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之间赴某地候补矣

“独”之间

第三节　彷徨于“兼”、“独”之间

“兼”与“独”，是伦理化了的中国文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甚至认定：兼与独，是东方世界的人生方式，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总结出来的对待社会的人生姿态，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提倡兼爱，主张兼爱天下，为天下大众而牺牲自己，为群而忘己。与墨子相反，杨朱极力主张“为我”，自洁其身，不损人也不利人。在兼独的处世立场中，老庄则倾向于出世，以保身贵身。而“把兼与独的关系处理的相当完美的是儒家。孔子主张以兼善天下为主，如果世事不顺，能兼则兼，不能兼则独”。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孟的兼独思想是后代许多知识分子处世的指南。”“如果说孔孟的‘独’受到儒家道德的制约，那么老庄的‘独’则全身倾向自然，不为德所累。”⁽³³⁾中国文学入世和出世两种倾向就与上述兼独观念直接相关。鲁迅从小就受到这种文化的濡染，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他“兼”、“独”的主导倾向是“兼济”；但由于无论是时代还是个人，都没有始终处于“达”的状态，“穷”时也不少，因此，“独”的倾向也时有表现。而且，“兼”与“独”二者常常出现矛盾冲突，使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内容都在此二者之间彷徨。

一

对这种“兼”、“独”并存特性，鲁迅自己曾坦陈：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³⁴⁾

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³⁵⁾

从鲁迅思想深处的矛盾来看，《呐喊》时期的鲁迅一直从启蒙的视角出发进行创作，可在内心里，他对这“启蒙”并无多大信心。在《呐喊·自序》中，他一开始就交待：“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说明《呐喊》集里有关启蒙的梦是属于他“年青时候”的，而创作《呐喊》时他已不“年青”了。而且，此时，他已不相信启蒙了——他确认中国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若发几声“呐喊”，不仅无益反还有害。这次虽被金心异说动起而“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但只是“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由此可见，他的这次创作并非完全源于自己内心的需要。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方兴未艾之时，他却处于“出世”状态了。即使受到金心异的鼓荡而创作的积极“入世”的《狂人日记》，与五四时代精神也有游离之处：《狂人日记》在总体上与五四时代精神是合拍的，但有两点与他的“立人”主张不相协调：第一是正文部分既是人人都被人吃，并又人人都吃人，若真如此，谁来救人？通常救人者总要比被救者力量大一些吧，但在此处看不出来，这与其他启蒙者的乐观情绪判然有别。第二是其序言，这“狂人”“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说明，曾是反封建战士的“狂人”痊愈后已脱离了反传统轨道，而进入“做官”的行列之中了。也就是说反传统成了“狂人”的过去时，而其现在时则处于回归传统的路上，这与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南辕北辙。这说明，鲁迅在“听将令”而积极“入世”时，他仍没有完全进入，他也许是无意识的仍站在五四文学的边缘，仍处于准“出世”的状态，或者说，他的“入世”充其量只能是“准入世”的。就在这时，他仍彷徨于“入世”与“出世”之中。应该说，整个《呐喊》时期他都处于这个状态，他笔下的孔乙己、华老栓、七斤、闰土、阿Q、陈士成、单四嫂子等人物所负载的国民劣根性都让人窒息，当然，他是欲“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但这病痛若是不治之症，其病人若是病入膏肓了呢？如果仔细想想，鲁迅揭示的这些“病痛”有“药”可治吗？我感觉不出来。这些作品都是他在日本时就孕育的失望乃至绝望心态的写照。他在积极“兼济”时透出的仍是“独善”的凉气。造成这种局面的根由要追溯到1906年《新生》杂志的流产。在《呐喊》自序中他交待道：他因“幻灯片事件”的触发而弃医从文，在作了精心准备以后满怀激情地创办启蒙杂志《新生》，可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并且“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并由此认定“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就总体而言，从《新生》的失败到《狂人日记》诞生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主要沉浸于绝望的焦虑与痛苦的反思之中，在日常的言行中，特别是在对外界的影响等方面，他几乎放弃了启蒙的思想与意愿：就社会角色而言，他很少作为一个启蒙者形象在社会舞台上出现，若不是金心异的劝说，很难想象他何时才回到启蒙者的行列中来。虽然金心异的劝说只是一种触发，他在内心里从未忘记自己启蒙者的角色，但他这次“呐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被动的“听将令”，他自己对启蒙的信心并不足，他的“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自白，分明有把自己排拒在“疗救者”行列之外的意味。

