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的改革

对玛丽亚·特蕾西亚来说，18 世纪 40 年代的战争证明她的帝国和奥地利君主制极其脆弱。她的臣民也都很不愿意继续受她的统治，即使面对军队入侵的威胁也不改初衷。帝国只是一个由许多领地拼凑起来的松垮架子，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意志。回顾前文，查理六世制订的“国事诏书”不仅旨在保证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权，抵御外来进攻，而且还旨在确保帝国几个地区同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保持团结。

帝国境内的统一18 世纪 40 年代的战争导致国内的巩固。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统治，为奥地利帝国以及生活在其境内的许多民族以后的一切发展，确定了方向。她有一个著名的由大臣们组成的班子，辅佐她料理公务。这个班子的产生表明哈布斯堡体制的超民族特点。她在外交事务上最信得过的顾问考尼茨，精明睿智，是摩拉维亚人；她在内政上的两个主要助手，一个是西里西亚人，另一个是波希米亚—捷克人。他们在维也纳与这个德意志女大公爵—女王以及德意志官员们一起工作，配合默契。他们扩大和保证课税畅通无阻，扩大和保证兵源不断，主要目的是防止这一君主国的解体。这就需要打破拥土自立的贵族对几个地方议会的控制，这些地方议会多少相当于法国的省三级会议。对具有很深分裂思想的匈牙利，则是任其自然。但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省份却被合并一起，全国统一的官僚机构代替了地方自治政府。行政官员（遵循一种在中欧称为“财政学”的重商主义学说），打算通过增加生产来扩大帝国的经济力量。他们制止地方行会垄断，镇压剪径强盗，并于 1775 年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的公爵领地上实行统一关税。这一地区遂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因为甚至法国仍被许多内地关卡分割。波希米亚，帝国最发达的这个工业地区，因此大受其益；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末期，有一个棉纺织厂雇工竟达四千人之多。

进攻农奴制在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以及在东欧各地，重大的社会现象是农奴制。在过去二百年间，农村广大人口渐渐地陷入农奴制。农奴制的含义是，农民与其说附属于国家，不如说附属于其领主。农奴为领主服劳役，天数或种类通常不明。倾向是：只要领主通过他们的议会统治的地方，农奴每星期都得在领主土地上强制劳动六天。玛丽亚·特蕾西亚一则出于人道动机，二则想要掌握兵源的人力，对农奴制度发动了有计划的进攻，实则也是对帝国的地主贵族发动一场进攻。随着地方议会权力的日益削弱，贵族的抗议就不起多大作用；然而，由于这还牵涉到各个领地的整个农业劳动制度，玛丽亚·特蕾西亚行事十分谨慎。颁布了法律，禁止领主或他们的监工虐待农民。还通过了其他法律，限制劳役，规定所有的劳役都得一一公开登记，劳役每周一般以三天为限。法律常常得不到执行。但是，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领主的横征暴敛。玛丽亚·特蕾西亚在缓和农奴制上所做出的业绩比 18 世纪东欧任何统治者所做的都大，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则是唯一的例外。

约瑟夫二世：革命的皇帝这位伟大的女公爵—女王死于 1780 年，在位共达四十年。她的儿子自 1765 年起，与她共同执掌国政。他对他母亲的施政方法简直无法忍耐。玛丽亚·特蕾西亚虽然目标颇为坚定，但每逢取得一些进展就感到满足。她对自己的意图不但不作哲理上的概括，加以宣扬，相反还掩饰起来或只作轻描淡写，不据实明摆出来。她从不使问题弄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免得她潜心破坏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会纠合起来反对她。她会窥测风向，伺机而动。约瑟夫二世可就不愿等待了。虽然他认为法国哲人都举止轻浮，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不过是个聪明的愤世嫉俗者，他本人其实是启蒙时代的一个纯正代表。在他短促的十年统治时期，开明专制制度的特点和局限性，一概清楚可见。他为人庄重、诚挚、善良，能够体察最下层阶级的疾苦和举目无告的绝望状况。他认为现状很坏，因此无意加以调整或进行改良，而是立意要结束现状。他认为，公理与理性和他本人所采纳的观点是一致的；坚持旧秩序的人不是图谋私利的，就是错误的，向他们屈服，就是与邪恶妥协。

约瑟夫说，“所谓国家”，就是“对最大多数人最为有利”。这开了英国哲学激进派的先声。他说干就干。在他十年的统治中，曾接连颁布一个又一个的敕令。玛丽亚·特蕾西亚限制农奴制。约瑟夫废除农奴制。他的母亲既向贵族征税，也向农民征税，然而并不公平。约瑟夫下令征税要绝对公平。他坚持按罪量刑，不管罪犯的阶级地位如何，相同的罪绳之以相同的法，如有个贵族出身的军官，偷窃九万七千盾，被戴上颈手枷示众；波德斯塔基伯爵犯了伪造罪，被扣上镣铐与普通囚犯串在一起，打扫维也纳街道。与此同时，许多依法判处的刑罚，在体罚的残酷程度上都有所减轻。他给予出版完全自由。他下令宽容一切宗教，只有几个他认为过于愚昧、不值得信仰的民间教派除外。他给予犹太人相同的公民权利和相同的义务，使犹太人在欧洲破天荒第一次能够在军队服役。他甚至晋封犹太贵族，这对那些有贵族“血统”的人来说，实在感到惊异得很。

