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对语文教育的正面影响

科举制对语文教育的正面影响

第一节　科举制对语文教育的正面影响

中国古代有实无名的语文教育教学的理念的形成定型，是在语文的有实无名的实践中逐步产生的。尤其是科举中的语文实践。主要的内容在三个方面：一是综合大语文的观念，二是学以致用与写作创新，三是语文教育教学评价体系的确立。

一、综合大语文的观念

综合大语文这个概念，中国有实无名期的语文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著述中，始终没有出现过。但是，在语文教育的实践中，人们却是尊崇并贯彻着这一观念的。如唐初语言学家颜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古训，善属文”。（〔12〕颜师古传）颜师古所讲的学习内容便是大语文内容。而他与孔颖达等人撰写的《五经正义》，他自己完成的《急就篇注》《匡谬正俗》，都是语文的研究成果。唐韩愈也有着博学众家的语文实践，《新唐书·韩愈传》载“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解通六经百家学。”他在《上宰相书》对他所学内容讲得更多：“鸡鸣则起，孜孜焉乐不为利。其所读书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不于其心。”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也是遵循着大语文的范围目标迈进前行的。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认识把握综合大语文这一观念。

1.综合大语文的内涵

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语言文字与文章、文学牢牢地组合在一起形成课程系统或学科范畴。它是由三方面内容构成的：语言文字和文章文学，以及由语言文字和文章文学的知识体系与文本样式生发出来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从先秦开始，不少从事以语文为基础的教育教学的知识者，自觉不自觉地在思考着语文知识体系和学科范畴的理论归纳和概括。课程，便是用以理论归纳和概括的术语之一。如孔子便以言语、文学为知识学问的中心点作分类对学生施教并取得成效。到了汉代，就有了对课程的研究。凡是能够进行稽查和实验训练的各种程式与行为规范，都可称为“课”。如屈原《天问》：“佥日何忧，何不课而行之？”“程”即程式、章程、标准。课程一词，唐代孔颖达疏《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句说：“以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宋刘克庄《后村集》中的《即事诗》之一：“秃翁未敢佚余生，洗竹浇兰立课程。”朱熹在教育教学论著中把课程赋予教学中专门的系统内容的含义，“读书穷理，则细立课程，耐烦着实而勿求速解。”“严立课程，宽着意思，久之自当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又讲：“立一个简易可常的课程，日日依此积累工夫。”（〔40〕82）朱熹所讲的课程，就是指教学中较系统地学习知识的过程和范围。尽管，这里也没有提出语文课程这个概念。但是，从隋唐至清末，在科举制这根指挥棒的影响、制约乃至决定中，历朝所设的常科考试科目以及官学、私学所设教学课程，无不是语言文字与文章、文学综合的大语文内容。诸如唐代的明经、进士科，以及宋、元、明、清的常科设置，无不是以语言文字与文章、文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而诗歌是文学中的重要体裁样式。《书》《礼》《易》《春秋》，是文章的典范，至于元明清规定科考的《四书》与《十三经》中的其他著作，也是文章的优秀之作。《尔雅》与《孝经》特殊一些。《尔雅》是最早的一部词典，但其中开创的对于《五经》的词语予以注释训诂的范例，更是语文中最重要学习研究的内容。《孝经》虽然以封建道德为中心，然而其中的文字语汇及写作方式，亦是语文内容的有机组成。综合大语文内涵的第二方面，是指语言文字与文章、文学的综合统一中，无论是讲授学习的语文课本教材，还是课外习学的语言文字与文章、文学的读本，无不蕴涵着丰厚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意蕴。这也是语文系统的内容。诸如先秦《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作品，吕不韦组织门客们撰写的《吕氏春秋》，西汉刘向编辑、东汉王逸作注释的《楚辞》，西汉刘安组织宾客编写的《淮南子》，战国时就已写出部分篇章、西汉时增加篇章并成书的由晋语言学家郭璞作注的《山海经》，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的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昭明文选》，南朝陈徐陵编辑的诗歌集《玉台新咏》，清蘅塘退士（孙洙）编辑的《唐诗三百首》，等等。无不是语文的精美阅读文本。同时，除进入科举考试范围并限定学校习学的内容外，还有超越语文的知识与理论，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综合教学内容。这些内容，既有政治，伦理道德，也有历史哲学。如《论语》和诸子著作，不仅语言、文章、文学的特点突出，哲学的特点也是突出的。宋元明清传习的周敦颐的《太级图·易说》《易通》，邵雍的《皇极经世》，张载的《正蒙》《经学理窟》，程颢的《定性书》，程颐的《伊川易传》，胡安国的《春秋传》，朱熹的《易本义》《语类》以及《四书集注》，明成祖时官修《性理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王守仁的由门人辑成的《王文成公全书》等，更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主要阐述哲学思想的著作。而列入官学私学中习学的，《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是语言文字承载的历史事实与人物传记。由于科考的目标，以及科考之后的文章的写作，文学的创作，语言文字的多方面应用，以及哲学、史学等诸方面的理论研究，知识者无不穷其毕生精力刻苦攻读深入钻研这些比大语文范围还要广博丰富的内容。大语文的概念，相当于近代学者与教育界称之为国学者。另外，在语文教学中，即讲习研究的高级形态的教学与启蒙识字为主的初级形态的教学，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融会贯通中，其情感调动到充沛强烈的状态，常常创造着美的各种状态，使人在求知获识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唐代韩愈是身兼文学家、教育家于一身的智者，他的学生皇甫湜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中就说他的教学“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40〕270）明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也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40〕65）《幼学琼林》中也说：“弟子称师之善教，日如坐春风之中，学生感师之道成，日仰沾时雨之化。”这就是说，大语文是由教师与学生，经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的文本，进行讲授传习、习练读诵的一个个过程，并与语言文字、文章文学融成一个完整形态的知识体系。

