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技理性意识普遍薄弱与近代工业化运动之受挫
对科技动力作用的充分认识，从而激发起实业家们对科学技术的不断追求，成为近代中国产业革命精神的有力展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近代中国工业化运动中，科技理性意识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相反，从整个社会而言，科技理性意识还相当薄弱。换言之，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还仅仅局限在少数企业家身上，而且这种认识还处于浅层次。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发展以致完成产业革命的重要条件——整个社会的科学理性意识和精神，并未真正确立。这使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特别是产业革命，终处于浅层次上小打小闹，却没有获得深化发展的基础。
这里讲的科技理性意识，含义是多方面的。概括而言，即是韦伯所说的“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和人的理性的精神气质三个方面。(91)
关于“理性的技术”，实际上还是针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而言的。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近代许多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对科学技术在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作用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已经树立了一种科学理性意识。韦伯认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92)韦伯在这段话中揭示了“技术的理性”的含义，就是要使机器大工业真正建立在“技术因素的可靠性”上，真正“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据此，我认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中，是远未达到这个要求的。虽然近代中国机器大工业从原来的手工业直接转化而来，其前提和基础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推动，但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工业化运动中的技术并未达到理性化的高度。其一，近代中国各大企业的开办，大多通过直接引进和套用国外的技术和机器。由于中国人自身科学技术素养的单薄，加上经费的缺乏，这就不能保证引进的技术和机器的绝对可靠性，相反大多是国外被淘汰了的或已废弃了的旧机器。比如张謇开办大生纱厂时，到处奔走打听，最后是在黄浦滩边意外地发现了一台被人遗忘的、生了锈的纺纱机，运回了南通，这成为他的工厂得以开办的宝贝。(93)这种情况在近代企业创办中，俯拾皆是。这说明近代中国实业家们虽然对科学技术百般追求，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技术建立在真正的现代科学基础上。其二，近代中国无论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还是在工业化运动上都处于初创阶段，因而免不了出现科学与实业相脱离的倾向。近代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虽已经介绍并传播到中国来，但是，到底有多少真正已经运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很成问题的。再说，那种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精神在科学技术领域本身也才刚刚有一点苗头，要它能立即在工业实践中反映出来，不仅精神意识的确立没有那么简单，物质条件也不具备。其三，由于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近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工业对一些大地主大商人来说，既不熟悉，更没有兴趣，他们惯于封建的剥削方式，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放高利贷，收入利息，通过剥削小生产方式下的农民而获取商业资本。这样本小利大，且稳当省事，自然不愿冒风险把资本投入到不熟悉的科技和工业事业中去。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近代中国工业化运动中可以说已经有了技术的因素，但并不具备科学技术的理性观念。
事实上，近代工业的创办表现出极大的实用性，而且对技术和机器并无选择和自身研究可言。也即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名义上机器大生产阶段已经开始，但实际上真正的机械化、技术化程度却很低。如果按近代以原动力应用的程度为标准，凡使用原动力或者说用发动机、雇佣工人在30人以上的才称为工厂，否则只能属于手工工场或大作坊的话，那么，1913年全国21，713家工厂中不使用原动力的手工工场占98.4%，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只占1.6%。到1919年，手工工场在全国10，515家工厂中仍占96.58%，用原动力的工厂占3.42%(94)。又据统计，在1912年，中国煤矿机械开采占57%，土法开采占43%；铁矿机械开采占30.6%，土法开采占69.4%；生铁的机械冶炼占4.5%，土法冶炼占95.5%。而这其中，机械生产大部分是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如从1912年到1923年，中国煤矿生产中，机械开采的帝国主义垄断势力就占82.2%(95)。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工业化运动虽然得力于科学技术的推动，但真正的科学技术含量却很低，这当然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但同时与近代工业企业家的科技理性意识的缺乏是密切相连的。
我们再来看看“理性的法律”。所谓“理性的法律”，是指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和法律规章。这就要考察中国政治统治集团的态度和思想倾向。近代中国政治统治集团是一个处在从传统到现代变迁中的特殊群体。1912年民国建立前的清王朝已处于封建社会衰老的低谷，加上原先即是由一个人数较少、文明程度较低的满族建立并统治的，他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因而，他们一方面对汉族及汉族官员精心设计了一套严厉控制和监视的控制机制，另一方面对外来势力和思想也是严加防范。这样，不仅造成政治上的腐败，而且思想上缺乏创新。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对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策，没有引起丝毫注意，反而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及两次鸦片战争，其腐败无能的状况暴露无遗。恩格斯曾在1858年10月描述清政府的状况说：“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96)
在这之后，清政府才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慢腾腾地迈出了“师夷制夷”的防御性现代化的第一步。但事实上，洋务运动仍不是清政府直接发起的，也没有成为全国性运动和国策，它只是由少数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的旧式官僚和绅商发起和领导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西方科技文化有较深刻认识的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清朝政府对传统封建性的食古不化以及对外来势力反应的迟钝，使之不可能理性地面对外来科技文化，不可能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更谈不上具备科学理性意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从官办到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都是用传统的政治手段办新式企业。政府没有振兴经济的全盘考虑，没有推动现代化的配套措施，没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虽然洋务运动后期开始兴办民用工业，并鼓励民营工业发展，但其动机和目的都受到很大限制。李鸿章说：“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故他主张在英国呢布等洋货剥夺“中国女红匠作之利”的情况下，中国应“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以求做到“我利日兴，彼利日薄。”(97)张之洞在谈到办纺织工业必要性时说：“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以外，莫如洋布、洋纱，……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98)因而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这表明兴办民用工业的动机比起办军工企业以供镇压农民起义之需，应说更有积极因素。但他们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维新变法、改革封建旧体制、理性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只能在清王朝统治秩序以内寻求一点细小的变更，收回一点应得的权利而已。美国学者沃拉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的确应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国政府。”(99)台湾学者王尔敏也认为：近代中国受外力冲击，开始逐步走向自强，但“由于政治领导之僵化，虽有敏觉之士，而无从驱使政府迅速改制，以适应现代世局，终至全面失败。中国近代之悲剧，清朝政府领导无力，当负担大部责任。”(100)这些见解都是颇有见地的。
