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

2.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

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情况极其复杂，论其要者，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

（1）洋务企业的创办与近代工业化运动的起始

洋务企业首先是洋务军工企业。1861—1894年，清政府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小19个枪炮厂和军用船舰制造厂。⁽⁵¹⁾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金陵机器局（1865年，原苏州洋炮局）、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福州机器局（1869年）、兰州机器局（1872年）以及广州、山东、湖南、四川、吉林、神机营、云南、台湾、陕西等机器局，还有汉阳枪炮厂等。这些军事工业创办的原因，一是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二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及其所凸现的军事科学技术的威力。从封建统治者内部分化出来的“洋务派”为维护封建统治，在“借师助剿”“靖内患”和“借法自强”“御侮”等口号下，开始创办了这些新式军事工厂。

由于特殊的历史基础和历史背景的影响，这些企业主要依赖外国建立起来。一方面生产设备、各种原材料、燃料均购自外国；另一方面生产技术也完全依赖洋人。如近代军事工业的第一个大厂——江南制造总局，就是李鸿章于1865年收买了美国侵略者料而在上海开设的旗记铁厂基础上建立的。该局正式成立后，也由美国人料而担任总监工，留用洋匠7人，负责制造工艺。同年，曾国藩又委托容闳向美国购买了100余台机器，用以装备江南制造总局。不久，该局不断扩大规模，修建了机器厂、汽炉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火箭厂、铸钢厂等，新增机器设备，也都购自外国。同时聘用外国洋匠，如从英国购买了炮弹、水雷和炼钢厂等设备的同时，也聘用了英国洋匠；从德国购进黑色、栗色、无烟等火药厂的设备，这些厂的洋匠也是德国人。其他军事工业的情况同样如此。如天津机器局在1867年的开办费总额213，333两中，用于从英国购买机器与运费即达113，333两，占53%；其余10万两，也有用在上海、香港购买机器的，这些机器自然也是外国制造的。该局在创立之初，无论在采购机器，还是雇觅工匠等，都无不由英人密妥士负责。又如金陵机器局，均“购机器于外洋，募洋匠为师。”其成立过程，都由英人马格里一手包办。可见，洋务军事工业从机器来源、安装、运转，一直到生产制造，完全依靠外国和外国技术人员，甚至它的经营管理大权，很多也是操纵在外国侵略者之手。

同时，洋务军工企业都经清政府批准，由洋务官僚创办，经费也由清政府拔发，直接归属清政府军事机构的领导。在性质上又属于清政府封建军事机构的组成部分。企业内设有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官员，对工人实行军事管理。如在福州船政局内，所谓“非以兵法部勒则散而难稽，呼而不应”⁽⁵²⁾不让工人自由行动。在江南制造总局，也是“工匠不能随意去留。”⁽⁵³⁾与此同时，各军事工业还成为各洋务派官僚扩大个人或本集团政治经济势力的资本，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任意操纵自己所创办的军事工业。如1876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对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始终进行遥控；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福州船政局事务，仍由他决定，不容他人染指。各军事工厂成了“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衙门”，封建官场的恶习盛行，机构重叠，人员冗杂，铺张浪费，贪污中饱，朋比为奸，安插亲信极其严重，湘学官僚沈葆桢主持福州船政局时，甚至“凡湘人之失职者，一概入局。”⁽⁵⁴⁾可见，洋务军事工业具有强烈的封建性。

由上可见，洋务军事工业虽然是中国在近代形势下出现的最早的大工业，但并不表明中国近代真正的工业化运动已经开始。因为工业化运动应是为发展工业、寻求富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行动。而这些洋务军工企业无论在它的产生目的上，还是在其殖民性、封建性的特点上看，都难以与真正工业化相提并论。这些企业在设备和技术上强烈地依赖外国，经营过程中又纷纷寻找外国势力作为靠山，实际上成了外国军事工业的附庸，并不成为近代真正的大工业。李鸿章曾不得不承认；“沪局（按指江南制造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外洋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⁵⁵⁾表明当时中国并没有因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而有了近代工业化的基础。同时，这些在封建性笼罩下的企业，其生产目的并不是商品生产，也不按照经济规律进行，更不通过资金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因而它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无论在内部关系上，还是在组织管理上，也都不具备近代工业的管理知识和组织形式。