2.综合大语文观念的实际作用与深远意义

综观隋唐至明清这13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综合大语文的实际作用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高扬人文哲学精神，造就智者学问大家。大凡登科举之门，应科举之试的士子们，大都把科考当做敲门砖。至于苦读勤学所得知识，切磋磨合所获学问，融会贯通所悟道理，提炼升华所长精神，在科考之后的各种实践中，便成了人们向学问的高峰攀登，向社会的奥秘探索，向人生的真谛迈进，向历史的未来展望的知识阶梯、精神食粮。如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讲：“民族精神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94〕91）在广众知识者的行列中涌现出的佼佼者，他们不仅比常人跳得高些，多摘了许多智慧之果，而且把智慧之果的种子重新培育成新的良种，结出硕果来。如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与实践者韩愈，七岁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52〕《韩愈传》）他自己讲得更详细些，“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鸡鸣则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书皆圣人之书，扬、墨、释、老之学无所不于其心。”（〔53〕韩愈《上宰相书》）然而韩愈科举很不顺利，如他所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不成。”（同上）韩愈最终以他的资质与学问，人格与功力，在中唐与柳宗元掀起了声势较大的古文运动，创设了新的散文样式，正如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恕，而勇夺三军之帅。”像韩愈这样不仅在散文与其他文学的创作及其理论的总结中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取得创造性成果，而且在哲学、美学等方面也有新的探索与建树的大家，这1300多年里，可以数出数百位。唐宋八大家，便是其杰出的代表。八大家中，除苏洵没有参加科考之外，另外七位，无不是在综合大语文观的渗透中，参加科考进入上层知识分子行列，借助皇家丰富的藏书，在有官俸基本保障的条件下，引经据典、借鉴继承、融会贯通、革新创造，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是借助语言文字工具，注疏整理古籍传世。综合大语文观，作为一种思想的标杆与学习的规范，应试科举的士子们，首先解决的是对语言文字的辨识、书写、理解和应用。否则，既不能读经习典，更不能状物抒情策论。可以说，凡是过童试而进乡试，过乡试而入会试，几经考场，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的基本功，无不是扎实的，文学艺术的欣赏能力及文字书写能力，是高超的。这给及第的进士们以及落榜的广大士子们漫长的社会实践增添了最有作用的工具体系。他们凭借着语言文字这一符号媒体，既可在日常的交际中从容不迫地沟通交流和表情达意，也可在文学的创作中出色地塑造形象，创造多样的意境与意象。而有一些人，则凭借着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力，不仅对前代的经典古籍进行注疏整理、评点校对，补残修正，去讹存真，借助雕版与活字印刷技术，使祖国的文化典籍长期保存。而且，自己也进行理性思考，著书立说，从而深化扩展文化的理论层面。这是文化传承、传播、弘扬的一条重要途径。从事这项艰巨繁重工作的学者们，他们在综合大语文观指导下所获得的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所培育的人文精神的胸怀与视界，必然会对经典古籍作出新评价、新注疏，更能借助新发现的古籍版本进行更为准确的修补、改错、纠讹的细致而科学的整理工作。如唐代，设立弘文馆、史馆、集贤书院，并在馆内设置官吏，一方面是管理国家图书，另一方面是收集、整理、抄写古籍经典，同时也教育培养学生。至安史之乱前，唐皇家藏书已达四库，故称“四库书”。北宋初年，雕版印刷技术成熟，朝廷组织编纂了古代比较重要的类书，这就是《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还编纂了佛教经典集成和道教经典集成汉文大藏经和《万寿道藏》。《万寿道藏》是宋徽宗赵佶政和年间，历时7年完成的道教经典总集。北宋王安石主持由变法改革派的学者注释的《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当然也是科考的依据。

