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对历史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劳丹认为，对科学进行哲学的说明的确需要历史的视角，但这种说明是以科学的合理性为目标的。“新浪潮”^[54]在历史主义的旗号下却越走越远，同时越走越偏，把科学描述成一项非理性的事业，甚至认为“怎么都行”，这种潮流最终是无法为科学指明前进方向的。

劳丹试图用他的合理性模式来应对“新浪潮”的这种倾向，他指出库恩认为一个“范式”中的理论、方法和标准不可分割的观点是与“范式”理论的基本特征不相符合的，是这种整体论使得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革命显得那么突然而毫无征兆，使得科学共同体对“范式”的选择如同宗教信仰一样，不可追问，不可通约。“范式”应该是存在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不同层面的， 库恩的科学变化图景^[55]可以表达成如下：

这种图景要避免非理性主义的责难必须作出变更，这种变更最主要的就是结合“网状结构”的交互关系，把杂糅在一起的三个层次进行拆分。假设一个科学家所持“范式”表达为（T1，M1，A1）^[56]，当一个新理论T2出现时，他可以采取T2取代T1，前提是T2通过了M1的审查，此时占主导地位的T2会结合A1去协调M1和M2，如果M2更有助于A1的实现，M2将取代M1，此后，新进理论T3、T4等将由M2作出审查，当某一阶段，发现A1存在不可实现性时，A1也将被修改为A2，从而实现（O1，M1，A1）到（O2，M2，A2）的“范式”革命。

融合在“网状结构”中的这种图景被描绘成“非整体论”^[57]，劳丹将其表达为如下：

劳丹还对库恩四点关于方法论不完全决定论的批评做出了评价^[58]，无论是（1）共有标准的模糊性论证、（2）规则的集合不一致论证、（3）变化标准论证还是（4）问题衡量论证，都是指向为什么应选择一个范式而不是另一个。这些论证指出了竞争“范式”的选择既受到对认识考虑的影响，也受到实用方面的影响，“它没有推翻科学认识论的核心前提：存在经验证据支持的规则，但它既不是范式特殊的，也不是个人特质的”^[59]，对帮助“范式”理论逃脱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批评，于事无补。

这种图景要避免非理性主义的责难必须作出变更，这种变更最主要的就是结合“网状结构”的交互关系，把杂糅在一起的三个层次进行拆分。假设一个科学家所持“范式”表达为（T1，M1，A1）^[56]，当一个新理论T2出现时，他可以采取T2取代T1，前提是T2通过了M1的审查，此时占主导地位的T2会结合A1去协调M1和M2，如果M2更有助于A1的实现，M2将取代M1，此后，新进理论T3、T4等将由M2作出审查，当某一阶段，发现A1存在不可实现性时，A1也将被修改为A2，从而实现（O1，M1，A1）到（O2，M2，A2）的“范式”革命。

融合在“网状结构”中的这种图景被描绘成“非整体论”^[57]，劳丹将其表达为如下：

劳丹还对库恩四点关于方法论不完全决定论的批评做出了评价^[58]，无论是（1）共有标准的模糊性论证、（2）规则的集合不一致论证、（3）变化标准论证还是（4）问题衡量论证，都是指向为什么应选择一个范式而不是另一个。这些论证指出了竞争“范式”的选择既受到对认识考虑的影响，也受到实用方面的影响，“它没有推翻科学认识论的核心前提：存在经验证据支持的规则，但它既不是范式特殊的，也不是个人特质的”^[59]，对帮助“范式”理论逃脱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批评，于事无补。

单一传统的变化

这启发劳丹走第三条道路，一方面要置换整体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规范自然主义加以修补，既不与逻辑主义学派以及实在论者走得太近，又不涉入非理性主义的圈子。

劳丹的这种“非整体论”图景的确是有力地批驳了库恩，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主张我们至今仍以库恩的思想为基础，但却又超过他的时候，贬低库恩的开拓性贡献，既非我力所能及，也不是我的本意”^[60]。

劳丹的思想脉络清晰，一直在沿着科学合理性问题的逻辑发散生长，面对科学合理性的争论，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的标准以提供更合理的解释，“解题模式”虽然并不完美，但做到了这一点。伴随对“解题模式”的批评，劳丹从认知价值出发，用“网状结构”替代了引发诸多问题的“层级结构”，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致命缺陷，却仍然是冲破固有思维模式的有力表达。他近期倡导的规范自然主义弱化了以前的反实在论立场，回归经验，拒斥玄谈，虽然尚未成熟，却为他构筑了哲学基石。

对劳丹的评价可以总结为这样三点：首先，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史出发，他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劳丹是从历史的维度去考察科学的，尽管他奚落“新浪潮”致力于寻找和研究不一致是不值得肯定的一个极端，但他自己在运用历史分析的时候，同样是在这个极端上进行的。另一方面，他没有突破“范式”概念，尽管他指出“范式”的整体主义有问题，但是他没有跳出“范式”的框架，因此他对科学合理性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始终不可能绕过相对主义。

