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学创新

书院教学创新

第一节　书院教学创新

一、教与学方法的创新

书院与官学中的语文教育教学，因为目标的设定不同，为达到各自目标的活动途径和方法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但是，由于语文质的规定性，就决定了它在书院与官学中的教育教学又有许多相同相似形态。这就是语文教育教学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的共性与个性。不仅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学与书院中的语文教育教学有着这一状况，就是中国与外国的学校中，中国语文与外国语文的教学，也总是有着共性的相似与个性的差异。书院中以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为基础的教与学的创新，是批判地继承前人乃至当代官学中语文教育教学活动途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特别是对于佛教丛林教学优长的借鉴吸纳，对于书院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1.会讲制的实行

①会讲内涵

会讲，也称讲会，是中国古代书院首创的一种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书院教学活动重要的方法之一。讲会既是一种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研究组织，又是一种学习讨论方式。首先，讲会有严密的组织，设会宗、会长、会正、会赞、会通诸职，行讲会的管理筹划及活动组织等事宜。其次讲会有规定的日期，一般分月会和年会两种。第三，讲会有隆重的开讲仪式。先祭先圣先师与宋代大儒；其四，会讲的过程：会日，会友至，由会长或会宗宣读讲义一章，诗歌一章，再进讲，再诗歌；饭后质疑问难，议事辨礼，散会前仍以诗歌赞唱。讲会的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有理学家的著作，誊发给会友，会日进讲，又选宋儒的诗十首，诸如程颢、邵雍、朱熹等的诗，在会讲共睹交流。会讲形成了兼容并蓄、互相吸纳、取长补短的学风。在会讲中体现敢于质疑、注重独立思考、师生平等的书院作风。会讲中的学长与听讲的生徒士子，均要求“会讲之容，端而肃。”（〔50〕118）会讲发展到明代，更具近代学会组织形式，以书院为中心，联合附近社会人士共同进行，书院与书院之间也联合经办，轮流主持。讲会的内容较为广泛，既有儒家经典中的重要命题，也有练达性情的人生课题。著名的讲会有：惜阴书院讲会，东林书院讲会，关中书院讲会，紫阳书院讲会，姚江书院讲会。明时讲会都有特定的规约，“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制定的《学约》《会约》《会规》具体明确地规定着讲会的宗旨、组织、仪式和程式等等。如桐城方学渐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主持紫阳讲会、新安六邑大会时，聚讲数日，临别以桐川崇实会约授六邑会友，共十二则，现存十一则，

一、会有统；二、会有期；三、会有仪；

四、会有图；五、会有辅；六、会有指；

七、会有录；八、会有论；九、会有程；

十、会有章；十一、会有戒；十二、……

各则下均有细目，如“会有戒”条下，列有如下戒规：学贵下，傲心宜戒；中贵虚，满心宜戒；功贵恒，怠心宜戒；入贵巽，躁心宜戒；养贵静，荡心宜戒；应贵宜，机心宜戒；器贵宏，褊心宜戒；欲贵寡，贪心宜戒；用贵节，侈心宜戒；识贵超，习心宜戒。（〔50〕167）可以见出，会讲不仅是一种交流学习的方式方法，也是修身养性健全人格提升精神的途径。

②几次著名的会讲

其一，朱张会讲。这是书院中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次著名会讲。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武夷山来到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与主持该书院的张栻会讲达两月有余。朱、张的学术思想都源于二程之学，但由于师承不同，两人在理学的一些观点的阐述上，有较大分歧。但是，他们又彼此敬慕。他们在岳麓书院会讲中，主要就《中庸》之义进行深入讨论辨析，随之讨论切磋的学术命题进一步扩大，除《中庸》之中的“中和”外，还有“太极”“知行”等问题。会讲中，分歧很大，双方都不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但双方又都很虚心听讲，尊重对方。辩论之余，张栻还请朱熹在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给众多的士子们讲学。朱熹在赠别诗中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张栻也诚恳地说：“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其二，鹅湖之会。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著名学者吕祖谦邀请与自己齐名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会讲于信州铅山（今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上游）鹅湖寺。据谢山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50〕114）这是一次一宗三派四学者的历史性会讲，中心论题是“为学之道”，“论及教人”，探讨的是教育教学的本质，培养人的终极目的。据《象山年谱》记载：“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九龄）止之。”（〔50〕109）其实，朱熹与二陆，一个侧重“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即提高思辨力；一个强调“发明人之本心”即智力开发随之博览。各自强调教学教育的某一个侧面。若是综合起来，相辅相成，就是较为完备的教学教育方法与目标了。

理学的再传弟子们，为纪念“朱陆之会”于鹅湖寺建四贤堂，祀朱、吕、二陆。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江东提刑蔡抗于寺弯建书院，世称鹅湖书院，理宗赐名“文宗”。鹅湖之会所张扬的书院争鸣意义，一直成为知识分子自豪的象征。