但是，洋务军事工业毕竟是在众多保守的官绅和士大夫宣扬“祖宗成法”“礼义廉耻”的反对声中，由较开明的洋务派“力排浮议”，在“救时”“自强”口号下建立起来的最早工业，也是最早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在近代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这些军事工业已经跨出了旧式手工业和旧日官营军工生产的范围，率先引进了近代机器和科学技术，雇佣了一批工人，从而通过实践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成为当时机器生产的典范。许多厂局规模相当大，如江南制造总局不断扩充，到1891年，就发展到14个分厂，装备着662台机床、361台蒸汽机、2000马力蒸汽机驱动的轧钢机等机器设备。局内还有60吨水压式张力试验机，试验钢材时，“以机引其两端平拉之，用马力若干匹，乃可断裂，即知钢之良窳。”⁽⁵⁶⁾可见，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福州船政局自1869年到1874年也已发展到拥有木模厂、大机器厂、转锯厂、截铁厂、打铁厂、钟表厂（制造船舶仪表）、样板厂、铸铁厂、轮机厂、合拢厂（装配厂）、水缸厂（造锅炉）、拉铁厂、锤铁厂、锯木厂、铜厂、储材厂、船厂等，自法国进口的设备也颇为先进，到1873年底，中国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开始主持造船。这一切都为以后中国工业化的开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特别是，虽然这些近代军事工业仍处于非商品生产的旧的封建形态，但作为机器大工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许多配套设施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而产生，如一些必要的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开始建立。而随着机器大工业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它又必然会愈来愈突破旧的封建性的束缚，在客观上必然会对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洋务派很快从“自强”转而“求富”，从发展军事工业转而又发展民用工业，就是这一规律发展的自然结果。

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正是导源于军事工业的发展。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经费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百方罗掘，仍不足用。”另一方面，各种原材料和燃料长期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不说，还时时供应不上，而“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⁵⁷⁾这就促动洋务官僚们逐渐突破原来认为只要靠洋人、洋机器建立军事工业、仿制洋枪洋炮，即可达到“自强”目的的旧观念，思想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从“自强”到“求富”的转变。如何才能富呢？李鸿章又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⁵⁸⁾可见，洋务派已经看到，只有广开煤铁五金、铁路、电报等事业，才能“权自我操”，“以贫交富，以弱敌强”。加上其时在机器的引进过程中，机器的民用价值也越来越被洋务派所认识。1865年9月，李鸿章就说：“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他预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者，官法无以为之区处，不过铜钱、火器之类仍照例设禁。”⁽⁵⁹⁾实际上，到这时，洋务派已经感到发展民用工业已是大势所趋。

