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内战与共和制的灭亡

经过三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与疯狂掠夺，难以计数的钱财、土地和奴隶源源不断涌入意大利，罗马在掌握了空前规模的人财物力的同时，自身的社会风气、社会与经济结构也受到剧烈冲击。

罗马公民集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出现新的现象:大批平民因常年服兵役、脱离生产，致使田地荒芜、农舍损毁，失去退役后赖以安身的田园。元老贵族则大发战争财。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最大的外部威胁消除，罗马贵族不再因恐惧而抑制自己的贪欲，追逐财富的欲望不可阻挡。他们在战争中看到东方发达的文化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刻意模仿的要求异常强烈。罗马不仅出现田连阡陌、奴隶成群的大地产主，而且兴起了一大批通过包税、经商或放高利贷致富的骑士集团。当时罗马没有治理广大占领地的经验，对行省的税收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承包人个人或合伙向国家缴纳一笔税金，然后在包税的行省和地区随意高额征税。在不长的时间里，骑士的平均财产至少在40万塞斯退斯^[3]以上，最富者资产达上亿塞斯退斯。古代最重要的财产是田地，富起来的元老、骑士均放肆地兼并中小农的土地，造成大批脱离土地的流民。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在缓解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重新变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贵族与骑士有了地产和钱财，便仿效希腊和东方的奢侈方式，大量建造豪宅。英文宫殿（palace）一词就是出自豪宅集中的帕拉丁山（palatine）。这些豪宅有柱廊、花园、浴室、喷水池、雕塑、壁画装饰，驱使大批奴婢。奢华成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特征，过去严肃呆板的聚餐变为挥霍无度的狂饮暴食，简朴的内衣、罩袍为华美的服饰所替代。贵族妇女开始精心修饰自己，烫时髦的发型，涂抹用鹿膏、羊脂、熊脂制作的发油，涂口红、打白粉、描眉黛，佩戴精美昂贵的首饰。人们醉心于各种公共娱乐活动，如斗兽、角斗、歌舞。席卷社会的奢靡之风反过来进一步驱动人们去追逐新的财富。上层元老、骑士贪污受贿，兼并土地，放高利放贷，搜刮地方钱财越演越烈。一个名叫瓦莱斯的西西里总督，在任三年，敲诈勒索，离任时竟积累了4000万塞斯退斯资产，西西里岛因他的盘剥就像遭受了一场天灾。共和晚期虽然尚有个别严于律己、为官清正的贵族，但整体上罗马贵族已腐败堕落，丧失了过去所具有的社会表率作用。

共和晚期罗马社会变化还表现在奴隶制的大发展。古代世界盛行强者为主、弱者为奴的基本价值观，大量战俘被变卖为奴，尤以罗马为甚。公元前177年，罗马占领撒丁尼亚岛，把8万俘虏卖为奴隶，致使奴价大跌，“撒丁尼亚人”成了便宜商品的代名词。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仅史料不完全记载的卖俘数量就在100万人以上。这导致奴隶数量激增，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总数大约超过300万人，接近于意大利自由民的总量。

有大量的奴隶必有容纳奴隶的部门。自公元前2世纪始，吸收奴隶劳动最多的经济部门是农业。富有的大地产主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建立大批庄园，利用廉价奴隶劳动，有的庄园役使上千奴隶。在中意大利的城市郊区则形成了众多与市场关系密切的中小奴隶制庄园，使用十数个奴隶劳作，生产的橄榄、葡萄、谷物、蔬菜主要销往城市。这还不算手工业（包括矿坑）、富人家内、娱乐业的大量奴隶。

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娱乐业中的奴隶角斗活动。它通过角斗士之间、角斗士与猛兽之间的拼命相搏、流血死亡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血腥场景，使饱食终日的奴隶主和鄙俗的罗马平民得到肉体感官的刺激。公元前3世纪，罗马贵族首次举办角斗演出，使用三对角斗士。随着奴隶制的发展，为了自娱和取悦平民选民，贵族们竞相出资举办这种活动，规模扩大到几百对角斗士的互相残杀。

鉴于此，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与近代美国南部及加勒比岛屿、巴西一样，是世界史上蓄奴最多的国家，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另一主要矛盾。此外，被征服者与罗马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这就为共和国晚期的一百多年大动乱准备了条件，所需的只是一个导火索。