其三，白鹿洞会讲。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亲自诚恳邀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高兴地答应了。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会讲的题目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他在讲述评析中，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勉励学生“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不要“惟官资尊卑，禄禀厚薄是计”，要“专志乎义而日勉”，“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50〕92）陆九渊对该命题所作的讲解，语言生动，讲析透彻，对学生们的教益甚大。甚至闻名来听的千余名民众士子，也深受感动。“陆子静（九渊）登白鹿洞讲喻义一章，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者。”（同上）朱熹也被陆九渊的讲授所打动，他赞赏说：“说得这义利分明”，“今人见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50〕93）这里，朱熹不仅肯定了陆九渊所讲内容的深刻性，而且还赞扬了讲解中的意境，即“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何等感人，何等有意味！这就是会讲的精义妙道，不守门户之见，吸纳点滴之要，取长补短视界高，磨砺心志凌九霄。

2.自学、探究法

这是书院始终坚持实行的一种综合学习方法。这一学习方法，是建筑在书院的教学目标的设定上。书院的学是为洞明时事，也是为探究义理，更是为实践躬行做人。自学是基础，讲授是引导，探究是深化。自学也是寻根问疑，讲授是答难点拨，探究便是创造开拓。尽管，宋元明清各代书院中的学术大师与众多的学子徒弟，对学习的具体内容、讲授的具体问题与研习探究的思路不尽相同，然而其归总综合的目标都是大体一致的。

其一，自学首先是读书。在书院中，读书不仅是学生士子们的首要自学方式，也是师长们不断吸纳知识丰富自己的自学方式。毛泽东就有这样的认识：“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102〕第五卷408）书院中各代学术名家以及山长、主讲，他们也有着对读书重要意义的正确认识。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56〕50）吕祖谦说；“为学之本，莫先读书。”（〔50〕65）因此，书院便把读书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贯穿在教学的始终。

读书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学生、老师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制订一个读书计划。如朱熹在《答吕子约书》中所说：“读书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的程课，日日依此，积累功夫，不要就生疑虑。”（〔56〕54）吕祖谦也说：“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56〕65）有了计划，便可按计划一本一本地阅读，这就是循序渐进的含义。同时，循序渐进，还在于对一本书，先由文字语言的识释破解，再到义理的悟解。朱熹说：“以二书言之，则先《论》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约有课程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56〕52）陆九渊对读书先易后难，也有精到的论述：“学者读书，先于易晓处沈涵熟复，……若先看难处，终不能达。”（〔50〕67）但是，并不是读书只停留在文词语句的理解上。在文词语句理解把握的基础上，要反复把玩品尝，“读书着意玩味，方见得义理从文字中迸出。”（〔50〕62）读书反复玩味，不仅能洞察自然宇宙奥秘，通晓社会发展的某些本质，更能获得审美享受。“子细玩味，不可草率。所谓优而柔之，厌而饫之，自然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的道理。”（〔56〕68）朱熹也有这样的体验。他在《答陈师德书》中说：“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看来，获得审美享受，是读书继洞悉义理之后的更高层次。

其二，读书还须质疑。陆必渊告诫弟子们：“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56〕68）质疑，就是思索加考证，凡事问一个为什么。有了疑问，不仅能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昔人之书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56〕69）这就要求阅读的时候，并不是只为找疑，而是找到疑问，还能在阅读中破解。正如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56〕60）疑，还在于读书中对各版本、各类型的书籍进行对比校勘，从中辨析正误，对比研究才可得出真知灼见。“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合处最可观，如甲说如此，且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56〕60）宋初张载就强调：“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1〕175）

其三，学思结合，读练结合。孔子早就告诫人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也说：“诵读以贯之。”书院中的自学读书，对这些经验之谈，理解把握得比较深刻。程颐就说：“大凡学问，闻之知之者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56〕40）朱熹反复教导学生“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转。”（〔56〕61）读书把心放在书上，放在书的义理中，放在书的美味中，自己与书中讲说者平心交谈、交流。朱熹的得意弟子黄榦也有同样的体验：“须以吾心默观圣贤之语，当使圣贤之意，自入于吾心，如以镜照物，妍丑自见”。（〔56〕70）读书不仅与思考、体味有机结合，还须与动手摘录、练习、写作相结合。读书是作文的基础，勤读书，吸纳知识，作文才能打开思路，写起来便轻松自然。而作文练习，是对知识的巩固与深化，亦是应用知识培养能力。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说：“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103〕312）另外，对于历代的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书院里强调要反复诵读，才能体味其中的意蕴与滋味。王守仁在《训蒙教约》中说：“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審其节调，勿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56〕911）

其四，读书还在于研究创造。读书不仅是吸纳，还要在思索辨析的基础上与自己的经验相契合，获得新见，求得新意，开辟门径，超出旧说。吕祖谦在《丽泽讲义》中就提出学贵创造的观点。“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窠臼外。唯出窠臼外，然后有功。”（〔1〕168）朱熹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1〕168）这是自学向更高的境界攀登的目标。虽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要求是有点较高，但是，对于书院较高层次的士子学徒，无疑是一种有力的促进与鞭策。如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质疑与新解，颜元对书院所习课程新的安排，无疑都是在读书中研究创新的结果。