近代民用工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至90年代甲午战争止，共建立了20多个。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唐山胥各庄铁路、天津电报局、漠河金矿、湖北织布官局、汉阳铁厂等。这些民用企业的发展与此前军事工业相比，有很大不同。首先，近代机器引进和技术运用的范围扩大了。洋务派重视在民用工业中尝试用机器生产。1874年，李鸿章提出开直隶磁州煤矿，委托英商订购采矿机器，“以资倡导，固为铸造军器要需，亦欲渐开风气以利民用也”。1875年，沈葆桢命人购买“凿山钢钻全副”，开采台湾鸡笼煤矿。“利民实政”，左宗棠决定进口织呢、织布、掘井、开河等机器。他在1878年请胡光墉订购德国织呢机、蒸汽机等，筹建兰州织呢局。1876年，李鸿章在复沈葆桢的函中提议，亟宜购买机器织布，以“期渐收回利源”。这样，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在采矿、冶金、纺织、铸钱、制糖、制火柴等行业中都已开始机器生产。蒸汽机、蒸汽透平机、煤气机、发电机等动力机器；镗床、车床、卧式铣床、龙门刨床、汽锤、六角车床、摇臂钻床等各种机床；机车、汽车、轮船等交通机械；缫丝机、织呢机、棉纺织机、电力织机等纺织机器；磨石机、制豆饼机、制砖茶机、轧花机等农业机器；轧机、采煤机械、石油开采机械、铜铁开采机械、高炉、平炉、转炉等矿冶机器；以及印刷机、制火柴机、制冰机、造纸机、制饮料机等其他机器，都相继输入中国，中国近代机器工业出现了一个较为完备、初具规模的局面。许多厂矿都具有较全面的机器设备，如兰州机器织呢局建立之初，第一批购置的各种机器60余架，计有24匹马力、30匹马力的蒸汽机各l架，织机20架，分毛机3架，顺毛机3架，洗呢机3架，压呢机3架，刮绒机3架，剔呢机两架，净毛机、剪线胚机、烘线热气玻璃罩、缠经线机、烘呢机、综刷机、熨呢机、卷呢机、刷呢机各1架，纺线器3架，还有其他次要机件。⁽⁶⁰⁾在工厂开办和使用过程中，还不断根据具体情况，自行改装机器，设计新机器，如汉阳铁厂还“悬赏征求炼焦之法。”⁽⁶¹⁾这一切为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另外，民用工业的性质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虽然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在生产设备和技术上也同样强烈地依赖外国，但它们在组织形式和经营目的上则已经有相当大的改变。洋务民用企业分“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前者在数量上占少数，后二者则占绝大多数。“官办”企业可以说和洋务军事工业的性质相差无几，同为封建官僚全盘掌握和控制，企业生产目的也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特别是“官督商办”企业，则已初步具有资本主义工业性质，这些企业的资金主要由官僚、商人、买办等私人集股而成，产品进入市场销售，追求一定的利润，体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经营目的。如“官商合办”的第一个企业——轮船招商局，就是通过招股形式出现，1873年就招到商股47.6万两，1877年商股增至73.02万两，另有各海关拔官款170多万两，后来干脆改为“官督商办”。又如“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煤矿招商章程明确规定：资金由招股凑集，生产的产品“照买卖常规”“由商人销售”。利润分配则规定“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均按股均分。”⁽⁶²⁾保证了商股利益。其他企业情况也大体类似。这表明这些民用工业已经初步具备了某些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性质。

当然，从更深层看，这些民用工业也还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工业。它们的产生最初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和原材料服务的，最终目的仍是维护封建统治。无论是基隆煤矿的煤，还是汉阳铁厂的铁以及铁路交通等，都首先为满足军火工业的特殊需要，剩余部分才投入市场。而在内部管理上，也具有封建性。无论何种企业都冠以“官”字旗号，企业大权操纵在清政府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和提调手里，成为他们安插亲朋故旧、贪污中饱、大发其财的场所。经营管理上混乱腐败。时人揭露招商局：“账目之弊，失之太深，……而每年结账又徒务虚名，纷然划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两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殊与初定章程：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之意相左。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矣！”⁽⁶³⁾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各企业之中。反映了封建主义陋习充斥各企业，使各企业难以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办事。

总之，洋务民用企业是一种新旧交替、充满矛盾的工业类型。资本主义性质与封建主义传统并存；新的观念和旧的陋习共生。其封建主义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目的，不利于甚至阻碍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然而，它们在社会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提倡科学技术，引进西方先进机器，建立工厂，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这两方面虽不能等同平列，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反动消极是其主要方面。特别是洋务派官僚已经认识到夺回利权的重要性，自觉提出了“求富”主张，并且开始了商品生产，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的起点。

（2）民营工业的发轫与第一代实业家的产生

民营工业的产生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外国机器工业及其产品的大量输入，冲击了中国社会经济，推动了自然经济的分解。特别是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在中国经营各种加工工业和轻工业。优厚的利润促使中国资产阶级也开始投资创办新式企业。由此推动着中国经济由原来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其次，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已经受到自魏源到郑观应等一大批先进人士的普遍关注。倡导运用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以振兴民族经济，成为近代开始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再次，洋务工业特别是其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旧的传统，冲破了旧习俗观念，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起到开风气的作用，而且它们引进西方先进机器和技术，促进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运用和推广，这对民营工业的发展也起到先导和典范作用。