公元前137年，苦难深重的西西里奴隶在叙利亚籍奴隶优勒斯的领导下，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奴隶暴动。

西西里岛经过希腊人、迦太基人长期开发，原本奴隶制发达。罗马建立西西里行省后，把大片沃土变成公有地用于承租，形成大量奴隶制庄园经济。西西里庄园主以残酷闻名意大利，有的庄园主为节省开支，甚至不给奴隶提供服装，让奴隶像牲口一样裸身在田间劳动。奴隶们的愤懑无以复加，当优勒斯首义后，成千上万的奴隶投奔起义军，短时间集合起一支20万奴隶的大军，多次击败罗马军，占领西西里岛不少城镇，并在恩那城建立世界史上第一个以先前的奴隶为主体的国家，优勒斯成为国王。罗马费时5年才把起义残酷镇压下去。

公元前104年，执政官马略因对辛布里人战争的需要，宣布释放沦为奴隶的意大利人。西西里岛上具有意大利人身份的奴隶因此得到释放，引起非意大利籍奴隶们的不满。西西里总督颁布非意大利籍奴隶不享有被释权的法令激发了起义，为首的是奴隶乐手萨尔维乌斯。他借用塞琉古国王特里丰的名号，集合起22000奴隶义军，同另一支由雅典尼昂领导的奴隶队伍会合，成立自己的政权组织，与政府军展开殊死斗争，至公元前100年失败。

西西里奴隶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罗马的腹地却爆发了更具威胁的奴隶大暴动，暴动领袖是色雷斯人角斗士斯巴达克斯。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斯率几十名角斗士逃出加普亚住地，在附近维苏威火山竖起义旗。周边奴隶、贫民闻风而动，纷纷投奔，队伍很快壮大。当北上进入山南高卢时已扩军至12万，多次击败围追堵截的罗马军团。斯巴达克斯原本想把队伍拉到色雷斯老家，在接近阿尔卑斯山时却改变路线，挥师南下，兵锋指向罗马城，迫使元老院调兵遣将，任命克拉苏为镇压起义的罗马军统帅，并从海外紧急抽调军队回援。斯巴达克斯见势不利，改道至半岛南端，试图渡海至西西里岛未果。斯巴达克斯无奈之下，突破克拉苏的封锁，在半岛东部遭遇自海外驰援的罗马东方军团而进退失据。公元前71年春，起义军在阿普里亚与罗马军展开决战。斯巴达克斯英勇战死，6000义军士兵被俘。作为惩戒，罗马政府残忍地将所有俘虏钉死在通往罗马大道两边的十字架上。

三次奴隶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力量对比不利于奴隶阶级，但起义显示了人们争取自由的勇气，对奴隶主阶级给以深刻的教训，迫使他们调整与奴隶的关系。授产奴隶制正是在起义被镇压之后出现的。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大起义尚未平息，罗马公民社会内部就爆发了内战。公元前133年，贵族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他清醒地看到农民的破产对社会秩序与兵源均造成危害，因此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限田与分配土地的法案，以解决失地农民引起的社会危机。法案规定公民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1000犹格，超出部分由国家偿付地价后收归国有，再划成每块30犹格的份地分给失地的公民。

这一温和的法案引起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对。他们诽谤提比略·格拉古有做国王的欲望，利用土改和平民的不满破坏共和体制。提比略为争取元老贵族，甚至向反对土改的另一保民官渥大维提出由他个人出资补偿其可能遭受的财产损失，但遭到渥大维的拒绝。

当改革举步维艰、缓慢展开之后，反对改革的元老贵族利用罗马盟友帕加马国王的遗赠事件对提比略群起而攻之。提比略剥夺了元老院审议遗赠的权力，交由公民大会处理。在选举下一届保民官的公民大会上，反对提比略连任的元老带领门客在公民大会会场杀死提比略及其支持者300人，把他们的尸体抛入台伯河。这一暴行违反了保民官人身不可侵犯的法规，尽管只是一场武斗，却开启了公民在公共场合互相残杀的可怕先例，因此被古代史家视为罗马内战史的开端。