1895年，甲午战败，中国再遭重创。以戊戌维新运动为代表的推动政治变革运动终于开始。然而，变法运动的依靠者和支持者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开明的旧式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真正有实权的封建统治者大多成为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使这场运动终未冲破封建主义的大堤而一瞬即逝。一位西方历史学家评论这一时期的中国封建统治者说：“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行政上的那些公认弊端的改革方面，在具有很多优良品质的坚强民族所居住的一块极其富庶的土地上一切资源的组织方面，曾经表现出那样的无能。”(101)
在变法失败，清末“新政”失败而帝国主义侵略加强的情况下，中国终于做出政治革命的选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的政治着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民国建立后，一系列有利于科技发展和工业化运动的政制变革开始发生，但这些政治变革仍带有被动适应、简单移植的倾向，加上民国建立后，党派林立，政治多变以致军阀割据，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论采取何种方案，都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甚至连真正的统一也无法实现。尽管民国建立后，制订过很多振兴实业的计划，如孙中山制订的《实业计划》这样的宏伟蓝图，但都成为泡影。原因之一即是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和稳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换言之，在长期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产生出真正有利于科技文化发展的理性的政治法律制度。
科学理性意识的确立和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还需要有人的理性的精神气质。这是产业革命发展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更是变革中的难点。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社会，而且绵延数千年之久。千古一系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使它形成了强大的皇权和顽固的农本思想。古老的辉煌成就和与外界的隔绝孕育了一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严格的封建伦理秩序。其核心价值观是自居于万国之上的“天下国家”观和“夷夏之防”的儒家理论。在这种文化观念支配下，中国人的自足发展体系牢不可破，其封闭政策长期岿然不动。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和经世致用思想，成为中国人的基础人格和精神气质。这种人格状态在鸦片战争后遇到西方强力冲击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和演变轨迹。一种是表现在封建统治者和顽固守旧派那里，是文化引进意识的淡薄，对西方挑战反应的迟钝，食古不化，不敢正视现实，仍然死抱住“中国中心”的罗盘，找不到自己在现代世界坐标上的准确方位；另一种则是由极度的自尊转而极度的自卑状态，由此从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论发展。实际上，这二者都是缺乏科学的理性态度的表现和结果。关于前者，我们在“理性的法律”一条中已有所论述；后者则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那里多有反映。就实业家而言，与一些思想家一样，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着“凡西方的都是好的”这种错误观念，因而表现出对外国的技术尤其是外国技师不加选择、盲目引进和重用的错误做法，不顾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结果造成损失者不少。比如张振勋在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时，就波折良多。早在1895年，他曾先后聘请了一名荷兰酒师和一名奥国酒师，结果一个招摇撞骗、技术低劣；一个年迈体弱，任事不久即告老还乡，于是只好多次不断更换外国酒师。后来又盲目听信外国酒师的建议，大量引进外国葡萄品种，放弃产量甚多、售价亦廉的烟台土产优质葡萄，结果引进秧苗存活率很低，加上途中烈日蒸灼，虽活而不壮，损失很大。几经周折，最后重又在土产葡萄上嫁接，才解决原料来源。(102)这无疑反映了近代实业家对外国盲目崇信的心态。再如盛宣怀在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夭折一案中，盲目延聘洋师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1875年7月，广济官煤厂成立，盛宣怀就急着从日本请来了英国矿务马立师来鄂勘矿。次年6月，马立师就致盛宣怀称：“在莲花庵之左近，似乎可冀得有煤苗，照洞中现所签出之石色，当可有煤，但须深至三百尺方可定夺。”(103)听此消息，盛甚悦，迅即答应马立师之所有要求，开始开矿。然开至9月初，马立师在莲花庵打杆到370尺，仍不见煤。这时，盛才开始着急，又立即在烟台面托税务司赫德另请英国矿师来鄂勘矿，正式辞退马立师。马立师勘矿九月余，无功而返，主要原因是马立师的勘矿技术水平太低，同时也是盛宣怀盲目崇信外国技师，不加科学考察，没有科学理念的结果。后来盛在对矿务夭折的检讨中说：“其时，误于矿匠马立师不谙煤脉，妄称所开之煤系属上层，故多嫩碎，挖及下层，必能坚厚，且云兴国、广济煤脉跨江而通。职道见矿务书中亦有此议，终无阅历，误信其盲。于是一面用洋法扦探，一面用土法开挖，期得下层而后已。孰知洋法扦数十丈，而煤层未见；土法开采百余处，见煤处而四五十处，而煤质仍碎。所挖出煤数万石，运至上海，售价不敷运费。”(104)这种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又比如朱志尧创办“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后，1916年，在解决生铁问题时，延聘了德国冶金工程师主持设计和建造，并购买了三万吨矿石，只等高炉建成即自行炼铁。无奈所聘的德籍技师建成的高炉根本不符合工艺要求，主持设计的人员几度易手，高炉经数次翻拆改造，均无成效，结果不仅丝毫未解决生铁供应问题，反而耗费了数万两资金。(105)这种情况在近代工业创建过程中，可谓举不胜举。
我无意否认外国技师在近代中国工业化运动中的作用，也不否认近代特殊背景下，实业家们争相聘请外国技术人员的思路，相反，在近代一无人才、二无技术的情况下，这一思路和决策是符合当时历史要求的。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实业家并没有科学理性地对待这一问题，而是盲目崇信外国，放纵外国技师，特别是有些所谓技师，实际并非科技专门人才和生产管理行家。这一方面与外国侵略者的欺诈、利诱有关，但另一方面，反映了近代创业者的理性精神气质的淡薄，在现代化经营理念上显然缺乏一种深厚的科学理性意识，结果造成近代工业化的许多重大挫折，而且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自身科技基础的建立。
近代中国因为外力所迫，被轰出中世纪，因而在总体上，近代国人之近代化理念是极其淡薄的，当近代科技革命冲击中国，近代工业在中国被动上马之时，近代国人无论在对科技功能的认识上、科技的素养上，还是在研究的精神上，都是非常欠缺的。相反，绝大多数国人仍处于或无所用心，饱食终日；或孜孜爬梳于四书五经之中，寻求科举仕途的通达。这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风貌。以致一些创业者为此也感慨万千。1914年创设上海德大纱厂的棉业巨干穆湘明就曾感慨系之地说：国人“大抵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其所谓机智而又薄有才能、薄有资力之人民，无男女无老少，相率围坐，从事赌博，无昼无夜，……且空掷大好时光之事，正不止此。如自号达人之辈，不惜以社会高级之人，相率冶游。景况稍宽之家，醉心戏剧，推而至于杯冲醇酒，口里卷烟，何莫非剥夺社会金源，戕害国家元气之事。呜呼国民！以无时间研究，故意浪费千金一刻之时光，曾泥土之不若，民德堕落，一至于此，能勿痛欤！”(106)这无疑是对近代中国国民整体风貌的绝好描绘。这种情况下，真正有用的人才自然难以产生。缺少有用之才的状况使许多创业者最为感叹。穆湘明甚至把我国工业之未能有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归咎于“缺乏专门技术家，无从训练管理之，致工人不称职，工作不良。”就纺织业而言，他指出有三可慰（原料取给便利、市场广袤、佣工易得工费较省）与八可危，而把专门人才的缺乏列为八可危之首。(107)
