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制造业的影响

（一）先进制造业的影响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美国政府这次复兴制造业的聚焦点，根本上是想获得经济的加倍增长、继续保持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垄断力，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如前文研判，美国凭借其国家创新优势，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里形成一个全新的制造业结构，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对中国制成品贸易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1.中国制成品出口将受到挑战

美国政府为保护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会对中国出口的、能够威胁到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制成品实施限制和打压措施，对其没有威胁的则不会限制。同样，美国政府为促进先进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也会对中国同质产品向第三国出口设置障碍。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的出口比重持续提高，如从2000—2010年，高技术产品出口从20.4%增加到30.3%，这个趋势的延续无疑加大了对美国相应制造业的竞争压力。美国已对进口自中国的多种制成品和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或者收购行为采取了打压和贸易保护措施并造成了危害，如轮胎、钢铁产品、光伏产品、华为投资等。2012年年底，美国两名共和党议员要求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对中国万向集团收购美国电池商A123进行彻底审查，^[1]而对于进口自中国的有利于其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原材料（如稀土）则阻碍中国政府出口限制措施的实施。2013年下半年，当美国政府得知土耳其采购中国的红旗-9防空武器时，便百般阻挠，目的之一就是在第三国市场上遏制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中国制成品出口能否应对美国挑战取决于是否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出口的制成品是否符合美国的节能减排要求为例，这是美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要求之一，也是一个绿色贸易壁垒。处理好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TPP条款之一，“对环境一个有意义的结果是，确保协议适当解决重要的贸易与环境挑战，加强贸易和环境的相互支持”，要求新加入者必须满足这些标准（USTR，2011）。已加入TPP谈判的11个国家的制造业规模比较小（除日本外），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也较少，只有文莱和越南的工业能源密集度高于中国（UNDIO，2011），比起中国出口美国的制成品规模来，恐怕不会是一个“适当”

表8.6　环太平洋地区工业能源密度（美国＝100）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1年工业发展报告》数据计算。

处理的问题了。更广泛地比较环太平洋一些国家的工业能源密度及其变化，很明显地揭示:相比于美国，除新加坡、日本和柬埔寨的工业能源密度低于美国外，其他国家不仅都高于美国，而且还在提高（除韩国外），尽管这些国家的能源密度纵向比在下降。在19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能源密度低于中国。中国工业能源密度历史地看已大幅度地下降，但是与美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从1990年到2008年，美国工业能源密度从0.302下降到0.175；中国从2.218下降到0.791，但近几年又有增加趋势。显然，短期内达到美国的水平不现实。这就面临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接受美国的新贸易规则？这有接受和不接受两个选择。如果接受，那么就要改造中国的制造业，减少消耗、降低排放、革新工艺、提高效率；如果不接受，仍有两个选择，一是维持现状，二是构建一个有利于中国又不同于美国的国际贸易新规则。维持现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因为节能减排、构建一个绿色制造业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如果以中国为主另建一套区别于美国的新国际贸易规则，则不可能提出像美国那样高的新贸易标准，因为中国则缺乏相应的制造业基础。显然，最优选择是接受美国的新贸易规则。

2.对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机遇

美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替代效应有利于中国制成品出口，中国的市场规模效应有利于美国技术先进企业投资于我国的研究开发、产品生产和出售新产品。

规模—范围效应。发展先进制造业强调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并把创新成果转变为产品。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研究开发与创新（知识技术），把创新成果变成在市场销售的产品（制造）。前者在美国有比较优势，后者不具有比较优势。技术和产品创新加快意味着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日益缩短，创新投资者迫切需要快速地收回成本和增加利润，在全球化使世界趋平的条件下，企业为最快地实现最大化利润、最快地得到原材料和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更愿意进行全球同步设厂、制造和销售，实现全球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美国企业一旦研发出新产品，就会最快地把成熟的产品送到世界各地的工厂进行生产和销售，生产出的产品也会出口到美国。如2013年4月，美国混合动力系统初创公司ALTe动力科技在河南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能极电源系统公司宣布将与中国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创办合资企业，A123系统公司和波士顿电源公司这样的锂离子电池制造商已经采取了行动（Wang，2012）。

替代—转移效应。历史上，美国制造业结构因持续的技术创新而不断涌现新的产业，现有的制造业相继被替代。随着美国这次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进而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高附加值制造业结构。可以预期，现有的那些附加值相对低的制造业也会被新兴先进制造业相继替代，从而引发这些制造业进一步外迁。由此，美国消费者需要的中低端制成品仍将继续进口。

消费—平台效应。中国人口规模世界最大、经济增长速度快、人均收入水平在提高、基础设施先进并且完善、产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快，任何一个理性的跨国公司都不愿舍弃中国市场。它们不仅在中国增加生产，把产品销售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而且随着中国居民消费商品的升级和产业价值链提升，跨国公司也不断增加研发投入，面向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进行生产经营和研发设计。这时，中国对亚洲和世界市场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将会增加。如百事公司在上海建立了自己在海外最大的研发中心（投资约4000万—4500万美元），巴斯夫公司在上海投资5500万欧元建立起泛亚洲创新中心，目的就是更为迅速地提供中国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更大的目标是建立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展创新。过去五年跨国医药公司在华研发投资超过了20亿美元；在欧美研发中心关闭或者缩减规模的同时，在华研发中心几乎在以同样的速度启动或扩张（沃德米尔，2012年）。

搭车—机遇效应。美国正在费尽心机地搭中国经济增长的便车，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政策创造的出口和投资机遇。如2012年第23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国就表现出垂涎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美方发布的联委会清单上就有这样一条:中国计划今后五年投资1.5万亿美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是到2015年占GDP的8%，2020年占GDP的15%。美国认为:中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给外国企业以公平的参与机会，中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遵守WTO的国民待遇规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将与美国的相关部门对话和交换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事项。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公布，当天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就来到中国，目的之一就是探询《决定》背后的动机和其中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