公元前123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他吸取哥哥失败的教训，提出照顾到各方利益的一系列改革法案，包括土地法、粮食法、审判法、军事法、修筑道路法、亚细亚行省法、设置迦太基殖民地法、授予意大利同盟者公民权法等。其中土地法虽继续提比略的思路，但不没收大地产主的土地，而以公有地作为土改的对象。粮食法、修筑道路法完全为贫民着想，低价向贫民出售粮食，为贫民创造就业机会。军事法规定由国家向士兵提供粮草与衣着，所费无须从士兵军饷中扣除，从而减轻了小农负担。亚细亚行省法和审判法则赋予新兴的骑士贵族经济与司法权力，由骑士包揽亚细亚行省的税收，与元老分享法官职务。

显然，盖约·格拉古比他的哥哥眼界宽广，看到了折磨罗马的病症所在，因此不仅得到平民的拥戴，而且获得少数元老与大多数骑士的支持，二次当选保民官。他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如有8万户平民分得土地。但授予意大利同盟者公民权的举措因牵涉所有罗马公民的特权，遭到普遍的反对；让骑士分享司法权力也冒犯了元老的特权。双方的支持者之间发生流血冲突，对格拉古兄弟改革一向不满的元老贵族组织武装袭击改革派，杀死约3000名盖约的追随者，盖约本人在敌人追击下自杀身亡（由家奴动手）。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表明，罗马奴隶主上层中的一些明智者出于维护奴隶主国家的利益，试图通过合法途径造成大土地所有者的让步，以调整公民社会的内部矛盾。但在奴隶制大地产蓬勃发展的条件下，用合法手段重建小农经济途径的阻力重重。

公元前113年，北非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与罗马关系破裂，在国内屠戮罗马与意大利商人，罗马元老院于公元前111年对朱古达宣战。这场战争首次暴露出罗马贵族的腐败无能，特别是军队的堕落。

朱古达战前曾到罗马访问，携带大量金钱，四处打点，认为罗马是一个可用金钱购买的城市。因此他大肆行贿罗马的前线将领，致使战争久拖不决。公元前109年，执政官麦特卢斯接任北非前线指挥时发现，罗马军队的营地没有设防，士兵纪律荡然无存，军官收受贿赂，士兵多做小买卖，完全是一支不堪一击的涣散部队。他开始整饬纪律，但收效甚微。

公元前107年，执政官马略接任努米底亚前线指挥，大刀阔斧地对军制进行改革。他废弃传统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允许有意服役的公民志愿参军，包括无产者。服役期从原来的12年延长到16年，服役期间由国家发放军饷，普通步兵年薪1200阿司，百人队队长加倍，骑兵加3倍。退役后士兵可从国家领取一块份地。此外，他加强纪律，统一单兵的武器装备，如重装步兵配备了投枪和短剑，同时强化士兵的专业训练。马略以这样一些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兵源问题，恢复了军队的战斗力，完成了罗马军队从业余公民兵向职业军队的长期转化过程。当兵打仗不仅是公民义务，而且成为贫苦公民谋生的手段。由于老兵分配土地制度的实行，公有地的分配已不再取决于公民权，而主要取决于长期服役。这即是说，马略军改用另一种方式满足了失地、少地公民的要求，公民土地分配问题变为老兵的土地问题，这就使土地问题更具有迫切性和危险性。由于职业军队的出现及其与土地的联系，罗马产生了一个最有组织并有自身利益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是手握兵权的将领，士兵拥戴维护他们利益的领袖，追随他们参与国内的政治斗争；军事将领则利用士兵作为支柱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一种新的依附关系在军队中形成。从此，罗马政治舞台不再由语惊四座的政治家所主宰，他们让位于气势汹汹的将领与士兵。决定斗争输赢的也不再是公民大会上的雄辩演说，而首先变为战场上的较量，谁有强大的军队，谁就是罗马的主人。