近代中国人的这种状态出现之原因，是长期封建伦理标准严格控制的结果。实际上，在封建性仍极强的近代中国，一些经营管理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即使被使用，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他们的工作原则不是唯科学，遵循客观规律，而是唯长官意志。1884年，经元善与谢家福向盛宣怀、李鸿章建议，电报局应“另设制造电料厂”以增电报局自立。这本是一个正确的远见，但不为当权决策者理会。经元善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吾华欲望振兴富强，如涉大海茫茫无涯际。”(108)在这种封建性影响下，很多有近代意识的民族企业家极其害怕与封建官僚打交道。以致张謇为了集资办纱厂，还要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官僚身份向商人保证：“如官有干与，愿独当之”。即便如此，商股仍裹足不前，“即迭次劝成之股，一经采听他厂情形，即相率缩手而去。”(109)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封建性影响下的国人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近代中国社会整体的科技理性意识，自然无从谈起。
综上可见，虽然迫于外来的压力，近代产业革命已经开始，以致在少数实业家那里还有近代产业革命精神的体现。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科技理性意识的普遍缺乏，近代产业革命的发展终难有强劲的动力，相反，它的受挫则成必然结果。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69页。
(2)《毛泽东选集》（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624页。
(3)《列宁全集》（3），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4)毛泽东：《组织起来》，见《毛泽东选集》（3），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马克思：《对外贸易》，见《马恩选集》（2），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
(6)马克思：《资本论》（3），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页。
(7)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页。
(8)［美］里默：《中国对外贸易》，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7页。
(9)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7页。
(10)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7页
(1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6页
(1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8页
(1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9页
(14)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9页
(15)［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91）》（下），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16)马克思：《资本论》（1），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4页。
(17)［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18)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2、503页。
(19)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见《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2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5页。
(2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2页。
(22)**［美］里默：《中国对外贸易》，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4页。
(23)**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2），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0页。
(2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2），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9～376页。
(25)［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26)包世臣：《庚辰杂著二》，见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27)谢阶树：《保富》，见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28)徐鼐：《拟上开矿封事》，见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29)孙鼎臣：《论治五》，见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30)魏源：《筹海篇三》《议战》，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6页。
(31)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页。
(32)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1页。
(33)王韬：《与周弢甫徵君》，见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
(34)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见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
(35)王韬：《兴利》，见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
(36)薛福成：《振百工说》，见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
(37)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242页。
(38)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39)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页。
(40)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
(41)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42)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9页。
(43)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3页。
(44)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6页。
(45)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7页。
(46)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2页。
(47)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3页。
(48)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6页。
(49)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见中国近现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2），第226页。
