这意味着帝国进入了死亡期，表现最明显的是帝国西部。

在旧统治中心，城市在沉重赋税的压榨下几乎彻底破产。4世纪末的皇帝规定凡欠缴赋税的城市，其三名议员应被处死，致使地方贵族议员争先恐后逃离城市。城市手工业者与商人也在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下无法进行再生产，同样逃离城市，造成许多城市成为空城。

395年，皇帝提奥多西临终前把帝国东西部分别交长子和次子独立治理，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前者都城为君士坦丁堡，后者首都为罗马。两国再未合二为一。

西罗马帝国的羸弱导致“蛮族”^[7]大举进攻或迁徙。410年，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攻占罗马城，把帝国首都洗劫一空后，转战西班牙，在那里建立西哥特王国。429年，蛮族的另一支汪达尔人受到西哥特人打击后转移至北非，在帝国的北非行省建立汪达尔王国。455年，汪达尔军队跨海攻打意大利，在占领罗马后大掠15天，这座曾经繁华富丽的古城变得满目疮痍，居民仅剩7000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丧失对帝国的控制，离开罗马，在北部城市拉文纳苟安一时。

至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被蛮族占领，帝国辖区仅剩意大利半岛一地，且残缺不全。皇帝手下的士兵多是蛮族雇佣兵。476年9月，末代皇帝的雇佣兵将领奥多亚克认为西罗马根本无须皇帝，因此废黜末代皇帝罗慕路斯，把他的权标送往拜占庭，同时自命为意大利统治者。这一事件标志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耐人寻味的是，罗马的缔造者名为罗慕路斯，亡国之君也叫罗慕路斯，此为命运捉弄还是历史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