与洋务企业相比，民营工业的产生情况比较复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都是直接以国外移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大机器工业，其间并没有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手工业发展过来的过渡关系。其实，民营工业并不像洋务企业那样都有那么充足的经费保障，不可能一切都向外国购买，在很多重要的有手工业条件和基础的行业中，则是利用原有手工作坊的基础，嫁接先进机器，并通过技术改造，创建了机器工业。

民营工业最早出现在器械修理手工业中。在广州、上海等沿海地区，有些手工作坊接触机器和轮船，承接有关的修配业务，由此逐渐由手工作坊发展成民营机器修造厂。如1839年，陈淡甫在广州创办的陈联泰号，最初即是一个制缝针和修理器械的手工作坊，后来技术有了改进。1876年，陈濂川继承父业，购买车床3台、刨床、钻床各1台，办起了陈联泰机器厂。陈濂川之子陈子昂经过福建马江船厂学习机械，回厂后主持技术工作，机器厂进一步扩大，并开始仿制小轮船。又如上海发昌机器厂也是由1866年方赞举在上海虹口办的手工锻铁作坊发展而来，1869年引进车床后转为近代机器工业。到70年代已能仿造车床、汽锤、蒸汽引擎和小轮船等，成为上海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据资料统计，1894年之前在上海的民营机器工厂有12家，其中大多数是由打铁作坊转化而来，发昌机器厂只是其中的头一家。其他一些打铁或钢铁业作坊及造船业作坊也有类似情况。外资船厂在上海的建立，也与中国原有的造船、打铁、铜锡等手工业作坊有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上海的外资船厂伯维公司，即是租用中国手工船场的泥坞和雇佣中国木工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这些手工作坊也因此有重要发展，并逐渐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变。采矿业也是如此，1880年前后创办的安徽池州煤矿与贵池煤矿、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江苏徐州和国驿煤矿等，其中大部分都是以原土法开采的煤窑为基础的。正因此，中国一些近代矿业开始时都只是引进排水与卷扬机等少数设备，大量的作业仍是手工劳动。如山东峄县煤矿，“机器只能抽出深水，其他工作皆用土法。”⁽⁶⁴⁾直隶临城煤矿，投资先后达十万两，但“该矿以机器汲水，开洞挖煤悉用工人。”⁽⁶⁵⁾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民营工业中，有很多近代工业是从原有手工工场基础上转化来的。

诚然，中国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更多的是从国外移植而来，一开始便是大机器工业，与传统的手工业并无传承关系。如在棉纺织、毛纺织、缫丝、造纸、卷烟、面粉等行业中都是如此。1872年，广东南海商人陈启源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这是民营机器缫丝的第一家，完全采用“法国式之机器制丝”。上海最先设立的机器缫丝厂，1881年黄佐卿建立的苏州公和永，购有丝车100部，后增购至900部。1887年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原是一个全旧式的轧花厂，最初使用40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就全是日本进口的铁制机器，1887年经过改组，再次购买“日本大阪造的机器，包括蒸汽发动机和锅炉，还有40台新式的轧花机。”⁽⁶⁶⁾还“聘请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1891年又从“英国买来一座强有力的新发动机及锅炉，又自日本添购了一些轧花机和纺纱机。”⁽⁶⁷⁾又如棉纺织业中，1894年，道台朱鸿度在上海麦根路开办了第一个商办的纱厂——裕原纱厂，纱绽二万五千枚及所需一切机器设备均购自英国。其他如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中，情况也大体如此。

