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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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业计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里，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富于创造性的独特设想和建设方案，表明他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深邃见解和深层次的思考。孙中山确定中国要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道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开放性思维和创新性意识，促进了孙中山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新的思考。因此交通便成为中国工业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认为，解决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出现的影响到工业

实业计划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里，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富于创造性的独特设想和建设方案，表明他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深邃见解和深层次的思考。

《实业计划》把国家规划和经营的现代化港口、航运、铁路、公路及各种大型工矿企业置于突出的重要地位，正是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的集中反映，也是总结并借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经济发展指出了特殊的道路。

《实业计划》共有六个庞大的建设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计划，都包括修建大型港湾、铁路、公路、水路等遍布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这是以建设北方大港（位于天津与秦皇岛间之青河出口处）、南方大港（广州）、扩建东方大港（上海），以及敷设中央、西北、西南、东南、东北、高原等六大铁路系统，作为发展现代化海陆交通和建设全国公路、水路网，以加快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将上述关系到全国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项目，作为《实业计划》的总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坚信这个庞大的计划和宏伟目标，经过艰苦工作是可以实现的。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工业化不仅可使中国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同时也可使国际获得好处。“自美国工商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矣。”^〔311〕

《实业计划》的问世，表明中国即将以国家工业化新的面貌走向世界大舞台，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参与者的角色。正如孙中山所概括的那样，《实业计划》是为我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经济现代化的伟大理想，在走进现实中提出的“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312〕

从《实业计划》确定的总纲中，我们看到这个以工业化为中心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了许多引人瞩目和备受世人关注的重大问题。

首先，《实业计划》明确提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中国式的经济发展道路。

孙中山确定中国要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道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实业计划》从“甲”项到“癸”项，十个项目中，既包括了轻工业、重工业、矿业、铁路、航运、通讯，也包括农业、林业等。把这些重大项目都纳入总体规划之内，同时要“逐渐举行”。显然，这是一个具有高瞻远瞩和统筹全局的工业化计划。

我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是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的重要社会根源。经济落后，导致了国家防御能力的衰微，丧失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经济落后，更为广大民众带来贫穷与苦难。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要彻底走出贫穷落后的低谷，必须发展现代工业。中国发展工业是循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展轻工业的旧路，花费漫长岁月实现工业化，还是根据我国国情走上轻重工业、农业并举的快速前进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迫切需要做出正确抉择的重大问题。

孙中山认真总结了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强调中国如果循着首先发展轻工业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老路，那样就要经历一两个世纪才可能实现我国工业化目标。时不我待，我国一定要抓住世界大战后的难得机遇，一方面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开发我国资源，同时实行“节制资本”，即限制私人资本膨胀，发达国家资本，使全国人民享受到文明的“善果”；另一方面，还要抛弃首先发展轻工业的旧路，走上轻、重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崭新工业化道路。这样才能有力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并且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由贫穷走向富裕、由弱国走向强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孙中山所设计的中国经济发展方案，既着眼于国家富强，增强国力，又考虑到使人民尽快脱离贫穷过上幸福生活。这种思考和探索，沿着西方资本主义旧路是不可能做到的。开放性思维和创新性意识，促进了孙中山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新的思考。敢为天下先，敢于走出前人未走过的路，是孙中山对我国工业化的独特贡献。

既强调中国的富强，必须实现工业化，又企图避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孙中山这种深邃的思考和坚定信念，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赶超世界强国的新式工业化道路必将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其次，《实业计划》把发展海港、铁路、公路、水路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业，放在我国工业化的首位，突出强调了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

孙中山提出国家建设大计，“当远测于十百年后，始能立国基于永久。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以今日国势，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无交通，则国家无灵活运动之机械，则建设之事，千端万绪，皆不克举。”^〔313〕应当承认，孙中山的战略眼光是为常人所不及的。

中国幅员广阔，东部沿海同中部、西部地区及边境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交通十分不便。特别是中西部的封闭性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不仅制约着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同时更影响到商品经济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因此交通便成为中国工业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提出要建设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开发并扩大东方、南方、北方三大海港以及建设从中原到边疆地区的公路、水路交通和现代通讯网络，并把交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提出来，表明孙中山关于现代工业化经济各部门的内在关联及相互促进以及对我国国情与加速工业化进程上，具有一般人难以具备的超前意识和科学预见。