三是创造文学艺术美文各种体裁的作品，涵养滋润人格的生长。这是被文学史的详细史事证明了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戏剧，无不是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美文如云。1300多年间，文学艺术家为我们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典型形象、优美意境、深刻意象。他们自己在创造中，体验感受着创造美的无穷韵味，而读者更是在阅读欣赏中把玩、领悟、体验乃至共鸣着典型形象的生动丰富、意境的韵味无穷、意象的象征意念，从而享受其中的美，情绪舒适、情感愉悦乃至精神净化提升。正如达尔文所讲：“对艺术爱好的丧失会引起心灵的另一部分能力的衰退。……事实上，失去这种趣味和能力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而且还能进一步损害理智，甚至可能会因为本性中情感成分的退化而危及道德心。”（〔94〕84）就人的个体而言，没有文学艺术的欣赏是何等的危险。而对一个民族来说，没有了丰富的审美，这个民族会逐渐孤寂冷漠，逐渐丧失创造力。当然，在私有制社会中，加之社会的分工，常常异化着劳动，异化着产品，也异化着人。无疑，文学艺术的各类优秀的作品，是人们精神的防腐剂与抵制异化的动力资源。品格较高者，读诗作文，欣赏审美，会助其人格向崇高迈进。如杜甫忧国忧民之情怀，柳宗元揭露批判之胆识，文天祥视死如归之丹心，王安石变法改革之雄略。而对于资质较差者，或异化深重者，文学艺术的阅读欣赏，其慰藉舒展心灵的作用也是明显的。它能使饥者增力气长智慧，用双手与智慧创造物质产品，不仅解自己之饥饿，也能为他人提供方便；它也能使失亲丧偶者跳出情感的羁绊，站高望远，振奋精神；更能使耕作劳苦者在困乏中有所幻想有所希冀，调节心理消除烦恼。恩格斯在论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作用时曾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54〕305）唐大诗人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也说：“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务》诗，可劝薄妇淳。”

二、学以致用与写作创新

科举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层层严密的考试，而它的目的则是选士任官。考试的内容与过程，选士任官的这一目的，加之任官之后的各种政务，直接影响、制约、决定着语文教育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的教育是围绕着科举制进行的学以致用的教育教学。无论是官学、私学，都是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进行语文为基础的教育教学。而写作的教学与训练，则是学以致用这一目标中的最主要的项目与内容之一。

1.学以致用

隋唐至清末科举制实行的这1300多年中的学以致用，与先秦两汉一些教育家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内涵同中有异。墨子曾提出学以致用的观点，这就是“三表（原则）法”。“三表法”之第一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表是“下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是“中（去声）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家根据“三表法”的要求，在所办的学校里，教学内容中就有了学以致用的科目，即言“古者圣王之事”的《诗》《书》及百国之春秋，“百姓耳目之实”的农业、手工业与器械制造的知识与能力，以及有关国家大事的政治、哲学和伦理知识，以及节用、节葬的生活知识。这一学以致用的理念，南北朝时的颜之推予以补充发展。他认为，“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55〕勉学篇）也是在这篇著作中，他进一步强调：“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技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这里讲的是各行各业的百姓学以致用要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本事。