鲁迅对启蒙不抱多大希望的原因有二：一是人们早已论述过的“铁屋子”观念，这既是中国严酷现实的真实写照，更是由于他在创办《新生》时期自信心过于强烈，对启蒙的功效期望过高、过快，希望改变中国现实的心态过于急切，对其艰巨性、长期性准备不足而造成的，这才使他一旦失败就陷入消沉之中，从而感到“悲哀”、“寂寞”，并对自我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让自己在麻醉中度日了。二是由他内心早已存在的矛盾所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³⁶⁾“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³⁷⁾这是开启鲁迅内心矛盾的“钥匙”：还在日本时，他就情绪激昂地加入了光复会，但当他接受了一个暗杀任务后却在动身前发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³⁸⁾搞暗杀是“为别人”的“人道主义”，而顾及母亲则属于“为自己”。他对为启蒙而牺牲对启蒙者自身的意义也一直很关注，这才有了夏瑜的悲哀；他更对启蒙对启蒙者本人的并无益处问题甚为关切：他于1921年就翻译出版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直至1929年鲁迅自己开出的《鲁迅译著书目》中，还把这部书列为第一部，可见鲁迅对这部译著的重视。在该小说中，绥惠略夫的“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你们自己呢”的责问一定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共鸣，早在1920年10月的《头发的故事》中，主人公N先生就引用过这句话；而到了《娜拉走后怎样》中，又重复了这句话。这些都说明他愈来愈不相信《呐喊》时期的启蒙立场与精神了，从这次讲演的内容与口气来看，他都在否定“人道主义”、“为他人”的立场，而传递出要“为自己玩玩”、想走向“个人无治主义”的信息。

笔者感到，正是这种对启蒙的缺乏信心以及启蒙对启蒙者本人的没有助益，外加“五四”落潮的催发，才驱使鲁迅无法再启蒙下去了。因此，当我们仔细研究《呐喊》之后就发现，在《阿Q正传》写成后，他就基本停止了启蒙，此后的几篇作品与启蒙宏旨的关系就不那么紧密了。也就是说，他在1921年12月之后，就基本停滞了启蒙小说的创作，以至于在创作了与启蒙宏旨关系甚远的《补天》之后，就只能把原来“一发而不可收的”小说创作停了下来，他的思想与创作进入了一个彷徨时期：彷徨于“为他人”与“为自己玩玩”之中难以取舍。

促使鲁迅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并又进入另一个创作高峰期的契机是1923年发生的两件事：一是1923年7月与周作人失和；二是他的生活中闯进了许广平。一般认为，鲁迅与许广平相知、相恋是从1925年二人通信时才开始的，可据胡尹强的考证与推断，其上限可以提前至1923年：“许广平进入鲁迅的感情生活……最有可能的是1923年12月26日前后的日子里。这一天鲁迅在北京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作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随后，鲁迅的精神忽而振奋起来，停了一年的创作突然空前活跃起来，并且从此以后，灵感源源不断袭来，小说、散文诗和最有分量的杂文纷至沓来，形成鲁迅创作生涯一个最辉煌的高峰。”⁽³⁹⁾“也许就是在这次演讲前，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关系中，开始渗透进超越师生的感情，当然这只是在他们两人的感觉上。而且也许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⁴⁰⁾胡尹强的论述很有道理，笔者以为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必须把这两件事以及鲁迅创作《呐喊》时的矛盾心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如前所述，他的思想深处原本就存有“为别人”与“为自己”的矛盾。随着对启蒙的失望与启蒙言行的终结，“为他人”的范围也在缩小，特别是在八道湾大家庭生活开始之后，他的较为有着落的“为他人”就逐渐落实到为这一大家子上了，可以说，这是鲁迅人生的避风港，也是他最后一个心灵栖息地。可是，与周作人的失和却使他丧失了最后一个“为他人”的据点，鲁迅在周作人及其家人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从他本人视点来看完全是“为他人”的，可结果却是被逼出了自己营建的巢穴——八道湾，这必须促使他反省自己过去的一切，对他曾最为依傍的骨肉亲情产生了怀疑，对自己为此而作出牺牲的意义做了否定，进而由“为他人”而转向“为自己玩玩”了。而与许广平的相知则使他有机会“为自己玩玩”了：正是在与许广平建立了恋爱关系并共同生活以后，他的心灵才愈来愈倾向于“为自己”了，他甚至还悔悟道：“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⁴¹⁾甚至到后来，连“损人利己”的事都可以做了：“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⁴²⁾因此，在创作《彷徨》的时候，鲁迅思想已进入由“人道主义”向“个人主义”、由“为他人”到“为自己玩玩”的转变途程。《彷徨》就是这转变途程的结晶，因此，在该小说集之中，让人感到鲁迅的自我影像大大增加了，特别是《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等作品，正是其“兼”与“独”的矛盾心态表现得最为剧烈的产物。对于《祝福》这篇小说，人们往往只把其主人公祥林嫂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其中一条重要线索“我”则驻足不多，但在这篇将近11000字的作品中，与“我”相关的篇幅就达4000多字，比《孔乙己》的全篇还长得多。鲁迅是惜墨如金的人，他用这么多篇幅写“我”这条线索，其用意何在？而且，这部分内容句式曲折繁复，“我”欲言又止、欲止又言，分明透露出作者的复杂心绪。笔者曾以《在“不认”与“不忍”的矛盾心态中彷徨》⁽⁴³⁾中推究鲁迅写《祝福》的动因是源起于对朱安的矛盾心态。其实不管是对谁，该作品都是他内心“为他人”与“为自己”矛盾的产物。虽然“我”一直对祥林嫂的死十分内疚，但在反复证明自己并无责任之后，“心地已经渐渐轻松”，到作品结尾，在一片祝福声中，“我”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这说明，他意欲推脱“为他人”的责任。