(50)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饮冰室文集》卷28。
(5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5～566页。
(52)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14，奏稿，第30页。
(53)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4页。
(54)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页。
(55)李鸿章：《李文忠全集·奏稿》卷26，第16页。
(56)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57)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20页。
(5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25页。
(59)转引自：《中国近代机械简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60)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02页。
(6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69页。
(6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29～630页。
(63)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6），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6页。
(6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91页。
(65)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0页。
(66)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77页。
(6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78页。
(68)徐新吾：《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问题的探讨》，《近代中国》（2），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又见：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
(69)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81页。
(70)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94页。
(71)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213页。
(7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108页。
(73)魏明康：《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74)《民国人物传》第3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5页。
(75)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
(76)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77)《政府公报》，1914年1月，第229～264页；3月11日，第651页；3月8日，第1049～1071页；3月7日，第334～336页；3月6日，第223～234页。
(78)《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第730～731页。
(79)《政府公报》光绪三十三年3月，第467～468页；光绪三十四年2月，第89～91页；光绪三十四年5月，第399～400页。《政府公报》，民国元年8月，第241页；民国二年2年7月，第406页；二年9月，第329、342页；四年3月，第990页
(80)《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81)阮忠仁：《清末民初工商机构的设立——政府与经济现代关系之检讨》，国立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19），第79页。
(82)阮忠仁：《清末民初工商机构的设立——政府与经济现代关系之检讨》，国立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19），第107～108页。
(8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资料》（2）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60～861页、189页。
(84)全国矿冶地质展览会：《全国矿业要览》，1936年版，第93页。
(85)汪敬虞：《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见《近代中国》第一辑；陈争平：《也论近代中国产业革命精神》，《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86)李志英：《也谈产业革命精神》，《真理的追求》1992年第1期；钱乘旦：《谈谈英国工业革命中人的欲求因素》，《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87)徐启恒等：《詹天佑与中国铁路》，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
(88)《工商经济史料丛刊》（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89)范旭东：《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社缘起》，1922年，《永利档案》。转引自：《工商经济史料丛刊》（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90)《工商经济史料丛刊》（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9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15页。
(9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14页。
(93)魏明康：《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94)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95)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4页，124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97)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
(98)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1页。
(99)［美］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100)王尔敏：《中国近代现代史论丛书》（20），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2页。
(101)［美］马士·宓享利：《远东国际关系》（下），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12页。
(102)魏明康：《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6页。
(103)《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104)《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页。
(105)魏明康：《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106)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见张玉法、张瑞德：《中国近代自传丛书》，台湾龙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辑。
(107)穆湘玥：《振兴棉业刍议》，《藕初五十自述》（下），见《穆藕初文集》，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08)姚会元：《对洋务改革集团四层面构造的透视》，《江汉论坛》1990年第4期。
(109)张謇：《承办通州纱厂节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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