路易十六统治伊始就恢复了传统的法院，这是法国社会特权阶级的一次重大的政治胜利。这些特权阶级的权力，在 17 世纪 70 年代初期受到莫普内阁的挑战。这幅插图显示年青国王出席巴黎高等法院第一次会议（他占据会厅左上边的上席），因此提供了一个先例，表明他终生倾向于与老一辈精英为伍，反对改革者，因为改革者想削弱老贵族的权力或特权。插图文字说明列出了王廷官员和显贵的名单，这些人 1774 年 11 月陪同国王出席这次高等法院会议。（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他公开与教皇对抗，而且闹得很凶。他要求增加任命和监督主教的权力。他查禁许多修道院，用修道院的财产来资助维也纳的世俗医院，从而为维也纳变成一个杰出的医疗中心奠定了基础。他还试图发展帝国经济，并且建成里雅斯特港口，甚至又在此港口设立了东印度公司。由于从中欧无法提供现成资金和海军保护等明显的原因，东印度公司不久宣告失败了。他多次试图通过比利时获得海运的商业利益，就像他祖父设立奥斯坦德公司时所做过的一样，然而均遭到荷兰和英国利益集团的遏制。

约瑟夫为了强行贯彻他的纲领，不得不像以往的统治者那样，对国家实行中央集权，而且他还走得更远。地方议会和贵族自治政府的遭遇比在他母亲的治下更惨。她向来十分明智，让匈牙利自行其是，而他却把他的大多数措施同样也应用到匈牙利去——凡是正确的，到处都得正确。他的理想是缔造一个完全一致的、有理性的帝国，一切参差不齐的事物都得弄得平平帖帖，宛如给蒸汽压路机辗压过似的。他认为，为了便利行政管理，应采用单一语言，自然，就选定德语；这导致在捷克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和其他民族中推行日耳曼化的纲领，结果激起这些民族的反抗。使用德语、推行皇帝的旨在对付地方和阶级反对派的纲领的人，是一群能够应付难局、人数不断增多、纪律日益严明的行政官员。官僚政治慢慢变得有些现代的模样：有培训课程、提升晋级计划、退休金、考勤报告，以及视察员巡访。还雇用教士做国家的代言人，向他们的教区居民解释新法，教导居民应尊重政府。为了监视整个机构，约瑟夫创立了秘密警察。各个秘密警察头子，在诱使密探和告密者提供秘密协助的情况下，报告政府雇员的行为，以及贵族、教士乃至可能闹事的其他人的言行。警察国家对自由世界来说是那么声名狼藉，而它正是首先在约瑟夫治下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当时却是开明政治与改革的一个工具。

约瑟夫改革的局限后来，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治下所做的事情，有许多都是约瑟夫二世这个“革命皇帝”抢先做过了的。他对“封建主义”或“中世纪精神”无法容忍，他本人对贵族和教会十分痛恨。但是，结果他的改革能持久下去的却寥寥无几。1790 年，他过早去世，卒年只有四十九岁，死时万念俱灰，伤心已极。约瑟夫是一个没有政党的革命党人。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不可能无处不在，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都自己干，还因为他的帝国里最强势的社会集团反对他。他的统治表明开明专制制度所带有的种种局限性。由此看出，一个合法的专制君主是并不能真正随心所欲行事的。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在一场真正革命到来之时，只有在浪潮般的公众舆论的冲击下，只有在志同道合、结成一个会党的人们的领导下，也许才有可能实现猛烈而突然的改革。

约瑟夫的弟弟利奥波德继位。利奥波德是这一世纪最有才干的统治者之一，多年来一直担任托斯卡纳的大公，使这个国家成为在意大利世代传闻的最好的政府。在 1790 年时，他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正身陷法国一场真正革命的罗网之中，她的阵阵呐喊声使他忧心忡忡。然而，他拒绝干涉法国事务，毕竟，处理约瑟夫酿成的骚动，使他忙得不可开交。约瑟夫所颁布的敕令大多被废除了，但是他没有全然屈服。贵族并没有重新获得他们在地方议会上的全部权力。农民并没有完全委身于旧的农奴制；约瑟夫为了给他们分田和使他们摆脱强制劳役所做的种种努力，全得放弃，但是他们在法律上仍然保留迁徙、结婚以及选择职业的人身自由。1792 年，利奥波德去世，由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接位。在他的统治下，贵族和教会的反动势力在积聚力量，他们一想起约瑟夫二世的所作所为就心有余悸，而且对革命法国所呈现的公开场面大为惊恐。利奥波德死后不久，奥地利就与法国发生了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