不过，即便是在一开始就是从国外引进的大机器工业各企业中，有一些最初也有一个过渡阶段。对此有些学者已经作过论述，如面粉机器工业大多都是从国外移植全部的厂房建筑设计、机器设备及工艺操作建立起来的，但在此之前，自1863年开始中国面粉业还有一个机器磨坊阶段，90年代之前在中国已出现这种机器磨坊十来家，它们在传统手工磨坊基础上，仍使用石磨，只是以蒸汽动力代替畜力而已。以往学术界都把它作为机器生产，其实，这应是“以古老的手工磨坊到大机器工业的一个中间过渡阶段”，“中国机器面粉工业与机器磨坊以及广大手工磨坊与农家自备石磨是长期共存的。”⁽⁶⁸⁾有些学者还谈到，广东继昌隆缫丝厂虽是从国外移植而来，但初创时，只用蒸汽煮茧，并未用蒸汽做动力，足踏缫丝车也用人力发动，而足踏缫丝车在江浙早已出现。可见，这与传统手工缫丝业也有一定联系。

近代民营工业产生的复杂性表明了近代中国大机器工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有三个阶段，即从手工业的简单协作发展到以分工为特点的工场手工业再过渡到大机器工业。这一历史规律在落后的以封建性占主导地位的近代中国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大机器工业，一种则是通过引进技术和先进机器嫁接到中国原有的手工业或手工工场中，逐渐演化成大机器工业。这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也反映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而无论是直接移植的大机器工业，还是从原有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大机器工业，其产生都是一种“外铄论”。⁽⁶⁹⁾这其中的契机或说是中介，就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物化形态。先进科学技术的影响导致中国近代经济形态在工业领域里，手工工场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向大机器工业迅速转变，这无疑是科技文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的重大成果。

据统计，1872—1911年这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生及初步发展时期，设立的厂矿数有521家，这521家工矿企业，按经营方式分，其中商办419家，官办或官商合办66家，中外合办36家；按工业部门分类，其中矿冶工业72家，机器工业3家，纺织工业193家，食品工业100家，其他工业153家。⁽⁷⁰⁾这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的数额都不大。据初步统计，从1872年到1894年间，早期民族资本创办的一百多个近代企业中，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就只有54家，这54家大的工厂，资本总额为480.4万，每厂平均仅8.8万多元。而这一时期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厂矿共有19家，资本总额为1620.3万多元，每厂平均85.2万多元。⁽⁷¹⁾而且这些民营企业大都只是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和通商口岸。如华商纱厂在1899年之前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武汉、天津、无锡、南通六大城市。这六大城市华商纱厂纱绽在全国的比重，1890—1891年，上海占100%；1892年，上海占59.1%，武汉占40.9%；1896年，上海占72.2%，武汉占21.9%；1897年，上海占59.4%，武汉占17.3%，无锡占7.6%；1899年，上海占47.8%，武汉占26.9%，无锡占3%，南通占6%。⁽⁷²⁾以上这些情况表明，近代早期民营工业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生产设备和技术上要依赖外国，而在国内又尚无私人投资建厂的法律保障等，因而发展缓慢又极不平衡。同时更表明，近代民族工业并非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刺激引起的，也是近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冲击的结果。

民营工业产生以后，出现了中国第一代实业家。这一代实业家因民营工业产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具有浓厚的自身特色和民族特点。

