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影响

查尔斯·达尔文在对一般思想的影响中，最大的变化来自关于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新的重要论点。查尔斯·达尔文在 1859 年发表《物种起源》的日子，无疑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在达尔文之后，进化论成了热门学说。进化思想体系认为，了解任何事物的方法是去了解它的发展。而这在 1859 年已经不新鲜。黑格尔早已把进化论的概念采纳在形而上学里面。他，还有马克思，在他们那些有关人类社会的学说里也引用过这种思想。这种承继“启蒙时代”的进步思想，是一种进化的哲学思想；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伟大活力，在浪漫色彩和民族主义的保护下，已经促使人们依据时间进程来思考人类事务。在自然世界里，1800 年之后兴起的地质学为进化思想开辟了道路，生物探险家也已经在推究生命形式的进化发展了。达尔文所做的不过是给进化论盖上科学的印记，为它收集整理证据，对它是如何形成的提出解释。1871 年，在他的《人的祖先》这部著作里，他对人类的产生提出了同样的假设。

达尔文根据进化论指出，物种是可以改变的，没有哪一种产生之后是永远不变化的。各种各样有生命的生物体，植物和动物，形体微小的或笨大的，尚存的或绝种的，都从其他那些比它们更早的物种不断发生的细微变化中获得发展。一个重要的推论是，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并从属于同一自然法则的。另一个推论是，地球上千百万年来的整个生物史——达尔文时代的科学家普遍认为——是在一个无一例外的复杂进化过程中不断展露的一部统一的历史。

“适者生存”达尔文认为，物种的改变，并非生物体出于任何有理智和有目的的行动，而基本上是由于某种偶然性。个别生物通过遗传作用，继承了略为不同的特点，使它们在获取食物、争斗或交配中较其他个体更加有利；具备最有用的特点的生物得以保存，这样，它们的特点就传给了后代，直到整个种类逐渐改变为止。某些词句——它们并非全都由达尔文创造——概括了这种理论。通过“最有利的种属”的“自然选择”，一场“生存斗争”造成了“适者生存”。这里所提及的种属，并非指人类，而是就某个物种内在的素质而言。这种生存斗争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自然界里，各个物种繁衍的个体较多，而能活完正常的一生的较少。所谓“适者”是指一个物种的那些单个的代表者，它们具有最有用的特点，如鹿的快捷或老虎的凶残；“自然”选择意味着适者的生存对于它们自己或造物主来说，都不是故意地；“有利的种属”指的是一个物种的素质具备优越的生存能力。

达尔文的思想猛然间造成一场大吵大闹。科学家争先恐后地保护他，教士则不顾一切地攻击他。生物学家 T. H. 赫胥黎成了达尔文的首席代言人——“达尔文的斗犬”。与他争论过的人当中就有牛津的主教。为了人从猴子演变而来的说法，达尔文遭到了极不公正的指责。这是因为有人害怕人类的尊严、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会因此瓦解。在这一点上，达尔文本人一直感到自豪。他说，在文明的条件下，社会和协作的效能，是有助于生存的有用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希望那优良的习性将会得到加强，或许通过遗传固定下来”。那些冲着达尔文发出的怒气冲冲的抱怨，绝大多数可以说无甚价值或多少有点浅薄的，甚至就是那些攻击他的人，往往也不留意宗教上的见解；不过他们还没有错到一种极度危险的地步。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科学论据来说明，生命有机体存在生物进化过程，这引起了文化争议，范围远超自然科学家的学术领域。达尔文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上了年纪、有点超然的科学专家，其祖父般的形象使人很难想到，他通过其研究和著述发起了那场知识革命。（Library of Congress）

变化中的自然观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根本不提及上帝、天命或救世主；没有科学这样做过。进化论与《创世纪》第一章完全不相同，这是使人不安的，但是还不是致命的。《旧约全书》中有很多东西早已被当作某种象征来对待，至少在某些原教旨主义团体以外是如此。认为人和动物在本质上毫无二致的思想甚至都不是灾难性的；而且，神学家对于人类天性中动物性一面一直盯着不放。但进化生物学的新颖而出乎意料的结果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观念。大自然不再是平和协调的了，它是一个争斗的场所，即“牙齿和爪子里血腥的大自然”。争斗和消灭弱者是自然现象，作为朝进化发展的手段，它们甚至是可取的。关于什么对进化发展而言是高尚的或有益的这样一些观念，向宗教有关道德和美德的传统思想发起挑战，其意义是深远的。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和完美无瑕的结构，只有无止境的改变。变化是永恒的，每样东西似乎仅仅与时间、地点和环境息息相关。没有好与坏的标准，一种优秀的生物，是一个能在其他生物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存活的生命形式，适应性的变化取代了美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正确的”。简言之，检验标准即是成功，“适者”是成功者。在这里，达尔文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即 “现实政治”，和因为别的缘由在这个时候出现于欧洲的其他社会学说融合在了一起。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里至少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一个人从科学得出结论，把科学的成果用之于人类，而科学的威望是如此之高，毫无疑问，这正是很多人想去做的事情。随着生物进化论的推广，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知名的学派，把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思想积极地应用到人类社会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欧洲和美国随处可见。他们的学说被派上各种用场，去证明一些人天生就优越于别的人，诸如白人对黑人，北欧人对拉丁人，德国人对斯拉夫人（或反之亦然），非犹太人对犹太人；或者那些舒适而又心满意足的上等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证明自己比那些无计谋生的穷人“更适应”，因而理应享有这些福气；或者大公司不得不依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吞并掉较小的企业；或者某些国家，如不列颠帝国或德意志帝国，是理应崛起的；或者就道德而言，战争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显示了那些作战者的男子气概和生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