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皮尔的科学哲学

夏皮尔的科学哲学

夏皮尔的科学哲学是建立在他深厚的哲学和科学史基础之上的。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夏皮尔被引入后已经出现了大量对于夏皮尔的研究。其中陈方出版了专著《超越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夏皮尔科学哲学研究》，系统地梳理了夏皮尔科学哲学中的“背景信息”和“域”的概念。在论文方面，中国学者分别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夏皮尔的科学哲学观点，如早期的李晓蓉（1986）粗略介绍了夏皮尔的哲学观点，郭贵春（1990）叙述了夏皮尔的科学实在论观点。夏皮尔最重要的、试图纠正相对主义偏失的贡献在于其“背景信息”和“域”（domains）概念。这方面，陈方有所涉及。

（一）“背景信息”和“域”的概念

陈方的著作（《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建立在夏皮尔来华讲学的课件上，是对夏皮尔更简洁而准确的概括。他对“背景信息”和“域”进行了定义，域：待研究的信息体；背景信息：与域相关的、成功地摆脱了怀疑的信息体。夏皮尔定义“域”具有如下特征：缔合的信息项之间有某些公认的关系；这些信息体之间存在着某些难题；这些难题具有重要性；科学准备处理这些问题。^[68]

他把 “背景信息”定义为在科学活动和科学说明中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信念：相关性：该信念与研究主题是相关的；成功性：信念能相对地较好地说明“域”中的信息项；无具体的、令人信服的怀疑。^[69]

夏皮尔在大量的科学案例中详细讨论了某些域的形成、演化和重构^[70]，并且用“域”的概念解决了“理论”和“观察”二分的难题。因为在一个“域”中“观察”和“理论”是很难分开的，讨论是“观察”决定“理论”还是“理论”决定“观察”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71]。而对于“背景信息”，夏皮尔认为其具有流变性和连续性，一方面，“背景信息”既不是先验知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另一方面其也具有稳定性，对于一个特定的域而言，“背景信息”是确定的并且为科学活动提供理由^[72]。

（二）科学变化

“背景信息”与“域”，这两个概念几乎和库恩的“范式”概念一样模糊^[73]。尽管夏皮尔对科学史的研究和解读能力不下于库恩，但并未看出这两个概念对于他建立科学的客观性有何明显帮助。在夏皮尔《科学变革的特征》^[74]一文中，他极力证明所有的科学信念和科学原则都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并且是可错的，其中甚至包括现代科学几乎不言自明的假设，比如一个客观世界的存在（比如婴儿期的人类没有这种二分）、演绎逻辑的若干假设（量子力学对经典逻辑提出了挑战）等等。而为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坚持的如理论、观察、说明、定律等等概念更不在话下。夏皮尔认为，科学不应该有预设且永远处于流变之中。到此，我们很难不把夏皮尔和历史主义者划上等号。如果这样，那么夏皮尔就公正地对待了历史，但是要如何保证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呢？

（三）科学变化中的理性与客观性

在《客观性、理性与科学变化》一文中，夏皮尔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错误地以所谓“给出的事实”为科学的客观性奠基，而历史主义的强调所谓“给出的事实”都存在预设早已使逻辑经验主义幼稚的客观性观念破产。但是，每一种观察都预设了若干条件是否摧毁了客观性呢？夏皮尔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科学的理性与客观性，并非在于拒绝任何形式的预设。相反，理性和客观性之所以成立正在于限制性地使用某些预设。”^[75]

夏皮尔认为，这些预设主要就是他所谓的“背景信息”和“域”。为证明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夏皮尔从所谓“日常生活论证”（everyday argument）出发，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争论时，我们是否接受某一个理由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该论证是否与主题相关，其二是是否有与主题相关的其他信息。“科学论证”实际上起源于对“日常生活论证”的处理。在科学演化过程中，上述第一个条件便构成“域”，第二个条件构成了“背景信息”。然后，夏皮尔的行文十分怪异，他未做任何解释就直接给出：仅仅从特定的“域”及相关的“背景信息”出发，我们将使相关的推理在各个方面都完全自足（self-suffi cient），以至于科学将完全依靠“域”及“背景信息”而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external considerations）。科学至此将它所需依赖的条件完全内在化，以至于到了一个理性化的程度。夏皮尔居然没有给出任何更多的论证来说明为什么科学只依靠“域”与“背景信息”之后就达到了理性和客观性！在一篇以科学变化、理性以及客观性为主题的文章中，夏皮尔令人惊讶地以一个“论断”来为理性和客观性辩护^[76]。