3.做事也是学

朱熹就明白地告诉他的学生弟子：“学是学其事，如读书便是学，须缓缓精思其中义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学。”“学是身其做。”（〔98〕622）他进一步阐述说：“学不止是读书，凡做事皆是学。且如学做一事。”“学字甚大，学效他圣贤做事。”（同上）从朱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学做事，“学效他圣贤做事”，这就是实践躬行。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书院里，学做事，学效圣贤做事，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体力劳动。书院建设之初，不少学生士子参加基建工作，或平地垒土，或运送砖木，或清除杂草，或栽种花木。如《胡宏集·有本亭记》所载，胡安国父子在湘潭西南衡岳一带建碧泉书堂时，便是师徒们自己动手，“夷榛莽，植松竹，山有为椎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嵩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书院的学习，是做事，而耕种收割，采摘饲养，建筑清扫，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吃穿住用必不可少的事，学会去做，是应该的。书院建成之后，在日常的学习研探中，从房舍的修葺到花木的浇灌，从日常的清扫到节庆日的接待，学生都要参加。《朱子年谱》载：“夫者教小子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82〕159）

其次，“学其事”，收集、收藏、编纂、修订图书，也是书院中学生实践躬行的课业。读书是储藏吸纳知识，而实践躬行则是培养提高动手的能力。朱熹对此有深刻的见解：“既思得这事，若不去做这事，便不熟，则臬兀不安。如人学射……却不曾置得一张弓，一只箭，向垛边去射，也如何得。”（〔98〕622）学习做事，与读书思考结合起来，这是书院教学的一大特点。许多师长的讲稿，就是学生弟子们编辑刊印的。如明王守仁的学生南大吉依据薛侃所刻王守仁的《传习录》三卷，增订为五卷，在越中出版。朱熹的学生，把朱熹日常言行，编纂为《朱子语类》予以刊印，还把朱熹的读书经验归纳为六条，冠以《朱子读书法》刊印，对后世学子们影响极大。“学是身其做”，其义深矣。

再次，“学效他圣贤做事”。这是处人接物，应对交流的礼节规矩，也是关心国家民众前途，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方式方法。胡宏的《碧泉书院上梁文》中就明确提出：“期圣奥以繙经，立壮图而观史，由源逢委，自叶穷根，明治乱之所由。”（〔50〕123）虽然书院大部分建在远离都市的崇山峻岭之中，但是对于人应该具备的礼节规矩，胸襟心怀，眼界视野，却十分重视。师长仿效圣贤，学生学习师长，师生共同体察参照，在书院里便是一种风景。“袭稷下以芬芳，继杏坛而跄济”，“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而终不改其乐”。（同上）至于像朱熹在世时对学生的教导示范，被当权者指责为“妄谈时人长短”，“缪议时政得失”，（〔98〕627）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义举，是书院中的典范。

4.“引路”“立志”与涵泳

书院的教学，由于少受科举指挥棒的制约，老师们的教不仅能放得开，学生们也更为自由一些，加之对古人、他人教学经验的借鉴吸纳，诸如先秦诸子、汉唐大师以及《学记》《大学》等理论著作所创造、总结、倡导的教学相长、循序渐进、启发诱导、切磋琢磨、因材施教、举一反三、善假于物等原则和方法等。书院的师生们在继承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创新了不少的经验和方法。如朱熹提出的“引路”“证明”“商量”的教学法，朱熹等人提出的“立志”“主敬”“存养”的培育法，陆九渊、王守仁提出实行的愉快涵泳法等。

其一，“引路”“证明”“商量”教学法，是朱熹在长期的书院讲学中，借鉴前人、他人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自己去读，道理用你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50〕92）可以看出，朱熹提出的引路、证明、商量的教育教学方法，是一个综合的培养教育方法。引路是灯塔的作用，教师首先走正道，所引之路是光明的有前途的。证明是“践履”，是验证，亦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胆略和勇气。自己不仅有知识学问的自信，而且还有作出表率、正确示范的能力。商量是讨论，是切磋，是探究，是取长补短的吸纳借鉴，亦是指点帮助的携手共进。商量不仅要有平等民主的作风，也要有轻松自如的氛围。同商量，师生关系是融洽的，彼此的感情是真挚的，摒弃的是“师生相视，默然如行路之人”。

其二，“立志”“主敬”“存养”的教育培养方法，是朱熹、陆九渊等学者提出的一个较系统的教育培养人的方法。“立志”是学习的目标，亦是做人的方向。朱熹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1〕185）他阐述立志的重要性，在于“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志不立，真是无着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致之病。”（〔1〕185）朱熹对于人首先要立志的道理讲得可谓透彻。不立志，则没有信念与追求。没有信念和追求，便没有方向和动力，没有方向和动力，学习便不能持久，思绪便不能沉静。《墨子·修身》中就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讲的就是志向与学习获取知识从而上升为智慧的辩证关系。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进一步发挥说：“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因此，立志就是立人，就是树立信仰。而立志，就要立崇高宏远的大志向，陆九渊在《象山学案》中提出：“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师。”“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1〕188）学者立了大志，就有了动力促进学习。朱熹认为，学习中必须“主敬”。“敬”是专一无失，固守不易，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朱熹解释说：“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1〕185）可以看出，心不浮躁，沉得下心读书钻研学问，是为敬。不为蝇头小利而奔波，不一哄而上，人云亦云，潜心磨砺甘坐冷板凳是为敬。敬是攀登书山扬波学海的执著，亦是独辟蹊径敢于创新的恒心。“存养”，朱熹认为是“存心养性之事”（〔56〕55），这是对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惟在求其放心而已”的进一步拓展与发挥。“圣人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1〕185）存养，就是把读书学习与自我修养紧密结合在一起，存心养性，就要时时省察，事事反观，如陆九渊所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理公私之辨，今所为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当自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1〕187）这就是立志、主敬、存养的真谛。