第一，他们大都是最早从旧的科举道路中摆脱出来的时代弄潮儿。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和封建体制以其强大的力量规定着中国人的成长道路，那就是只有通过八股科举考试，努力成名成官。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早年也无不如此。但是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们或因科场不顺，仕途被堵，而冲破旧的观念，立志经商创业，如陈启源、郑观应、徐润、经元善等；或者虽然经过艰辛跋涉，从秀才到状元，跑到了塔顶，却无意于仕途，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转变和民族资本主义的曙光，而致力于实业，如张謇、周学熙等。这批人一般都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又有对现实的深刻认识。长期的科举生涯，使他们对封建传统伦理道德和观念有着强烈的不满。因而，他们目标明确，勤奋刻苦，眼界开阔，有一股勤奋不息的顽强意志，开拓性强。比如第一个近代民族企业家陈启源，就深感在当时的中国，商人办厂不易，只有精心筹划，方有成功之望。因而他广作调查研究，一切全凭自己在实践中摸索。从厂址的选择、盖厂房，到购机器、雇工人，都十分谨慎小心。并且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生产管理、工资制度、质量管理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等管理制度，做出了前人从未做过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当时民办工厂的基本格局，时人称“其魄力之雄毅令人赞叹。”⁽⁷³⁾从而使继昌隆缫丝厂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第二，第一代实业家一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世纪后期，正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这些实业家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一样，认为中国必须努力自强，要达到强，必须富；要富，必须振兴工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创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这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重要出发点，也是第一代实业家产生的重要标志。陈启源早年随二哥陈启枢赴南洋经商时，就深深地挂念着祖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他深爱的缫丝业。当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缫丝业广泛采用机器，生产出质优价廉的“厂丝”，使中国手工生产的“七里丝”在国际市场上相形见绌，严重威胁着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强烈的“远哺祖国”的平生夙愿，促使他毅然回国创办机器缫丝厂，为实现“用我国之物而易他国之财”的目的。特别是在办厂过程中，面对着是求助于洋人或官方搞中外合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还是自制机器、独立办厂时，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深知若借助洋人或官方，在当时无异于饮鸠止渴，开门揖盗，使自己沦为他们的附庸，体现了一个民族实业家的爱国主义情感。郑观应虽然当过洋行买办，但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以军事征服和经济侵略这两种方式侵略中国，而后者的威胁更大。因此，在“救国图存”的途径上，他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只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从根本上抵制外来侵略。他的“商战”理论振聋发聩。不仅如此，他还终身实践“商战”，建厂开矿，创办实业，为救国图存浴血奋战。南洋巨商张振勋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华侨实业家，是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等的投资创办者。他曾拒绝南洋的英、荷殖民政府的封官许爵，明确表示；“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⁷⁴⁾这正是他大量投资国内实业的思想基础。而张謇于1894年中状元时，正值甲午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深切地感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被外人欺负，除了振兴工商业之外，实无第二条路可走。这正是他无意于仕途而潜心实业的一个根本原因。再如盛宣怀，他曾于1872年拟订过轮船招商局的商本商办章程——《轮船招商章程》，参与创办了第一个轮船航运招商局；1880年又创办了第一个电报局；1886年在山东创办第一个内河小大轮航运公司，促进山东内地草帽缏等土产品出口；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到1908年成了真正称得上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1902年，还创办了第一个全国勘探矿总公司等。盛宣怀研究专家夏东元曾指出，这所有的“第一”，都体现了盛宣怀与洋商争利，为祖国谋富强和商本商办企业的思想，是使中国变落后为先进，变贫弱为富强的爱国举措。

第三，第一代实业家都有着对科学技术的渴求和发展新式机器生产的强烈愿望。如陈启源为了办缫丝厂，虽已年过40，仍抓紧点滴时间，广泛学习数学、物理、机械制造等方面的书籍。他撰写了《启源算学》十三卷，记述了使用蒸汽锅炉、计算蒸汽力度等方面的经验和公式，曾对我国早期缫丝工业起过积极作用。同时他还跑遍了南洋各国，广泛考察各缫丝厂的机器，“考求汽机之学”。正是凭着他对科学技术的强烈渴求和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缫丝机器的制造、使用和维修技术，绘制了全套图纸，并掌握了机器缫丝的技术与工艺，成了他办“继昌隆”的坚实的科技基础。实业家张謇极其重视科学技术。早在1886年，他提出“中国源兴实业”的思想后，就曾邀集家乡的一批乡绅、商人，动员他们出资组织小型的蚕桑公司，并且组织技术学习班，将《蚕桑辑要》分赠给大家。作为一个思想家出身的实业家，郑观应对科学技术的论述和重视就更明显了，他将“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类，明确肯定其“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⁷⁵⁾他强调“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因此，“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上，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⁷⁶⁾因此他极其重视将科学技术运用于“商战”和实业之中。

