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

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

东大易长事，黑幕重重，令人齿冷。学界尚如此，中国前途何堪设想。

二○一三年，浙江大学校友会因为更换校长一事联合发表声明，向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公开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期望，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一九二五年发生在南京东南大学的一个类似事件。

东南大学的前身是三江师范学堂，由两江总督张之洞于一九○三年创办。后来为了与“两江”相匹配，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经短暂停顿，又改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郭秉文出任校长，用美国模式管理学校，使该校迅速成为南方教育界的一大重镇，从而与北京大学享有“南高北大”的美誉。

郭秉文早年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和著名教育家孟禄，与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人是师出同门的校友。他曾任南高师教务长，担任校长以后，恰逢中国科学社成员纷纷回国，于是他大量聘请这些人担任教授，其中除了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外，还有竺可桢、陆志韦、张子高、茅以升、陶行知、杨杏佛、陈鹤琴、汤用彤、梅光迪、胡先骕、陈中凡等人。

一九二○年四月，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将南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的建议。第二年教育部批准其申请，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

东南大学成立后，因大部分经费由江苏省政府承担，所以郭秉文不得不与江苏督军齐燮元搞好关系。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齐燮元被迫下野，于是段祺瑞政府通过免除郭秉文校长的决议。为此教育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发表训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决议。

当时郭秉文正在从上海返回南京的路上。他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南大学，叮嘱诸位同仁一定要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一封给教育部，希望新校长尽早上任。

尽管郭秉文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变化，但是东大校园却无法平静。消息传来后，学生发表宣言，教师发表通电，纷纷反对教育部的决定。与此同时，学校行政委员会也与黄炎培、蒋梦麟等校董取得联系，希望他们发挥影响，让政府收回成命。

这件事在胡适的通信和日记里也有反映。一月十三日，任鸿隽在信中对胡适说：“东大易长事，不知北京舆论如何？此间各界殆无不以为政府与学校捣乱，于是挽留之电如雪片飞出。郭秉文何幸而得此！……你的意见如何，亦望告我。”“郭秉文何幸而得此”，表达了任对郭的看法和事件本身的复杂性。

一月十二日，丁文江致信胡适，说东南大学的两位学生代表前来造访，告诉他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此次撤换校长，是科学社的主动，并且丁先生要想做校长，所以更为活动。”丁听了以后既好笑又好气。他当即表示：第一，这事与中国科学社无关；第二，政府的做法不对；第三，他没有当校长的想法。没有想到的是，天津《益世报》很快刊登了他的谈话，但“口气完全不对”。因此，丁文江请胡设法为他作些解释。

五天以后，胡适在日记中明确指出：“此次东南大学换校长的问题，由国民党人作主力，也是他们的包办大学教育的计划的一部分。”看来，东大“易长风波”表面由北洋政府引起，实际却是国民党在苏俄指导下企图控制大学的一个举措。

二月一日，东南大学校董会召开会议，不承认教育部的“易长”之令，并请郭秉文继续留任。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希望郭校长先去美国考察，校内事务可由校董会组织的临时委员会负责。

这时候，由教育部选定的新校长胡敦复也明确表示不愿接受这一任命。胡敦复早年留学美国，是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他一九○九年应招回国，供职于清华学堂游美学务处。

在此期间，他招收大批优秀人才赴美留学，其中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刚复、胡明复、姜立夫等人。随后，他担任清华学堂教务长，与郭秉文的资历、声望比较接近。

二月五日，任鸿隽再次致信胡适，说这一次大家所争的并“不是郭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能否继续保证教授治校的大事。

出人意料的是，胡敦复于三月九日突然来到东大，准备正式上任。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涌向校长室，对他暴打一顿，然后从后门赶了出去。事件发生后，教育部认为这事与校董会有关，便发表取缔校董会的训令。为此，东大教授们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要求教育部改变这一决定。

旷日持久的东大“易长风波”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三月十八日，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在信中对蒋梦麟和胡适说：“东大易长事，黑幕重重，令人齿冷。学界尚如此，中国前途何堪设想。”第二天，任鸿隽在信中对胡适说：“敦复的突然而来，大约是为人逼出来的。他到了南京之后，他的好友无一人不劝他勿就，但是他终于就了。我常说古人所谓‘众怒难犯，专断难成’，正是为敦复兄弟说的。”在这封信中，任还说他自己已经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为的是摆脱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

三月二十八日，《现代评论》发表社会学家陶孟和的文章《东大暴动》，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污点”。一周以后，该刊又发表政治学家张奚若的文章《党化教育和东南大学》，分析了这一事件与“党化教育”的关系。

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致使校长一职长期空缺，著名教授纷纷离去，教学科研水平急骤下降。直到一九三二年罗家伦担任校长以后，这所学校才逐步恢复元气。然而，这时东南大学早已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