其三，愉快涵泳法，是书院中两位著名的学者提出并实行的一种教学方法。陆九渊的《语录》中提出：“优游涵泳，文自得力。”优游，是一种悠闲自得的状态，涵泳，是沉浸的意思。《诗经·大雅·卷阿》“优游尔休矣”，描写的是唱歌游玩和休息安详的情景与状态。陆九渊从这首诗歌所创造的意境获得启发，从而在书院教学中提出教学应该是如诗经创造的意境一样，使学生与老师在其愉悦欢快、其乐融融中获得美的享受。有了这种美的享受，所听、所思、所悟、所得就深刻得多。陆九渊的这一见解，显然对前代教育家的经验、理论有着借鉴和吸纳。

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提出了教学中特别是儿童教学中要引发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的情感，把教与学的过程创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给人以审美享受的意境，这样，不仅能涵泳儿童的心灵，又能使儿童获识启智。“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可以看出，愉快涵泳，激发起的情感能转化为动力，激发出的兴趣会增加知识开启智慧。王守仁不仅这样倡导，而且这样实践力行。他在书院教学中，特别设置歌诗、游戏，使之与经学内容相结合。他要实现《教约》中的目标“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97〕300）这就是情感的滋润，童贞的涵泳，氛围的创造，情趣的引发。明末清初程允升著、清嘉庆年间经邹圣脉增补的《幼学琼林》中也说：“弟子称师之善教，曰如坐春风之中；学业感师之造成，曰仰沾时雨之化。”这就是于教学中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的意境状态。

5.师的至境追求

教师是与教育教学同步而产生的特殊人群。《荀子·大略》把教师的有无及水平的高低与国家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快：肆，肆意，指行为放纵。）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一生从事于教育教学，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称之为“荀卿最为老师。”荀子，便是教师的典范。孔子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教育教学，后世称“万世师表”，他是教师的楷模。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教师的含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根据一生的教学经验在《论语·述而》中还总结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精辟见解。认为人若有一技之长，有一虑之解，有一得之见，有独到之思，有先见之明，此人就是我之师。荀子根据他从事教育教学丰富的经验，提出当一个好老师的四个条件：“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104〕《致士》）而且，一个好老师还在于恰当地指出学生的过错帮助其改正，这就是《荀子·修身》中所说的：“故非我当者，吾师也。”中国第一部教育教学专论《学记》中，从教师应具有的眼界视野予以总结：“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19〕）书院的三项活动，即以语文为基础的教育教学，祭祀纪念，收集储藏、编辑、修订、刊印书籍，对师的要求较之一般的官学、私学来，要高得多。而从事书院这三项活动的师，他们用自己的理想与实践，追求着教师的至境。而这种至境，是在吸纳、借鉴、继承古代学者兼教师对于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的精辟见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思考与发展，是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努力予以达到的至境状态。诸如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三位致力于书院教学的学者，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称：“其卓然为师表者，若南都之戚氏（同文）、泰山之孙氏（复）、海陵之胡氏（瑗）、徂徕之石氏（介）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50〕48）此文中所提戚同文，是河南商丘人，他的旧居改建成应天府（睢阳）书院。人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另三位便是宋初三先生。他们都是书院中优秀的老师。至于宋、元、明、清诸代书院的师长，没有一位不是追求着实践着老师的至境。而这一至境状态的获得，在全面修持砺炼的基础上，有两方面的素养与能力必须具备充实：

①充实的知识结构

在书院里，凡是主讲，无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不仅精通《诗》《书》《易》《礼》《春秋》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诸子百家之学说，而且对历史、地理、军事、音乐、骑射以及宗教、风俗等也基本了解。致力于书院教学的元代著名学者程端礼，他制定的《读书分年日程》，按照人的年龄大小开出的阅读讲授书目，差不多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计划。从这里可以看出，若想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老师必须是在书海中已经弄潮而有经验者。诸如曾被南京应天府留守晏殊聘为应天府书院的掌教范仲淹，他不仅能带兵打仗、行军布阵，而且诗文写得率性飞扬。他的散文《岳阳楼记》，虽不是在他掌教应天府书院时所写，但对学生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再如把一生献给教育教学事业的朱熹，他的最突出的优长在朱程理学的系统化的研修与总结上，并且他的语文知识丰富，无论是语言文字能力，还是文章、文学的综合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他在教学之余，所作《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楚辞集注》是十分见出语文功力的。他编写的《小学》《蒙童须知》，深入浅出，成为流行的蒙学教材。而他的散文与诗歌创作，别有一番艺术韵味。如《观书》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就应了汉王充的论断：“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在书院里，老师的力，就是他们由知识产生的智慧、能力，以及敢于与极有吸引力与渗透性的科举相抗衡的胆识与勇气。正如明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所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②厚实的哲学理念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说：“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绝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105〕下35）也可以说，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绝不是一个至境的老师，伟大的教育家。有的人，可以凭借聪明才智，或是依据某一专业的知识，可以登上讲台授课，但那只是“短暂的闪烁，瞬间的光芒。”（同上）因为，“感觉只解决想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02〕第一卷286）书院里的老师，他们都在向这一高标准看齐，使自己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和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这样，不仅具有鸟瞰全局与前景的视界与深入透彻洞悉各种事物奥秘与真谛的睿智，从而在书院中以语文为基础的教学活动中游刃有余，既有新见亦有独创。如：北宋的二程、张载，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明代的王阳明，清初的黄宗羲、颜元等，无不在理学的哲学系统内阐释、认识、解说着认识与实践，物质与精神的根本问题，并由这一根本问题衍生拓展到教与学中的知行观、知识观、形神论、心性论等等。尽管，这些称之为哲人的老师和学者，对哲学中的诸多问题与观点并不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其中一些局部的看法与个别的命题，对指导教与学仍是极有启发意义与实践价值的。诸如，宋明理学中的知行观，程颐提出“以知为本”，“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40〕54）朱熹提倡知行相须，不可偏废，他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40〕55）而明代王阳明进一步概括知行的关系为“知行合一并进”。他说：“知行合一并进，不可以分为两节事。”（〔40〕55）这里所说的知与行，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具体化，按照人类宏观的认识论，应是先有实践，后有认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102〕第一卷296）但是，人出生以后，必须先由学习开始，吸纳接受他人、前人实践中取得的知识，待长大成人，才走入实践中去。这样，学校里的教学是使学生通过认知而获得知识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102〕第一卷88》毛泽东同志解放后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毛泽东这里讲的，自然包括学校里的教学活动，前人、他人的经验是由读书而认知的。古代书院的老师们，他们为向教师的至境形态迈进，就在自己的哲学理论上予以提升扩充，无疑，这是一个优秀教师从事教学而能高屋建瓴地把握学问的根本素养之一。