科举制之下的学以致用，其内涵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学以为考，其次是学以为官，第三是学以为生。先来看学以为考。在科举制指挥棒的指挥之下，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所设课程，均是科举要考的科目，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均是科举科目要考的内容。为了使知识分子达到登第入仕的目的，考什么便教什么，教什么便学什么，这便是学以致考。如明朝学校学习的课程内容是永乐颁降府州、县学的必读书籍：《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义》《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劝善书》《无伦书》等。这些教本是明朝一直沿用的学校教材。这里所列的一些书籍，是及第后办理朝务政要所必须的知识与规则。当然也是童试、乡试、会试，以及殿试的内容。私学中的教材，据明末宫中宦官刘若愚记述宫中小宦官仿照私学式样教学读书的情形是这样的：“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44〕15册1007）私学中的士子，必须参加童试，合格者取得秀才的身份，并入官学中就读，待成绩优秀时参加乡试。1739年，乾隆便以上谕的形式下达了指令：“各省学政考试生童，为士子进身之始。”这就是学以为考的事实。

学以为官，既是及第前在学校里学习掌握为官之道，为官之术，为官之规与为官之能，也是及第做了朝廷命官之后，在与皇帝、同僚、百姓之间穿梭走线、送上迎下之中，以及公务提调、整肃报请的干办之中，耳濡目染必须心领神会的习练与巧运心思的操作。这中间，既有学会为官之正道、为官之权术、为官之良规、为官之智能的忠臣良将，如唐之敢谏直言之魏征，宋之公断无私之包拯，明之文武兼备之于谦，清之聪慧机智之纪晓兰。他们是封建社会中做官为吏的优秀代表，做到了如《礼记》所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要求。同时，也有一些钻营投机之徒，唯利是图之辈，他们参悟的是保官升官的秘诀，演练的是争权夺利的手段，操作的是巧取豪夺的机关。当然，他们也常采取一些掩人耳目的“善举义行”，常念一些欲盖弥彰的圣经。这正是《荀子·大略》所说的“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如唐代狠毒酷吏来俊臣，宋代不学无术之高俅，明代权奸之严嵩，清代巨贪之和坤。

学以为生，主要是指学习获得技术本领，为求生之道。历朝历代的士子们，既清楚及第为官的平步青云，会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乃至全家的生活状况。但是也明白，科举是一条艰难曲折的羊肠小道和狭窄难过的独木之桥，爬羊肠小道渡独木之桥而及第做官的毕竟是百里挑几而已，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是要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行列中。于是，在苦读圣贤之书的同时，便在家长的督促中，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生存生活之道与创业营造之能。如唐韩愈《师说》中所说：“巫师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但是，也应该看到，加入普通百姓行列之中的读书人，他们在维持生活、生存的同时，也能进行创造。他们把自己所学语言文字与文章、文学的知识能力或用于诗、词、曲、赋等文学的写作里，或用于医、画、乐、书的钻研精进中，或融于工、农、商、学的实践中，等等。如李白放歌山水间的飘逸放旷之诗作，李时珍遍尝草药济世救人之壮举，毕昇精心钻研活字印刷之贡献，郑和远渡重洋通商外交之才干，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饱和心血之写作，扬州八怪标新立异放达性情之绘画；至于建筑、雕刻、纺织、铸造等，也是精品纷呈佳作倍出，如：千古留名的赵州桥，世代流芳的应县塔，车水马龙的灵隐寺，万姓敬仰的北京故宫，等等。这些文化的载体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百工之人”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也是科举落榜者为生之道技能与理想的升华！