但是，他是“新”的历史主义者，“新”在他将科学合理性的讨论实用主义化和工具主义化，这种立场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但更多的是另辟蹊径的理论发明。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实现目标”，都将合理性的抽象概念转换成了可以理解的日常语言，科学就是解决问题或者达成科学目标的一个过程和手段，其本身没有或者大部分没有本体意义。方法论规则也好，科学理论也好，都应以这样的标准加以评价。

他坚持科学进步是科学的根本目标，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相对主义落进非理性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对于科学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无论是“网状结构”还是规范自然主义，都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哲学想象力。

其次，就理论本身而言，劳丹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回答存在诸多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回应的方面。第一，他的思想存在诸多矛盾，比如“解题模式”对解决问题的表达不够充分，使人无所适从，很大程度上仍需要借助真理等概念加以理解，无法在不跳出“范式”的前提下要求“范式”剥离其整体主义。第二，他的思想缺乏连续性，劳丹对原有思想的修正没有针对性，只是一些小修小补，欠缺深度。究其原因也许是急于从理论争论中跳出来，或者急于创造新话语，或者以调停者自居急于走出第三条道路。第三，他在思想形式上确实对传统思想做了改造，但是本质上很难说彻底突破了固有的传统，比如对“范式”的“非整体论”改写只是把“范式”拆分成几个小整体的“范式”而已，本质上仍是整体主义的。

再次，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劳丹的科学合理性思想，可以窥见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目前的现实状况，那就是由统一走向分裂，并正处在重新整合的阶段。正是这个阶段的特殊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劳丹，使其思想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思想史背后涌动着更为宏大的历史洪流，这个时代不断向“后”看齐，后现代主义泛滥，碎片化，多元化，历史推动着个人生活与思考。劳丹也不例外，也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个体，其思想必然带有局限性。

单一传统的变化

这启发劳丹走第三条道路，一方面要置换整体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规范自然主义加以修补，既不与逻辑主义学派以及实在论者走得太近，又不涉入非理性主义的圈子。

劳丹的这种“非整体论”图景的确是有力地批驳了库恩，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主张我们至今仍以库恩的思想为基础，但却又超过他的时候，贬低库恩的开拓性贡献，既非我力所能及，也不是我的本意”^[60]。

劳丹的思想脉络清晰，一直在沿着科学合理性问题的逻辑发散生长，面对科学合理性的争论，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的标准以提供更合理的解释，“解题模式”虽然并不完美，但做到了这一点。伴随对“解题模式”的批评，劳丹从认知价值出发，用“网状结构”替代了引发诸多问题的“层级结构”，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致命缺陷，却仍然是冲破固有思维模式的有力表达。他近期倡导的规范自然主义弱化了以前的反实在论立场，回归经验，拒斥玄谈，虽然尚未成熟，却为他构筑了哲学基石。

对劳丹的评价可以总结为这样三点：首先，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史出发，他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劳丹是从历史的维度去考察科学的，尽管他奚落“新浪潮”致力于寻找和研究不一致是不值得肯定的一个极端，但他自己在运用历史分析的时候，同样是在这个极端上进行的。另一方面，他没有突破“范式”概念，尽管他指出“范式”的整体主义有问题，但是他没有跳出“范式”的框架，因此他对科学合理性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始终不可能绕过相对主义。

但是，他是“新”的历史主义者，“新”在他将科学合理性的讨论实用主义化和工具主义化，这种立场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但更多的是另辟蹊径的理论发明。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实现目标”，都将合理性的抽象概念转换成了可以理解的日常语言，科学就是解决问题或者达成科学目标的一个过程和手段，其本身没有或者大部分没有本体意义。方法论规则也好，科学理论也好，都应以这样的标准加以评价。

他坚持科学进步是科学的根本目标，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相对主义落进非理性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对于科学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无论是“网状结构”还是规范自然主义，都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哲学想象力。

其次，就理论本身而言，劳丹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回答存在诸多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回应的方面。第一，他的思想存在诸多矛盾，比如“解题模式”对解决问题的表达不够充分，使人无所适从，很大程度上仍需要借助真理等概念加以理解，无法在不跳出“范式”的前提下要求“范式”剥离其整体主义。第二，他的思想缺乏连续性，劳丹对原有思想的修正没有针对性，只是一些小修小补，欠缺深度。究其原因也许是急于从理论争论中跳出来，或者急于创造新话语，或者以调停者自居急于走出第三条道路。第三，他在思想形式上确实对传统思想做了改造，但是本质上很难说彻底突破了固有的传统，比如对“范式”的“非整体论”改写只是把“范式”拆分成几个小整体的“范式”而已，本质上仍是整体主义的。

再次，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劳丹的科学合理性思想，可以窥见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目前的现实状况，那就是由统一走向分裂，并正处在重新整合的阶段。正是这个阶段的特殊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劳丹，使其思想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思想史背后涌动着更为宏大的历史洪流，这个时代不断向“后”看齐，后现代主义泛滥，碎片化，多元化，历史推动着个人生活与思考。劳丹也不例外，也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个体，其思想必然带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