在国内学界，夏皮尔被广泛地认为是新历史主义者，其可能的依据在于他和劳丹（Larry Laudan）的针锋相对的学术关系。劳丹被普遍认为是新历史主义者。他在库恩之后重新以科学史为依据对理性和客观性等概念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比如他的“悲观归纳”（pessimistic induction）再次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冲击。劳丹继承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待理性。如果说劳丹代表了对科学理性传统的反叛，可以将其视为科学哲学中的左派——左派不停地寻求颠覆秩序，相对的，夏皮尔就是科学哲学的右派。同样在丰富的科学史研究基础上，夏皮尔不遗余力地维护理性和客观性概念^[77]。

但是，夏皮尔成功地维护了理性和客观性了吗？国内外学者都持有异议。陈方批评夏皮尔的理性是“狭义的合理性”和“科学主义”的，夏皮尔未能考虑到和社会主体相关的理性。^[78]而国外学者多数质疑夏皮尔的科学变化理论仍然是库恩理论的翻版，其实“换汤不换药”，难以维护理性的权威。而夏皮尔不停地指责这些批评都假设了维护理性权威必须预设存在，他粗略地定义理性为：“一个人之所以理性是由于他将自己的论断置于所有最有保证的（best-founded）信念之上。”^[79]实际上，夏皮尔在构建自己的“域”、“背景信息”、理性以及合理性观念时大量使用了类似于“最有保证的”、“成功的”和“令人信服的”等与观察者非常相关的术语。理性和合理性建基于“域”和“背景信息”，而这两者直接由这些术语决定。但是，夏皮尔另一方面又表示，“最有保证的”、“成功的”、“令人信服的”这些术语是可变的，在科学史中处于流变状态。因此，夏皮尔比坚持“范式”的库恩更加接近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一切皆流，万物常新”的极端观念。夏皮尔对理性和客观性的维护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挽救夏皮尔的辩护必须迈进的一步将是，承认这些术语仅就当时的观察者而言，对这些人来说，科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那么这似乎又回到了库恩的“范式”观念。因此，夏皮尔的辩护基本是失败的。

夏皮尔更大的贡献在于科学史。他不仅在科学史方面基础深厚，并且提供了“背景信息”和“域”等十分有用的概念来描述科学变化过程。其次，夏皮尔一直强调科学哲学家必须认真学习现代科学——夏皮尔自己就是十分出色的物理学家，他认为对具体科学的熟练掌握是进行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础。也许正因为如此渊博，夏皮尔无形地提升了构建一般理论的难度。他的一般理论中尽管科学史和现代科学案例研究十分丰富，但却难以经受真正的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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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英]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27. [英]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方刚、兰钊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8. [英]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林夏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9. [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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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32. 殷正坤：《真理、解决问题与科学进步：评劳丹的科学进步观》，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3期。

【注释】

[1][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同上，第4页。

[3][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页。

[4]参见[英]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73-115页。

[5][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8页。

[6]同上。

[7]同上，第21页。

[8][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63页。

[9][美]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0页。

[10]同上，第40页。

[11][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0页。

[12]参见[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34-135页。

[13][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1页。

[14][英]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第三版），鲁旭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5-126页。

[15][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页。

[16]同上。

[17]同上，第1-2页。

[18][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24-125页。

[19]同上，第48页。

[20]同上，第10页。

[21]同上，第6页。

[22][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页。

[23][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2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第56-57页。

[25]参见[匈]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林夏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6][美]保罗·贝纳塞拉夫、[美]希拉里·普特南编：《数学哲学》，朱水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27]参见[匈]伊姆雷·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方刚、兰钊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8]参见Koetsier, Teun. Lakatos'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a Historical Approach,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91.

