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劳动时间的价值

作为劳动时间的价值

在《贫困的哲学》第二章中，蒲鲁东构建了自己的价值理论，提出了“构成价值”这个概念。在蒲鲁东看来，过去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理论上的弱智，他们只能直观地看到经济学中的正题或者反题，这是由于经济学家都不懂哲学，看不到价值的“协调”与“和谐”，并且蒲鲁东仍旧自认为创造了政治经济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马克思首先要揭露的是，蒲鲁东的价值理论不是什么科学的发现，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老生常谈。蒲鲁东从李嘉图学说中引申出的一切所谓“平等”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即上帝假设。蒲鲁东是把两种衡量价值的方法混为一谈：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

第一，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一般前提。

在蒲鲁东看来，社会无非是由鲁滨逊之类的隐逸之士组成的。因为任何个人所需要的很多东西并不是自然界里本来就有的，而是只有通过工业才能生产出来；可是，他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于是他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为他生产，用他们的产品同他的产品相交换，并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但是，交换价值事实上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这一点蒲鲁东并没有指出。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蒲鲁东“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53)。

蒲鲁东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按性质来说经常力图互相排斥，但两者必然是互相联系的”(54)。但是这个本身是正确的论断，在蒲鲁东那里却是从完全荒谬的推论中得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把使用价值等于众多，把交换价值等于稀少。这里，他完全撇开需求不谈，就是把交换价值和需求、使用价值和供给等同起来。这样，他自然就轻而易举地证实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并不表示商品本身所实际包含的矛盾，而是表示蒲鲁东头脑中产生的矛盾。他认为，这个矛盾在“构成”价值，也就是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中得到了解决和“调和”。因此马克思说，“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蒲鲁东先生却把它当做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二律背反的解决。”(55)马克思绝不否认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和矛盾，相反，他认可这个矛盾，但不是研究使用价值本身，而是把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前提来考察。

第二，交换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

《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的真正主题是交换价值，它在蒲鲁东那里执行着神秘的所谓“构成价值”的职能，而且看起来似乎确是由生产某一商品所直接花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和计量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此的解释如下：商品的生产使商品生产者花费了一定的生产费用，这些费用他必须通过出售商品来得到补偿。任何单个商品生产者显然都想以高于他的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商品。上升是没有止境的，然而下降却有一个限度，任何商品生产者都不会持续地低于这个界限出卖他的商品。这个下降的限度就是生产费用。成交的价格或实现了的交换价值不以单个人的主观愿望或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最广义的竞争关系。但是，在以私有制和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供与求绝不会一致，或者只是偶然地一致，因此，价格随着此供求关系而有时较高，有时较低。竞争的机制引起供求关系的不断改变，致使这些波动趋于平衡，而且在事实上，就它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运动平均来看，也是平衡的。这种偏离，通过价格的和竞争的机制而得到纠正，因为如果价格因供过于求而下跌，那么资本和劳动就会从有关生产部门转到其他部门中去，这样，有关商品的供给就会减少。在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竞争关系将变得对供给有利，从而价格就会上涨。如果由于供不应求，一个部门的价格大大超过了生产费用，从而这个部门获得了非常高的利润，那么，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生产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就会流入这个部门。这样，有关商品的供给就增加了，这些商品的价格也就下跌了。马克思认为，价格本身波动的中心形成生产费用，但他在这里已经是以李嘉图的观点来理解生产费用了。对此马克思几乎照搬了李嘉图的观点，把生产费用一方面看做就是必要的劳动时间，但另一方面又看做是包含着平均利润的一个量。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实际上所分析的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这说明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价值观点是不完全的和不充分的。

第三，决定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价值表示一种由单个人参与社会总劳动决定的社会关系，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认识，虽然它还刚开始形成，因而没有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从《哲学的贫困》中所阐明的关于商品生产社会的总关系及竞争在社会总劳动分配中的作用的观点中必然得出的认识。