在这些作品中，把鲁迅“兼”、“独”矛盾心态表现得最充分也是最明显的莫过于《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对于这两个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吕纬甫与魏连殳以及他们的言行，人们已从多方面找到了鲁迅与他们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有很多的鲁迅自己的投影；但对其中的“我”，人们却关注不够，特别没有把两个人物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而只将二者当作朋友关系来把握。笔者以为，这还没有把握住这两个作品的人物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吕纬甫、魏连殳代表了心灵中试图“出世”的鲁迅——放弃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而随随便便、敷敷衍衍，与社会上的市侩力量同流合污，不讲良心，不讲正义，随波逐流。而“我”则是不甘这样“出世”，还未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积极入世，还不甘心就这样敷衍、消沉以及堕落下去的那个鲁迅。这两个自我在鲁迅心灵中发生了交战：那个“出世”的鲁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消沉了，特别是到了《孤独者》中，代表“出世”的鲁迅的魏连殳比吕纬甫更消沉，离当初确立的“入世”思想更遥远了，但不管是成为吕伟甫还是魏连殳，“我”都有所不甘，因此才有了“我”与吕纬甫的对话，在对话中更多的时候是让吕纬甫、魏连殳倾诉，这倾诉又何尝不是鲁迅自己在倒心中郁结的苦水！

如前所述，这种“兼”与“独”的矛盾，在《狂人日记》中已经存在：《一件小事》也是“为自己”的“独”与“为他人”的“兼”的矛盾结晶体。但《狂人日记》虽然没完全站在“兼济”的立场上，但其主体毕竟是“狂人日记”——这一积极入世的文本，因此人们往往从这一角度切入读作品而忘了他的矛盾心理就不足为怪了。《一件小事》的感人之处在于“我”的自责，其“为他人”的“兼济”精神十分明了。可在《在酒楼上》里，虽然代表积极“入世”的“我”与代表“出世”的吕纬甫“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店和我住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这显然象征着“我”力图远离“出世”，但作品的重心是吕纬甫在倾诉，“我”则只在听，重心在写吕纬甫的“出世”。《孤独者》也一样，虽说结尾也是“我”“快步走着”，离开了魏连殳生前的住处，但不仅作品的重心在正面写魏连殳的“出世”，而且整个作品充溢着悲哀、感伤、无奈。这两个作品都让人感到，鲁迅陷入“为自己”的“独善”思想太深了，要拔出来是不可能的了。

在创作上完成“为他人”向“为自己”过渡的是《伤逝》与《弟兄》。对《伤逝》，可以有多种诠释视角，若从象征与隐喻的视域来看，涓生完全可以代表那准备“为自己”的“独善”的鲁迅，他的思想很多都是鲁迅式的，或者说鲁迅是借涓生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而子君也许确指某一个人，但也可以代表一切鲁迅曾“为”过的人，他力图在向这些人告别，而向“新的生路”“跨进去”。因为这些人往往都是他爱的人，也是爱他的人，因此这告别当然特别伤感，故称“伤逝”，其间难免充满着游移、焦虑、矛盾、痛苦。而《弟兄》则被很多人论证是写周作人1917年出疹子的事，许多研究者都从“兄弟怡怡”的角度来称颂鲁迅一心为弟兄着想的“为他人”的风骨。但实际上，这个作品最耐人寻味之处则在于，以鲁迅自己为原型而塑造的沛君想到若弟弟靖甫因猩红热而死了之后做的那个自私的梦：“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去读书吗？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在梦中，弟弟死了，“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只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打得“荷生满脸是血，哭着进来了”。面对为此而攻击他的人们，他一面表白“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一面又向荷生“举起了手掌……”鲁迅为什么要在周作人生病之后8年才写这个作品？他当时还没有孩子，为什么在梦境中有此情节？我猜测，这个梦境应是鲁迅创作时虚拟的，他将8年前弟弟生病的事此时写出来，就是要表明，他将不顾兄弟情分以及外人责难而勇敢地“为自己”了，他的只顾自己的孩子而放弃、苛待兄弟的孩子的梦境，也是这种心态的寓言式的显露。

当然，文学只是作家的“白日梦”而已，它往往是一时某种思绪的喷发口罢了，实际生活却远没这么简单，鲁迅也没有就此完全走进“为自己”的“独善”里去，他仍在自觉不自觉地“为他人”，但在此之后，他则勇敢地迈开了完全是“为自己”的接受婚外恋情的步子了。

这种“兼”、“独”的矛盾在周作人、刘半农、许地山、朱自清、郭沫若、林语堂等的人生与创作中都有程度不同存在着，只是其形态与程度跟鲁迅相比各不相同罢了。朱自清在1928年写的《背影》自序中认定“五四”以来现代散文“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其实不光是散文，其他体裁的创作都体现了这一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