总之，19世纪后期，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转型，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一批初步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自觉意识，深切体会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之重要性的实业家开始产生，表明近代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开端。

（3）政治变革与工业化运动的发展

工业的发展，需要有政治和法制的保障。近代中国政治的变革开始于甲午战争之后。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政治上完成了一系列的变革，对于近代中国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定了一系列重视科学技术、鼓励发明创造的政策法令。早在甲午战争后，洋务军事工业宣告破产，清政府就在戊戌维新派的不断上书奏议的推动下，终于宣布要“造机器”，于是开始着手制定一些鼓励发明创造的政策。1898年7月13日，清政府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以专利的方式鼓励发明创造。1906年颁布的《奖给商勋章程》，则规定了各种奖励共五等：“凡制造轮船能与外洋新式轮船相埒者，火车、汽机、造铁路长桥在数十丈以上，生电机、电机器者，均奖给一等商勋，赏加二品顶戴”；“凡能与西人旧式之外另出新法制造各种汽机器具.销外洋者，能察识矿苗，试有成效，所出矿产足供各项制造者，均奖给二等商勋，赏加三品顶戴”；“凡能作新式机器制造土货于工艺农务卓有成效者，均奖给三等商勋，赏加四品顶戴”；“凡能改良中国工艺仿造外洋工艺.销外埠者，均奖给四等商勋，赏加五品顶戴”；“凡能仿造西式物品.销内地者，均奖给五等商勋，赏加六品顶戴。”1903年，清政府提出鼓励商人参加博览会，引进技术，倡设实验工厂。到1912年6月13日，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正式制订了第一个专利法令《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3条，12月正式公布实施。章程规定，对经过考验的合格的新产品，属于发明的，授予五年以内的专利；属于改良的授予褒奖状。

第二，制定了一系列诱导投资、广兴工商业的政策法令。清末民初，在政治变革中，为顺应社会上办实业的浪潮，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诱导投资、广兴工商业的措施。主要有：

制定“公司法”，包括1904年1月21日颁布的《公司律》，1914年1月13日颁布的《公司条例》，1904年颁布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1913年6月2日颁布的《公司注册暂行章程》，1914年7月19日颁布的《公司注册规则》，1914年8月17日颁布的《公司注册规则施行细则》等。主要内容是，将公司分为合资、股份、合资有限、股份有限几类，对公司组织程序，均一视同仁。同时，以公司类别立为章目，详细规定各类公司自有的组织程序。⁽⁷⁷⁾

1904年制定《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这是我国最早的商标法，用以保护华洋商人的商标权利。该法详列商标商品种类54门，并统一规定注册及公告、诉讼等程序。⁽⁷⁸⁾

制定《矿业法》，包括1904年3月17日颁布的《矿务暂行章程》，1907年9月20日颁布的《大清矿务章程》，1914年3月8日颁布的《矿业条例》，1914年5月6日颁布的《矿业注册条例施行细则》《矿业注册呈文图式》等，规定放宽矿区限制，以270亩以上、10万里以下为限；理清纳税标准，以前纳税价格，以省会市价为标准，但各矿区与省会远近各有不同，颇为不允，新例则改以产地市价为标准，避免以前的不合理。⁽⁷⁹⁾

制定“保息律”。1914年1月13B《公司保息条例》颁布，其中规定：“商业幼稚，总宜采保育主义，拟订保育条例，其保息率甲种六厘，乙种五厘。”被保息的公司种类有：甲种为棉织业、毛织业、制铁业等；乙种为制丝业、制茶业、制糖业等。⁽⁸⁰⁾

制定“减免税制”。华商工厂有免税例，开始于1887年。1903年后，走上正轨，规定华商机制土面粉及华商各种工厂准照机制洋货例缴税，值百抽五征税，沿途概负重征；华商矿产有减低出口税、征正税一道，余全免征，且免出口矿产区等税。