二、教学环境、目标的创设与追求

书院从校舍的选址建筑、结构布局、构建装饰到整体自然人文环境的创设上，与朝廷和官府严密控制的官学的建构截然相反，与科举大棒指挥下的一些私学也大相径庭。最显著的特点是对自然的亲和，与物质处所的和谐，对人文景观的创设。为什么有这样的追求呢？关键是教学目标不同使然。书院教学目标的设置，对所设目标不断完善与不懈追求，首先在于对科举的拒绝，对“学而优则仕”的反叛。这仅是书院教学的阶段性目标而已。这一阶段性目标，对封建社会已走向熟透之阶段的选士任官制度，恰是醍醐灌顶般发人深省。然而，书院环境、目标的创设与追求，显然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沾沾自喜，而是继续向更完美的境界迈进，学之至境若何？教之至境怎样？人之至境又如何？不断地叩问着教学终极目标的大门，并有着初尝封建社会禁果的喜悦。

书院对自然的亲和既是浪漫感性的，也是自觉理性的。浪漫感性来源于中国悠久诗性思维的浇灌与审美理想的陶冶，以及人类天性中自然的自由追求和应该达到的完满境界的强烈情感和愿望。自觉理性则出于为了人的生存而对自然的加工改造，致使自然被异化带给人类灾难而产生的思考与对教训的总结、纠正，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启迪人的思考与反思而获得的智慧。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对自然浪漫感性的亲和，似孩童的天真无邪，如少年的迫切强烈，如热恋者的痴迷疯狂，它追求并创设的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6〕《齐物论》）的境界形态，享受的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8〕《论语·雍也》）的审美情趣。而对自然的理性自觉的亲和，则思考判断兼设计创建，改造美化并开发利用，追求的是长远目标与合乎规律的创造。也正如《盐铁论》中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入，林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此言论虽然还没有全面讲出理性自觉亲和自然的内涵与真谛，但其中透露出的理性思考已有较大的启发性。书院亲和自然，首先是把自然作为教学的幽雅环境予以选址融合的，其次是把自然作为语文为基础的教学内容予以认识感悟的，再次是自然人文化后留存于后世的价值意义。

1.优雅的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是指伴随教学的始终、环绕在教学周边的自然形态状貌，物质处所设施，社会整体状态与趋势以及由这诸方面要素融会统一中焕发辐射的文化氛围。对教学环境的选择，创设营造，常常取决于主持或主管教学者的审美理想与情趣的状态和水平，以及一定的教学目标设定之后的必然追求条件。但是，由于社会整体状态与趋势太过庞大，也太过强大，同时也太过复杂与丰富，教学的主持者或管理者，就要想法选择和挑选符合最优原则的社会整体状态和趋势作教学的环境。而睿智的教育家便在不容置疑摆在面前的社会整体状态和趋势的严酷现实中，寻觅发现其中可调适可营设的间隙与机缘，作尽可能充分和完满的创设以及最大价值的利用，使之恰当适宜地与自然形态状貌、物质处所设施融会契合，焕发辐射出强劲的、优雅的文化氛围来。书院中的一些山长、主讲，正是这样选择、创设书院的教学环境的。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既然不能超越时代，逃避不理想的社会整体状态和趋势，就在自然形态状貌与物质处所设施上尽最大努力做足文章。在书院挑选营设构建创造自然形态状貌与物质处所设施这一教学环境的时候，同时也调适营设着社会整体状态和趋势有意无意间给书院卖出的破绽，如朝廷对书院教学的默认与许可，对书院拒绝科举的容忍与宽待等。把作为书院环境的社会整体状态和趋势，调适投契到最有利于教学的时机与空间，如远离政治的中心，世俗的漩涡，权力的门庭。这就是降低、淡化社会整体状态和趋势对书院教学的负面影响和制约。孔子在《宪问》中就有过类似的看法：“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这段话的意思是贤德的人避开世俗隐居，次一等的跑到好的地方，再次一等的避开人家难看的脸色，再次一等的避开人家难听的话。然而书院是积极地寻隙插缝，择山寻川，创造环境的。