改革后的罗马军队复原了战斗力，很快结束了朱古达战争，朱古达亦被擒获。

内战的钟声敲响之后，整个公元前1世纪战争频仍。公元前90—前88年，在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之间，爆发了意大利同盟者反抗罗马统治的战争，起因在于同盟者对罗马长期拒绝授予他们公民权极为不满。更加不能令其忍受的是，罗马官员如占领者一样歧视与虐待意大利人。如一座城市罗马官员的老婆要到公共浴池洗澡，可以把正在洗澡的意大利人统统赶走，并殴打未冲洗干净浴池的地方官员。意大利人没有公民权，不能参与政治决策和担任罗马官职，也不能在法庭上获得公正审判，更不能分配公有地。而自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同盟者提供了罗马一半以上的兵员，是罗马扩张战争成功的功臣。罗马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授予同盟者公民权，但受到许多罗马贵族与平民的反对。

公元前91年，支持给意大利人公民权的保民官德鲁苏遇刺身亡，同盟者群情激愤，罗马大法官在意大利城市中发表威胁讲话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次年，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城市联合起来，发动了全面起义，自立国家，国号“意大利”，史称“同盟战争”。双方各拥兵10万，且都是正规部队，战术与斗志相差无几，所以战争异常惨烈，双方死伤累累。罗马虽派马略和苏拉等名将统率军队，但战场上收效甚微。于是元老院采取利诱政策，对未参与起义以及在两个月内放下武器的同盟者授予公民权。反罗马同盟迅疾解体。

同盟战争的实际胜利者是意大利人，因为战后所有意大利人均获得了公民权，罗马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差别开始消除，罗马成为意大利的罗马。

同盟战争锻炼了职业化的军队，战后60多年，罗马史成为军事将领们相互角逐的历史。一场内战接另一场内战，罗马共和制在血腥的内斗中逐步向君主集权过渡，苏拉是独裁的第一位尝试者。

公元前89年，本都国王米特里达第率军侵占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并对当地罗马人与意大利人大屠杀，一天杀害8万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元老院对米特里达第宣战。在任命统帅问题上出现分歧，贵族派要选苏拉，平民的人选是马略。

苏拉曾是马略部下，生俘朱古达的勇士，同盟战争中率军战胜劲敌，是有勇有谋的将才。公元前88年，元老院任命他为讨伐米特里达第的执政官，特里布会议却选出马略取代他。苏拉一怒之下率东征的6个军团进攻罗马城并破城而入。这是罗马城首次被罗马军团攻破，标志着内战的升级。

苏拉成为罗马统治者后，展开对马略及其支持者的政治迫害，即“公敌宣告”运动。凡被宣告为“罗马人民公敌”的人，任何人都可诛之。他还为元老院增补300位元老，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认为后方已稳的情况下，苏拉率军东征，陆续消灭16万本都兵将。公元前85年，米特里达第被迫求和，割地赔款，第一次米特里达第战争结束。苏拉回师罗马，准备与东山再起的马略决战。

马略在苏拉东征过程中，夺回罗马控制权，并以同样的公敌宣告来清算苏拉党羽。苏拉与马略及其部下均是正规军团和著名将帅，所以这场内战空前残酷，10万壮丁丧生。苏拉最终取得胜利，于公元前82年冬占据罗马，开展新一轮“公敌宣告”运动。苏拉公布公敌名单，规定杀公敌者赏，包庇公敌者杀全家；一人为公敌，家属公民权都被剥夺，财产充公。约90位元老、2600名骑士、2000名马略支持者被迫害致死。而这些死者不过是沧海一粟。运动一经开展便无法控制，许多人被私敌报复而成为公敌，有些人贪图他人财产而罗织他人罪名……

在一片恐怖中，苏拉被元老院宣布为独裁官，拥有个人立法权，任期不限。他增补300名元老，把元老院变为御用议事会。他还解放奴隶达1万多人，加强自己的社会基础。他撤销骑士的私法权力，规定保民官只能在元老院允许的范围内提出法案，担任保民官后的公民不得担任其他公职。他还对升迁高级官吏规定了年龄和任职时间的台阶：财务官不得低于30岁，大法官不得低于39岁，执政官不得低于42岁，还规定同一人不得兼任其他行政官职，不得在10年内再度担任同一官职。

苏拉独裁显然试图复活罗马旧秩序，限制共和制中的民主因素。但他的措施本身却表明共和制因无力解决社会矛盾而业已衰微，他为军事独裁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

公元前79年，已届迟暮之年的苏拉突然宣布退隐，让权于执政官。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他的老兵为他举行盛大葬礼，但苏拉独裁的阴魂却没有逝去。