其他规定还很多，如制定《公司投资奖励章程》；派遣特使招徕侨资；设立商品陈列所，倡导商品检验，统一度量衡，促销国货等等。这些规章法律的制定，对于工业化运动向有序和理性方向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第三，清末民初变革工商机构，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经济的现代化，预示着一种结构性的变迁，即由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这需要政府的领导和推动。在此之前，政府虽然批准并参与兴办了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但内部机构并未作大的变革。直至1903年9月，清廷首先在中央创设商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设有实业部取代旧的农工商部；1912年3月，北京政府决定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推动经济发展；1914年1月，由张謇建议，又将农林、工商部合并为农商部，所谓“今以林属于农，工又不能离商而独立，故改名农商部。”这种新式机构的建立和不断变更，表明当时的政府对农、工、矿、商等实业的重视。有学者研究认为以上三次机构变更和内部组织改革，使该组织朝着三个有利方向发展：一是使该机构不会侵犯到其他组织的功能，协调了职权，有利于生存和发展，并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二是该机构在变革中，使其所属组织更细致而趋向专业化；三是使其属下专业功能机关得以发展，而且范围不断扩大。如工业方面，1911年初设工业试验所，1913年设工商访问所，1914年设地质研究所，1915年设黑龙讧金矿试验场等，扩大了工业试验功能的范围，这些都有利于工业的发展。⁽⁸¹⁾我认为这种评论是符合当时政府对经济的重视及社会上兴办实业浪潮的实际的。事实上，正因有了这种机构改革，使其后工商机关执行阶层在实施专业职能上，发挥了专业职能，做出了一定成绩。据初步统计，从1905年到1916年曾五次分派部员分别到东三省；到直隶、奉、江、浙、鄂、晋、川、粤、桂；到直、鲁、浙；到直隶、东三省；到江、浙、直、豫、鄂、京兆调查考察各项工商事业。从1912年6月到1916年9月，曾18次派专业人员赴全国各地查勘各项矿业；从1912年3月到1916年11月，又曾31次派专业人员赴全国各地进行地质调查，⁽⁸²⁾取得大量宝贵的资料，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第四，由于政治的变革，集会、结社自由的进一步扩大，政府制定的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政策法令发挥作用，各种与科学共同体相类似的实业团体，或说实业共同体相继出现，推动着工业化运动的发展。

最早成立的实业团体是1912年初的“民国工业建设会”。其宗旨是“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工业之发达。”其成员包括有普通工业学识者、有专业技术之经验者、有东西洋学校的毕业生、有理化学识可应用于工业者、有资本能热心提倡工业者等。⁽⁸³⁾同年10月，“中华实业团”成立，它以“提倡实业，厚利民生，普及全国”为宗旨。同年成立的还有“民生团”和“经济协会”。1913年“民国矿业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以“谋求全国矿业的共同发展。”⁽⁸⁴⁾他们研究矿业学术，联络地质调查所及地质矿冶工程等学术机关开展调查和学术交流.此外，各种地方性实业团体都相继成立。各地还办起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逐步形成了全国提倡实业的浪潮。

总之，经过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工业化运动从原来仅局限于少数企业家范围，扩展到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行为，这成为近代工业化运动发展的重要标志。

经过政府的倡导、支持和直接参与；经过社会上民营企业家的努力；加上1905年到1913年的收回利权运动以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引进和运用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资本主义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设立的厂矿数达到549家，包括燃料、采掘、金属开采冶炼、金属加工、水电、水泥、砖瓦、陶瓷，玻璃、火柴、烛皂、轧花、纺纱、织染、缫丝、呢绒、织麻、碾米、面粉、榨油、卷烟、饮食、造纸、印刷、胶革等各个领域。1913年后，发展更快，北洋政府时期的工业统计数达706家，矿业统计数达186家。工业体系更加完备，形成了轻工业发展和重工业发展兼备的局面。特别是重工业中采煤业、钢铁业、机械工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业、针织、印刷制造业、工作母机、小型动力机等修造业）都已相当正规，而且以前所从未有的化学工业也开始出现，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水利制碱公司成为我国最早的化学基础工业。这些工业中的技术含量也相应有了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