与蒲鲁东相反，马克思认为不存在“由劳动时间先天决定的交换价值”(56)。如果商品的价值由生产中直接花费的劳动来决定和衡量，那么产品就必须按照它们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精确比例进行交换。不论供求关系怎样，商品的交换就应当永远像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适合需求那样来进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而“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57)正是这种“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或这种“摇摆运动”就“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58)，使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规律得以实现。这里已具有他后来的认识的雏形了：决定价值的是劳动时间，但不是直接的劳动时间，而是总体地确定的，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马克思认为，价值尺度本身不能再是价值，而必须是某种不同于价值本身的东西。马克思认为构成价值实体的这种不同于价值本身的东西，就是劳动，它的尺度即劳动时间，就是价值的尺度。“劳动价值”只表示“劳动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是与使“劳动商品”流动的活劳动的量不是同一的。蒲鲁东把“劳动”商品看做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商品。相反，马克思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即劳动本身成了交易品，并且工人的工资不断地被压低到生存的最低限额。蒲鲁东声称，用他的“构成价值”理论找到了解放工人阶级的公式。相反，马克思根据价值理论证实，“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59)同时马克思还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消灭他们的“劳动”即劳动力的商品性质，他们就不可能使自己获得解放。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虽然还没有研究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要素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但可以看出，在他关于竞争的论述中已经开始包含着他在几年后所得出的结论：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劳动时间可以说只是潜在地存在于商品中，因而要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才显示出来。马克思关于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述，证明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资本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贫困》中哲学批判方法成为指导马克思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而《哲学的贫困》中的经济学理论却还保持着开放的特质。

1847年以后，《哲学的贫困》虽然从理论上沉重地打击了蒲鲁东主义，但蒲鲁东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法国仍在继续传播，而且影响很大。蒲鲁东低估了罢工的作用，并且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与实际最低工资相等的限度，他对工人同盟采取否定的态度，因而是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敌人。面对这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挑战，马克思必须深入研习政治经济学并发展自己的理论。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相信“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60)，他赞同李嘉图的某些原理。马克思在1859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坦言，“我自己在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中就采用过李嘉图的理论”(61)，此时的马克思还赞成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他引用了很多概述李嘉图价值论的引文，而且未加批判，因此未能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足，而仅是将批判集中于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反历史主义。这样，李嘉图就成为马克思后期变革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坐标，而批判性地分析政治经济学说史也就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

从1851年1月7日和2月3日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还不能对货币数量论做出彻底的批判，4月，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再次进行详细摘录，并写下了许多批判性的评注。马克思发现，李嘉图仅仅从理论上看到斯密的不足，但也没有洞察资本主义现实的各种矛盾。此后，马克思沿着李嘉图的理论路径不断逼近劳动价值论，最终通过剩余价值成功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引申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完成对李嘉图的超越以后，马克思更加澄清和明晰了蒲鲁东的不足。

1857至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货币章”和“资本章”中用很多的篇幅来分析蒲鲁东的理论，并运用自己的价值理论证明了蒲鲁东的荒谬之处，这里的分析较《哲学的贫困》更加令人信服。马克思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提到，“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兄弟”(62)，不能故步自封。1869年11月26日，马克思提到，“在我还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地租论时所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中，我就已经分析了其中即使从他的（李嘉图的）观点看来也是错误的东西”(63)。由此可见，马克思制定和发展自己的经济理论是从批判蒲鲁东的货币理论开始的，对此，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是典型的例证。蒲鲁东只是空想式的解释李嘉图的理论，实际上比李嘉图还倒退了一步，而考察蒲鲁东的理论又可以使马克思不断明晰李嘉图理论的缺陷和不足。卢森贝、马雷什、图赫舍雷尔、维戈茨基等人都是通过马克思前后文本内容的比较来定位《哲学的贫困》，但至少卢森贝高估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经济观点的成熟程度。马克思根据《哲学的贫困》中制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几乎在每一个理论问题上都逐渐克服李嘉图经济学的不足，并且建构了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蒲鲁东的“背后”是李嘉图，李嘉图才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发展的真实的参照系。《哲学的贫困》的出版以及马克思后期的修改真实地反映出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以及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不断成熟。

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早已成为往事，但它的意义值得人们借鉴和回味，成为历史的东西虽永远定格在具体的时空，但因它本身属于历史的元素必然延伸至当今和未来，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总之，《哲学的贫困》为我们把握当今时代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部经典著作在当代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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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

(5)同上书，第8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93页。

(9)同上书，第9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11)同上书，第95页。

(12)同上书，第9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103页。

(14)同上书，第11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页。

(17)同上书，第10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23)同上书，第14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

(25)同上书，第141页。

(26)同上书，第150页。

(27)同上书，第14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29)同上书，第144页。

(30)同上书，第145页。

(31)同上书，第14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15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156页。

(34)同上书，第16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

(37)同上书，第163—164页。

(38)同上书，第167—16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页。

(40)同上书，第17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8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3—61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3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568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6页。

(48)〔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50)同上书，第603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3—614页。

(52)同上书，第65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

(54)同上书，第82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页。

(57)同上书，第106页。

(58)同上书，第106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60)同上书，第93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7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4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