对于自然形态状貌与物质处所设施，书院是融为一体整体选择、构建、创设的。着眼点在于最有利于教学活动的进程，最有利于人的培养。因此，书院首选建院设馆的地方是世之公认的名山大川、秀水静地。因为名山大川、秀水静地，是人的审美理想与文化精神的寄托。北宋郭熙的画论名著《林泉高致》中关于山水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山，大物也。其形欲耸拔，……欲箕踞，欲盘磚，欲浑厚，欲雄豪”，“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106〕327）这样的地理形势与物候气象，是浑厚与壮阔的交映，是雅秀与清幽的共融。高扬人的精气灵魂，陶冶人的情操心情，这就是中国古代由传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宅居环境的人文价值追求。因此，书院在名山大川、秀水静地中具体位置的选择上，首先考虑和挑选的，或是历史遗址遗迹之所在，诗词墨客之藏址，英雄豪杰拼搏奋斗之胜地，或是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这些场所遗址，无不蕴涵着人文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与名山大川、秀水静地的形局完整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加之书院楼台房舍的整体构建营设，以及房舍人文景观，必然会使人文氛围强烈浓重。真正达到《黄帝宅经》所述的志趣：“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106〕328）书院与名山大川、秀水静地宛若一个有生命的完整形态。北宋周敦颐就自豪地描绘出濂溪书院的这种状貌：“道出江州，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发源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溪。”（〔106〕331）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山石鼓书院，嵩山嵩阳书院、武夷山武夷精舍、岳麓山岳麓书院等等，无不是“作山先求入路，出水预定来源。择水通桥，取境设路，分五行而辨体，峰势同形，谙于地理，象庶类以殊容，景色一致，昧其物情。……云里帝城，山龙盘而虎距；雨中春树，屋鳞次而鸣冥。仙宫梵刹，协其龙砂；书舍茅堂，宜其风水。”（〔106〕325）这就是书院追求的幽雅环境。这种风格各异形态有别的书院环境，不仅是学生自学读书、静思商讨、研习探索、修身养性、陶冶精神的好场所，而且也是师长们钻研学问、洞悉人生、练达性情、提升精神、净化心灵的理想境界。

2.语文的补充内容

语文的教学内容，除了课本教材以及选本阅读的丰富内容外，还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社会生活中的语文信息、知识和素材。自然作为语文为基础的教学内容的补充是采用两种方式予以实现实践的。其一是把自然作为一本厚重、丰富的书予以阅读欣赏、品评领悟、评价批评的；其二是把自然作为语文课本、教材与选本中的诗词曲赋等作品的考察印证、拓展引申、领悟体味的丰富世界予以审美实用的。