第三，《实业计划》把东三省，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各地区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是孙中山重视并积极推动中西部及边疆地区开发和建设，以便使之与东南经济发展地区逐步缩小差距，同全国各地并驾齐驱的战略计划的体现。我国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东部沿海地区工商业发展比内陆边疆要快得多。大中城市与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大多集中于东南沿海、沿江一带。我国中部、西部各省区及边疆一带有少数民族聚居，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同沿海地区形成极大反差。中西部与边疆的各族人民生计非常困难。遇到水灾、旱灾、沙暴、虫灾及其他自然灾害，更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地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想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全面腾飞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成为困扰人心的问题。历史上有过的移民、屯垦等传统办法，事实上都难获得实效。

孙中山认为，解决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出现的影响到工业化大局的问题，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对此绝不能视而不见或者漠然视之。

《实业计划》在总纲之下，共有六个关系我国工业化全局的具体部署和计划。

第一、二、三、四计划，包括修筑大型海港和铁路、公路、水路等海陆交通运输网。

从建设港口，发达航运来看，《实业计划》除建设北方、南方、东方三大海港外，还拟建营口、海州、福州、钦州和葫芦岛、黄河港、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海口等二三等海港以及安东、海洋岛、秦皇岛、龙口、石岛湾、新洋港、吕泗港、长涂港、石浦、福宁、湄州港、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等十五个渔港。

建设各大中小类型的港口，发展现代海内外航运，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为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国资金，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对此，孙中山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

从敷设铁路，发展陆路交通运输来看，《实业计划》提出了修筑中央、西北、西南、东南、东北、高原等贯通全国的六大铁路系统，作为发展陆路交通网络的脊干。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为城乡物资交流，商品流通开辟了广阔的渠道与途径，这是孙中山提出优先发展现代交通，推动我国工业化前进步伐的有效措施，体现出振兴一个国家的经济，必须先发展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国民经济的战略思想。

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的重要特点是：

首先，对于铁路建设的意义，赋予其“振兴中华”的时代内涵。

当时我国铁路状况，不仅长度不足，而且布局不合理。为数不多的9618公里的铁路，基本上都控制在外人手里。本国资本修筑的民营铁路只有665公里，惨淡经营，效益不佳。广大内地、边疆地区又没有铁路。这种现状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

孙中山指出：“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中国“苟能造铁路三百五十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314〕铁路建设既可直接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又具有加强国防力量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今若铁路交通，不过百万兵已足。盖运输便利，不过数日可到，分之虽少，合之则多”，故“欲谋强国，亦必自扩充铁路始也”。^〔315〕

孙中山强调“故今日我国，如欲立足于世界，惟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316〕由此可见，把铁路建设看成为增强国家经济和国防力量的重要方略，是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业化思想中的一个鲜明特色。

其次，我国地区辽阔，由于历史、社会及自然条件诸原因，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布局不合理。特别是由于交通不便，对开发大西北造成极大困难。利用东南地区的技术和劳动力，开发人口稀少的西北资源，只有敷设铁路，才能把内地与边疆联系起来，缩小西北地区同沿海、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孙中山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观点以及增强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和团结的部署正是其超前意识的集中表现。

第三，铁路的主要干线与各大港口相通，并与国外铁路接轨，使中国铁路建设打破一国的局限，成为国际铁路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孙中山的宏伟构想。孙中山计划北方大港经克鲁伦与赤塔附近的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京张铁路由多伦诺尔经蒙古库伦与恰克图接轨。“此种铁路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盖将为欧亚铁路系统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结。”^〔317〕这是中国人提出建设欧亚大陆桥最早的设想。孙中山指出：“由伊犁发出之支线，将与未来之印度、欧洲线路即行经伯达（巴格达）以通达马斯加斯（大马士革）及海楼府者（开罗）联络，成一连锁，将来由吾人所计划之港（指东方大港——引者），可以直达好望角城。”^〔318〕由南方大港计划修筑直达广州到大理，腾越之铁路线，“当与缅甸线路系统之仰光、八莫一线相接，将来此即自印度至中国最捷之路也。”^〔319〕从这里看出，孙中山拟建的铁路一旦完成，北京至巴黎乘坐火车只需八天时间，大大缩短了中国同欧洲的距离。对于促进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将成为令人鼓舞的客观现实。