公元前70年，苏拉爱将庞培与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刽子手克拉苏出任执政官，为争取民众支持，他们提出恢复保民官和公民大会权力的主张而赢得声望。他们与后起的政治家恺撒结成反元老院的政治同盟，史称“前三头同盟”。根据同盟协议，恺撒在另外两头支持下出任山南高卢总督。在经略高卢期间，恺撒发动侵略外高卢的战争，把罗马边界向西北推到不列颠，东北至莱茵河。个人不仅发了战争财，而且培养出一支只知恺撒、不知共和国为何物的私人军队，一跃成为三头实力之首。公元前56年，为弥合彼此间的猜忌，三人在意大利北部的路卡镇会晤，议决恺撒续任高卢总督五年，庞培、克拉苏任公元前55年执政官。卸任后，两人分掌西班牙、叙利亚五年。三头决议表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权已落入军阀手中。

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叙利亚总督任上远征安息帝国身亡，三雄平衡变为二雄争锋。恺撒势力的扩张使庞培极度不安，他转与元老院结盟，试图削弱恺撒的兵权，导致恺撒与元老院决裂。元老院宣布恺撒为“公敌”，授权庞培保卫罗马。公元前49年初，恺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军攻占罗马和意大利，庞培及共和派逃往巴尔干。恺撒先挥师夺取西班牙，之后决战巴尔干，在法萨卢会战中击败庞培。后者逃往托勒密埃及被杀。恺撒追击庞培至埃及，与时年21岁的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堕入情网，扶持她在王室内争中胜出，独领王位。

公元前47年，恺撒夺回本都国王法纳西斯占据的小亚细亚领土，又削平盘踞北非努米底亚的共和派残余势力。公元前45年恺撒返回罗马，如苏拉当年一样，成了罗马无可争辩的主人。

公元前44年，元老院任命恺撒为任期10年的独裁官。两年后，又任命他为终身独裁官，具有宣战、媾和以及控制国家收入的全权，俨然是无冕之王。独裁期间，恺撒实行一系列新政。如进行人口普查和公民登记，确定战乱之后公民的人数；颁布反移居法，防止人口出现新的流失；颁布自治市法案，以罗马的政制为蓝本确定自治市的政治体制，正式把自治市列为国家的行政单位；授予高卢与西班牙一些城市居民以公民权；规定非贵族出身的公民有权进入元老院，元老人数增加到900人，他的亲信，甚至被释奴也成为元老。他还增设一些公职，自己获得任命一半公职人员的权力。他另向8万多退伍老兵、贫苦公民分配了公有地，还指导编制了儒略历，把一年定为365天，每四年闰一天，为现行公历奠定了基础。

恺撒独裁堵塞了合法反对他的渠道，共和派密谋暗杀这位独裁者。恺撒对于政敌的宽容也给了密谋者可乘之机。公元前44年3月，恺撒在元老院被蜂拥而上的共和派人士杀害。罗马经过一番权力之争，局势被恺撒的部将安东尼、雷比达和恺撒的养子屋大维控制。公元前43年10月，三人正式结成反共和派联盟，史称“后三头同盟”。他们依靠军队发动可怖的“公敌宣告”运动，无情地捕杀政敌，处决并被没收财产的元老达300人左右，骑士约2000人。著名政治家与思想家西塞罗亦遭杀身之祸。他是共和制的坚定卫护者，曾发表14篇反安东尼的演说，安东尼对他恨之入骨。

公元前42年，三头部队与共和派军队在马其顿的腓力比决战，共和军被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军队击溃，其统帅、谋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与卡西约自杀。三头的共同敌人被彻底击败，三头之间的矛盾随之尖锐化。屋大维掌控帝国的中心意大利，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先解除雷比达的兵权，然后与安东尼交恶。

公元前32年，屋大维操控元老院和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安东尼为公敌，指控他与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结为夫妻，出卖罗马利益。次年，屋大维军在亚克辛海战中大败安东尼、克莱奥帕特拉舰队，安东尼夫妇丧失抵抗力。公元前30年，屋大维兵临亚历山大城下，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在绝望中自杀。屋大维在共和制的废墟上建起个人独裁的元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