先来看第一种方式的状况。把自然作为一本书予以反复地、持久地、深入地阅读欣赏，并不始于书院。但是书院的师生们显然阅读自然这本书是更具浪漫感性基础上的自觉理性的。自然是一本无字书，其内涵之丰富又往往超越自然本身。因为，阅读者的知识、思维、情感等各种因素，无不随同阅读过程的进展而注入其中，这就是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当然，自然人化的行为和方式还有许多。作为书院环境的具体化的山水草木、鱼虫鸟兽、物候气象等等，与整个大自然相比，也仅是沧海之一粟。但是亲和自然的师生们，就是首先亲和作为书院环境的这“一粟”，并通过它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整个大自然的。作为以语文为基础的书院教学，把书院与周边四围融为一体的自然环境作为语文的补充内容，予以阅读欣赏、品评领悟、评价批评，是主动靠拢作近距离阅读亲和的，而且更是用审美的眼光予以对比选择并加以物质性整合改造创建的。加之，书院的教学是以自学为主的较自由的方式进行的，为师生们阅读身边眼前的自然之书创造了条件。这样一来，师生们看得见，听得着，触摸的到山山水水，草木花卉，蓝天白云，阳光柔风，飞鸟蝇虫，游鱼走兽，等等。它们首先是具体个别的、生动有趣的形象。这些形象，伴随着阅读欣赏者的情感进入他们的思维领域，必然是“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美妙状态。正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所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书院的师生们，就是有志于亲和自然的仁人志士。他们不仅“至焉”，而且与自然成为亲密的朋友，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当然，他们更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自然间更为复杂更为奇妙的春秋换季岁月更迭、山水变色、草木枯荣的变化与发展，更有着蛇蜕蝶飞、霞涌夕照、日升月落、鹬蚌相争的诡谲与奇妙，这些变化状态，斗争情貌，发展规律，会形成复杂丰富的意象，当阅读欣赏者与之相亲相切时，就会映入眼帘，涌入耳际，引动、触发的情感活动更加丰富强烈，此时便会有“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复杂思维与高远的想象幻想活动。这就是读无字的自然之书带给人们的审美活动。或有共鸣之心理状态，或有领悟之收获效果，或有净化之精神飞跃，或有延留之思维发展，也许是皆而有之，是多侧面全方位的自然美的大餐享受。程颐在《二程遗书》中称之为“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这里强调的是阅读欣赏无字之书主观的心理体验，常常会在刹那间胜过伦理说教许多。当然，这仅仅是阅读欣赏大自然无字之书高潮的形状，随着情绪的平静，会有向他人一吐此种审美享受无限美妙的强烈冲动与欲望，也有总结挖掘山水自然真谛奥妙的责任与愿望。于是，一首首诗歌，一篇篇散文，一本本论著，便开始了酝酿、构思，直到予以形迹化。传世之作就是源于无字之书的有见有识、有感有思的真实。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言：“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诸如朱熹由山水风景而得治学心得的《春日》诗：“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清郑板桥闻听竹声而有所悟的《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第二种方式状况。语文内容中有很大一部分篇章是与自然有关系的。有的篇章，直接以自然的某一事物、某一状态、某一事理为描绘抒写对象。有的篇章，则是借自然间有特征之物、之景，抒发情感，有的篇章，则是把自然之物纳入社会大环境中，使其成为文章作品中的场面、环境、情节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学习欣赏这些篇章，书院给师生创造营设了与篇章中所描绘抒写的各种形态的艺术之景物情景相似的、相近的、相邻的自然之景。或是有某种以此类推的机理蕴涵，有某种引发联想想象的自然之情趣，等等。总之，把读者与作者置于一种真与幻相融的状态里，把欣赏引入一种真情与理想飞跃的层面上。诵诗、读文与赏景、观物，领悟、体味与思考、论理，都会有所深入，有所浓烈，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加之，书院师生的情感经历，知识结构，伦理思想，精神追求的参与投入，这样，品评分析，把玩鉴赏文章篇章，较之没有这种优雅自然环境的读者来，其效果状态便是大不一样。这其中就有着《孟子·万章》所说的一些意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当然，这种形式状态的语文内容的补充，还在于把自然的优美与艺术的真实相融相交，有益于师生审美期待视野的扩大、延伸、拓展，生活期待视野的深厚、丰满、隽永。语文的外延是整个社会生活，语文教育教学是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的洞悉、了然。《易经》《诗经》是书院中两本重要的教材和读本。对于《诗经》的阅读欣赏，书院师生亲和自然给予它的扩展、深化是不言而喻的。而《易经》，这本博大精深的著述，人们一般是作为哲学著作来认读领悟的。然而《周易》里蕴涵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文学思维，语言艺术，以及其中记载的古代诗歌，在人们亲和自然中，会有体察、体味、感知，原因何在呢？因为《周易》就是我们的先辈从大自然中总结归纳而形成的符号象征系统。自然间的八种基本事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用八种符号指代，这就是八卦，它代表着八种自然间的基本事物，按不同爻位排列而与之蒙恍惚对位取象，这是先民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展示。然而，如果仅是用八种卦象与自然间八种基本事物相对应就此为止，让我们敬佩的程度也仅一般。制卦的先民们，又从八卦与八种自然事物对应中上升到观念形态与象征意念的高度，不是用事物名称为卦名，而是使用象征观念意象的名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3〕392）后来的学者便对这八种抽象概念予以解释，这就是《说卦》：“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这就是从零星的、个别的直接的事物面貌形态上升到符号象征性质。再后来，正如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一所说：“初有三画，虽有万物之象，于万物变通之理犹有未尽，故更重之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成天下之能事。”于是，就有了六十四卦，加之各卦爻位的变化，象征的事物可包容天下万物。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可谓神乎其神。当看了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二十五页的一段话，就印证了先民智慧的高超。黑格尔说：“个别自然事物，特别是河海山岳之类的基元事物，不是以它们的零散的、直接存在的面貌而为人所认识，而是上升为观念，观念的功能就获得一种绝对普遍存在的形式。”那么，作为继承者与后来人，我们如何理解、把握、认识、领会、参悟《周易》象征符号的蕴涵以及《系辞》《说卦》对象征系统的创造性解说？亲和自然无疑是贴近、深入的途径与法门。朱熹在讲授《周易》之余，就曾把六十四卦名编成一首七言诗，题为《卦名次序歌》，让学生们准确把握《周易》各卦象征符号的结构。学习《周易》，除了它的审美象征、文学理念、诗性思维外，还在于它的语言的优美。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衡；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丽。”实际上，《周易》中的《文》《系》，是优美的散文。在亲和自然中，通过眼前之生动之景，经过切身体验之情，不仅对《周易》博大精深的哲学理念、审美意识、象征意象等有着向较深层次、较高视界靠拢的可能，而且对古人前贤的其他文学作品也有着类似的阅读欣赏高度与广度，如宋吴可《学诗诗》之一所言：“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书院近千年的亲和自然的经验与启示，可借用明于谦所写的一首《观书》诗来类比状写：“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用此诗来比照书院中的语文学习，把自然作为无字书用心来阅读欣赏，其蕴涵意义，倒相近似。