最后，全国铁路规划成为六大铁路系统，是以各省会与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向周围各地辐射。其中，中央铁路系统24条，所到之地包括长江以北各省及内蒙古、新疆各一条；东南铁路系统13条，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之各一条；东北铁路系统20条，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及河北之各一条；西北铁路系统18条，包括内蒙古、新疆、甘肃等部分地区；西南铁路系统7条，包括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和广东、湖南各一条；高原铁路系统16条，包括西藏、青海、新疆之部分及甘肃、四川、云南等。同时辅之以密集的水路，100万英里的公路，形成了多层次、立体交叉、覆盖全国的现代化交通网络。

铁路的铺设自然带动了机车与客车、货车及铁轨等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孙中山指出：“若以此十万英里之铁路，在十年内建筑之，机关车与货车之需要必大增。现当此战后改造时期，世界之制造厂将难以供应。”“中国有无限之原料与低廉之人工，是为建设此等制造厂之基础。”^〔320〕只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中国工程人员与工人发挥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制造大量合格的机车、客货车以供铁路运输之需要。这个宏伟铁路建设规划一旦实现，不仅将彻底改变中国交通落后面貌，而且将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腾飞，并为实现中华的振兴大业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孙中山指出：“且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凡观一国之实业发达与否？观其钢铁生产之多少可知也。”^〔321〕

钢铁冶炼是现代工业的基础。煤炭、石油、电力是现代工业的基本动力。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把这些部门都置于重要地位。

孙中山认为，我国钢铁工业基础很薄弱，“现只有汉阳铁厂与南满洲之本溪湖铁厂，其资本又多为日本人所占有。虽云近来获利甚厚，亦不免有利权外溢之叹矣！”^〔322〕

我国钢铁产量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很低的。1916年，美国钢铁年产量为四千万吨。同年我国产量只有二十余吨，仅为美国产量的四百分之一。因此积极发展钢铁冶炼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是一个迫切任务。孙中山了解到，“中国内地沿扬子江一带与西北各省皆以铁矿见称丰富，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各地亦以铁矿著名。”他在《实业计划》里提出，“广州将开为南方大港，应设立一铁厂。其他如四川、云南等地方之铁矿，亦可次第开采。而后多设钢铁工厂于各处内地，使之便利经营钢铁事业者之需要。”“因发展中国实业之结果，需铁孔亟，即以相等或加倍于直录、山西铁厂所用之资本经营之，亦不为多矣。”^〔323〕

我国煤炭埋藏量极为丰富。孙中山看到我国煤炭潜力虽大“而煤田之开掘者，不过仅采及皮毛而已”。他指出：美国“每年所采取之煤约六万万吨”。“机械化采煤效力很高。如中国能用同一方法采取之，并依其人口之比例以为衡则产生之煤应四倍于美国。”^〔324〕“夫煤矿之产于中国各地既多所发现，而其产额亦可以预定，故开采者不特无失败之虞，而利益之厚可断言者。”^〔325〕“待至数年后，当中国工业愈加发达，需煤之数必渐增多”，^〔326〕“故资本之投放，其利益之大可断言者”。^〔327〕

孙中山认为煤炭工业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又有无限之市场”，何况“欧洲各国现思取煤于中国”。^〔328〕国内、国际的煤炭市场的日趋活跃和繁荣，必将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带来无限生机。

石油在我国的埋藏量十分可观，并不像外国人所说的是“贫油之国”。孙中山指出：“中国亦以富于煤油生产国见称也。四川、甘肃、新疆、陕西等省已发现有油源，虽其分量之多寡，尚未能确实调查”，但其潜力巨大。他认为我国工业化走上历史行程，仅靠外国进口石油是“断不足以供中国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国以开采油矿为必要之图也”。^〔329〕他主张我国开采石油之始，“规模亦当远大。如煤油区域、稠密民居、工业中心以及河岸，海港等地方，皆宜用油管办法互相联络，以使其输送与分配于各省，更为便利。”^〔330〕说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日益扩大，必增至千倍。孙中山提出铺设煤油、天然气管道，以满足工业和民用需要的设想显然不是幻想，是指日可待的。

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在确定我国工业化战略方针时，不仅强调钢铁、煤炭、石油和机械等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就是对轻工业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视的。

孙中山明确提出：食品、纺织、服装、住宅、印刷等各项轻工、食品部门，根据国计民生的需要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强调工业布局必须合理。他以纺织业为例，认为应按丝、棉、麻、毛的不同产区，在各地创办机械缫丝、制麻以及棉、毛、皮草等纺织工厂，以满足全国人民物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需要。