[29]注：这是拉卡托斯引用的康德的名言，但并未标明出处。如今，它几乎成为历史主义的标志性观点。然而，到了劳丹这里时，他误以为是拉卡托斯的名言（[美]劳丹：《进步及其问题》，15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这是科学哲学中以讹传讹的一个例子。

[30]参见Lakatos, Imr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s. Berlin: Springer Netherlands, 1971.

[31][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32][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33]同上，第64-66页。

[34][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第78页。

[35]同上，第76页。

[36][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3页。

[37]普特南、牛顿—史密斯等人的意见主要是：（1）科学理论的解题效力并不排斥逼真性，只有具有充分逼真性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2）解题模式面临两难推理：问题可分为真问题和假问题，如果科学进步在于解决真问题，那么就不可能只涉及“问题”而回避“事实”并摆脱“真理”概念，如果是解决一切问题，显然又过于宽泛，解决大量虚假问题并不意味着科学进步；（3）解决问题并不是科学的本质特征，只是一种基本特征，科学理论并非仅为解决问题，还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目的和意义。详见范燕宁《劳丹科学哲学观研究一瞥》，载《哲学动态》，1989年第10期。

[38]孟建伟：《论劳丹的科学价值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3期。

[39]参见[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殷正坤、张丽萍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20页。

[40][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第34页。

[41]同上，第40页。

[42][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第82-86页。

[43]同上，第82页，译文有改动。

[44]劳丹指出存在三种实在论：本体论的、语义学的和认识论的。他赞成前两种实在论，反对的是第三种实在论，认识论的实在论者包括塞拉斯、格伦鲍姆和普特南等人。

[45][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第137页，译文有改动。劳丹将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命名为“convergent epistemological realism”（CER）（“渐进实在论”或“趋同实在论”）。

[46]参见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

[47]L. Lauda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133.

[48][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第45页，译文有改动。

[49]L. Lauda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p135.

[50]Ibid., p136.

[51]Ibid., p155.

[52]郭贵春：《劳丹的“规范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1第3期。

[53]L. Lauda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p138.

[54]注：“新浪潮”主要是指企图在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的科学哲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劳丹和夏皮尔。

[55][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第93页。

[56]注：T表示理论，M表示方法论，A表示价值论。

[57][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第98页，译文有改动。

[58][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第114-125页。

[59][美]拉里·劳丹：《科学与价值》，第45页。

[60]同上，第7页。

[61]Dudley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Boston: D. Reidel, 1984, p160.

[62]Dudley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p160.

[63]Ibid., p40.

[64]Dudley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pp.39-46, 52-54.

[65]参见Dudley Shapere. “Evolution and Continuity in Scientific Change,”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56, No. 3, 1989, pp. 419-437.

[66]Dudley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pp. 55-56

[67]当然，似乎在夏皮尔哲学中历史主义就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同步。其实这样做可能有失公允。比如，后期的库恩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

[68]参见陈方：《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69]同上，第33页。

[70]同上，第7-17页。

[71]同上，第21页。

[72]同上，第31-41页。

[73]参见Dudley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pp.246-260.

[74]参见Dudley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pp.246-260.

[75]Dudley Shapere. “Objectivity, Rationality, and Scientific Change，”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1984, pp.637-663.

[76]不过在一篇讨论影响科学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文章中，夏皮尔论述了为什么科学发展只需要奠基于“内在因素”（即所谓“域”和“背景信息”）即可（Shapere，1986）。按照陈方（《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pp.82-83）的总结，夏皮尔认为科学奠基于“内在因素”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非逻辑事实。随后，夏皮尔又举了大量的科学史案例。陈方（《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p84）认为夏皮尔的论证是无力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夏皮尔无法以非预设的方式即历史的方式，给出一个“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区分。那么夏皮尔论述的本质在于，凡是影响了科学发展的都是内在因素（甚至开普勒神秘的数学观），没影响的都是外在因素。而这种区分只是承认历史发展的结果，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77]如果仅仅从重视科学史的角度看待新历史主义，那么夏皮尔可以被视作一个“新历史主义”的右派。当然，“左派”和“右派”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术语，在科学哲学中使用仅代表学者对于科学哲学传统和现存秩序的态度，而不代表他们的政治立场。

[78]参见陈方：《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第191—192页。

[79]Dudley Shapere.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p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