3.自然人文的历史价值

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整个文化，是由符号系统与物质工具系统以及人类口头非物质系统承载传递的。当然，也要通过以教育教学为主要途径和方式对人发挥作用予以发扬光大的。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十七次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它的主要作用和任务是确定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并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与相应国家协调规划对已列入该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作出强有力的保护、维修、宣传、传承的措施，而对正在并准备申报该项目的区域、遗址地带等进行评估与促进。中国是1985年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1987年开始遗产申报。至今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有三十几处，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名列世界第三位。有着书院教学活动的山东泰山、福建武夷山、江西庐山在《世界遗产名录》榜上有名。这三座名山是以世界自然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双重身份入选的。书院教学活动对于这三座名山挤身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仅是锦上添花而已。但是，有无此花添于三座名山之上，则自然景观形态内在价值意蕴必然有很大区别。书院对这三座名山以及其他山川水泉的亲和，如同刘禹锡《陋室铭》中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一种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同生共茂的历史进程岁月，具有积淀生发，鼓荡播散，日月同辉的恒久弥远的文化自然价值。

这一历史进程岁月与文化自然价值，其精髓就是“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这一文化精神，书院师生们追求、实践的方式与途径是明确的。首先是“道法自然”，以极大的热情，久久地拥抱自然。理解自然，尊敬自然，按照自然自身的运行发展规律，促其繁茂，增其色泽，避其弊端，扬其优长，使自然中的各种类，各种类中的诸多个体，各有所居，各有所行，各有所显，各有所荣，真正是“百花齐放”的美妙与朝气蓬勃的状态，亦是“百鸟争鸣”的自由与竞争创新的境界。这就是书院师生们奉行遵循“道法自然”的结果。中国历史上，首倡“道法自然”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是老子。他在《老子·二十五章》中作了精辟的论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城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底下有万物，人世间有万事，而最重要者，或最值得尊崇的是天、地、人、道。天、地、人是物质的，道是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事物发展规律。这四种事物，都要按照依从本身的运动法则：生、老、病、死，兴、衰、荣、辱。这就是“道法自然”。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天地之精华，就是能够认识、掌握天、地、人“道法自然”的秘诀。天地是无私的，不是为它们自己而生存的，而是为人，为万物而生生不息的。“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107〕《老子·七章》）而且，天地的这种无私，是尽其所能，尽其所力的，而且是尽其所美的。“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乐安之。”（〔104〕王制）同时，天地的和合、统一与融洽，才能使万物繁茂昌盛，它们的相生相克、阴阳起承变化，是新生与创造的契机与动力。“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104〕礼论）对于“道法自然”的知晓、了解，并不仅仅是夸耀的一点本钱，也不是故作高深的资本，而是把它们进一步地整合、归纳、总结、抽象、上升到理性与哲学的高度，形成较普遍的准则与规律。正是马克思“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实践中予以应用，使天，永远湛蓝；使地，永远葱绿；使水，永远清澈；使鸟兽虫鱼永远欢叫。这一真理，人们是逐步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104〕《致士》）书院的师生们以及同居山林水泉之中的其他一些智者，显然是领悟到了前贤先哲的理论之要旨，居于山川林木之怀抱，学于日月星辰之光辉，长于阳光雨露之滋润，行于鸟虫鱼兽之友善，他们既是自然最忠实最热忱的阅读欣赏者，也是自然最亲密最真挚的朋友兄弟，更是自然最有责任心的捍卫者。书院在人类这近千年的历程中，“石蕴玉而生辉，水含珠而川媚”，大山名川、秀水静地，名而符实，生生不息，使其自然遗产这根神圣的接力棒经书院师生们与其他智者之手传之于后代。

其次，美化诗化自然。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审美理想与人文哲理渗透注入自然中，不仅使自然所具有的八荒原始的粗放成为粗犷，也会使自然中的无序乃至无理趋于和谐，这就是人文精神的自然化，亦是审美理想的物质化。书院师生们美化诗化自然，采取的是物质工具形态与精神符号形态予以实施的。

物质工具形态，是选址建院、修路、搭桥，是植树栽花、筑巢引凤，是引水照月、刻石绘影，等等。“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立之下。”（〔10〕卷一《钴姆潭西小丘记》）我们现在看到的，无论是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泰山、武夷山和庐山中的书院物质工具化形态的成果精华，还是更多的山川泉流、静地茂林中的书院物质工具化形态的一亭一舍，一碑一匾，乃至仅仅是书院之遗址遗迹，无不蕴涵、辐射着书院师生们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想。

精神符号形态，是诵诗读书，抒情励志；是会讲论辩，质疑答难；是作诗填词，写章对句；亦是校正修订，储藏刊印；等等。如刘禹锡《陋室铭》所说：“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由于山岩林木渗透着诵诗读书之声，山岩林木仿佛也有了韵律节奏；清泉溪流常映师生音容笑貌，水滴雾气中便有了人的气息。恰是《春题湖上》“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95〕白居易）的意趣，“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95〕唐李蟾《下第后献高侍郎》）的情景；亦是“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95〕唐李贺《天上谣》）的美妙；也是“天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95〕白居易《江楼晚眺，景物新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的境界。无怪乎书院师生亲和自然是那样的真挚持久，更有文心诗意的创新创造。凡此种种，不仅是著述的数量与理论学术价值，而且是写作时的状态与过程，这些无不以精神符号的形态留存于历史时间的分分秒秒与自然山水空间的缝缝隙隙。正如现代著名诗人艾青在诗里所说：“只有在诗人的世界里，自然与生命有了契合，旷野与山岳日夜喧读，岩石能沉思，江河能絮语。”

书院亲和自然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审美财富与遗产，也留下了值得我们效法的经验与无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