房产业，同样受到孙中山的高度重视。他说：“中国四万万人中，贫者仍居茅屋陋室，北方有居土穴者。”^〔331〕所以我国工业化起步后，大规模地修建居民工程，使人民得到安居，这是历史的必然。他相信“依吾所定国际发展计划，则中国一切居室将于五十年内依近世安适方便新式改造，是予所能预言者”。^〔332〕他强调“故居室工业，为国际计划中之最大企业，且为其最有利益之一部分。吾所定发展居室计划，乃为群众预备廉价居室。通商诸埠所筑之屋，今需万元者，可以千元以下得之，建屋者且有利益可获”。^〔333〕因此“当谋建筑材料之生产、运输、分配、建屋既毕，尚须谋屋中之家具装置，是皆包括于居室工业之内”。^〔334〕

孙中山认为除衣、食、住外，行的问题也应得解决。我国修筑公路，便为行提供了方便。他认为“中国人民既决定建造大路，国际发展机关即可设立制造自动车之工场。最初用小规模，后乃逐渐扩张，以供给四万万人之需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335〕此外，《实业计划》还把“印刷工业”“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及“食品工业”等诸多项目，纳入发展规划。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各族人民要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走向富裕强大，只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制度基础上走上国家工业化道路，只有这条路，才能保障民族真正独立，巩固民主制度，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的出路。

孙中山认真总结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既明确提出中国富强必须实现工业化，又要避免西方工业化产生的贫富分化的“恶果”在中国重演，于是决定绕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老路，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而又快速健康的工业化新路。中国工业化是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中心。它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伟大目标。《实业计划》中对中国工业化的战略意图，从总体来说，就是沿着首先发展交通运输业，而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并举的崭新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集中体现。

中国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全面增长，彻底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走向富强的真正出路。提出这样一条前人未走过的新路，不仅需要有惊人的胆识和伟大气魄，更需要有科学的头脑和缜密的思维以及创新的意识。孙中山不落旧套，敢于探索，敢于向贫穷落后挑战，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必将永远鼓舞着后人继续在这一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工业化道路上开放出东方式的灿烂奇葩，为人类发展经济增添新的异彩。

土地问题与资本问题，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孙中山把“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作为民生主义两大重要问题提出，的确反映并触及到我国工业化的关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及工业化等民生问题的论述，事实上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经济思想，代表着时代进步社会思潮的主流。

孙中山在七十多年前，中国处于黎明前的艰难困苦和惶惑不安的岁月里，曾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睿智和气派，冲破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影，提出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引进外资、技术，实行以轻、重工业与农业并举的工业化战略决策，确实为我国找到一条由贫穷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它充分表现出孙中山高瞻远瞩、勇攀时代高峰的首创精神；也表达出中华民族要振兴，要崛起，要腾飞，要跻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坚定信心和后来居上的英雄气概。

《实业计划》属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范畴。孙中山提出的关于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及规划，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同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的。但是，工业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受到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业化方案还缺少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实业计划》揭示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同客观现实的矛盾，还是一个很难克服的矛盾。

从国内来看，当时我国民主共和制度在封建买办军阀势力控制下受到极大损害。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形形色色的豪门权贵以及官僚政客，把我国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各种丑类的丑恶表演，严重扼杀了共和制度的生机。国内既缺少民主与法制的环境，又充满了因纷争混乱而造成的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此，《实业计划》这个花费孙中山极大精力而绘制的工业化蓝图，实际上却被束之高阁。当然，孙中山作为在野的进步力量，到处呼号奔走，宣传工业化的美好前景，使人受到极大感动并无限钦佩，可是其提出的伟大目标，却只能由后人在新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落实，并以更加辉煌的成就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了。

从国际形势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正处于战后经济调整时期。虽然战败国一时无力对中国卷土重来，但对战胜国来说，仍有侵华的优势，竞相把中国作为战后向亚洲掠夺的重点。世界上新旧矛盾交织所激起的国际形势的动荡、分化，更使中国工业化缺少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外部环境。当时除“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府对华实行友好政策外，从其他国家那里很难得到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因此，综观国内外形势的制约，中国工业化的实施是举步维艰的。

【注释】

〔311〕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2页。

〔312〕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9页。

〔313〕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6页。

〔314〕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1页。

〔315〕在北京全国铁路协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1页。

〔316〕在北京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6页。

〔317〕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1—262页。

〔318〕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2页。

〔319〕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22页。

〔320〕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76—377页。

〔321〕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