2.写作创新

自隋唐至清末，写作创新的实践活动此起彼伏，恰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阔景象。写作创新所取得的成绩，宛若群星灿烂的辽阔天空。中国人民值得骄傲自豪的不是封建王朝千年延续的制度，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而是如日月之同辉、与江海之等阔的写作成果、建筑伟业、器物瑰宝等。单就写作成果来说，造就写作创新辉煌历史与丰富成果的主客观条件很多，但是科举制的正面直接鼓励、影响制约与反面的促进、刺激乃至挤压，无疑是众多主客观条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写作创新的内涵是丰富的。就写作的形式而言，首先是文字语言的不断精练、丰富与成熟；其次是艺术表现手法与修辞技巧的多样化；第三是作品的结构形态千姿百态；第四是作品体裁样式的不断变革创新。如唐代的诗，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各有千秋，而五、七言中又有古、近之分；宋代的词，小令、长调牌名纷呈，而豪放、婉约风格各异；元代的曲，虽然较之50000多首唐诗、20000多首宋词来数量要小得多，然而4000多首作品却以它自己特有的艺术魅力仍然能与唐诗宋词并肩而立。至于文学作品中的散文、小说、戏剧，非文学作品中的政论、书信、史传等，公文写作中的奏议、策问、碑铭等，均是花样翻新、面貌千姿。而写作内容的创新，则更是层出不穷意蕴丰富。既有辨证、变异、明察、针砭的言理之作，也有报国、为民、建功、立业的述志之章；既有谋治、任贤、抗争、刺奢的论证之篇；也有崇德、慎行、正己、尚节的修身之策；既有谋略、骑射、征战、守边的壮士之传，也有育才、贵学、勤思、惜时的施教之方；既有山川、湖海、乡野、城郭的绘景之文，也有爱恋、友情、乡思、感时的叙情之歌，等等。恰是“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写作不仅是文人的爱好志趣，亦是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肺腑之言。因此，中国的写作史上，就有了牛郎织女登天变星宿，孟姜女千里寻夫哭长城，梁祝忠贞双化蝶，白娘子水漫金山寺的优美传说以及千百个民间故事。

在写作创新中，蒙学教材的创作与语文读本的编纂，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创作蒙学教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的周朝。这段时间内，重要的蒙学教材有：

《太公家教》，撰者佚名。据王明清《玉诏新志》记述，此书“唐村落间老教书为之”，书中有“太公未遇，钓于渭水”的句子，后人即以此为书名。全书多用四言韵语，以训诫的口气，讲述为人处世之道。它是唐中叶至北宋，中原地区蒙学中常用的教材。元、清两代曾有女真文本和满文本。现代在敦煌石窟发现写本一卷。

《女论语》，唐代宋若莘撰。据《旧唐书·女学士尚宫宋氏传》记载：宋若莘为教诲四妹，著《女论语》十篇，仿《论语》体例，以书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班昭等代颜、闵，用问答形式，叙述封建社会妇女道德规范。其妹若昭注释。清王相将此书编入《女四书》。

《蒙童训》，宋吕本中著。全书由宋儒有关修身、治学、从政的言论编辑而成，共三卷。原书有论诗语，今缺。

《三字经》相传宋王应麟著，一说宋末区适子撰。后经明清学者陆续增订补充，至清初的文本为1140字。全书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开端，从论述教与学的重要性进入介绍封建伦理，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朝代，最后以历史上的勤勉好学的人物故事作结。全书采用三字韵语，整齐押韵，便于记诵，是一本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启蒙课本。曾被翻译成满、蒙文本。

《小学》，宋朱熹、刘子澄编纂。全书辑录“古圣先贤”言行，组成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全书共6卷，是一本识字兼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

《千家诗》，最初是由南宋刘克庄编选的诗集，题名《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刘克庄号后村居士，因此该诗集又称《后村千家诗》。该诗集选辑唐、五代及北宋诗作，分时令、百花、天文、地理、禽兽、人品等14类，共22卷。被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订的。流传较广的版本是署名为王相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和署名谢仿得选、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后来把两种文本合而为一，成为明清官学与私学中广为流传的教材文本。全书选录诗作224首，分上下两卷，其中不少是语言浅显意蕴深厚的佳作，并按季节编排，适合儿童诵读。

《百家姓》，北宋时编著，作者佚名。全书共收单姓、复姓503个，其中单姓442个，复姓61个，用四言韵语编就。由于该文本编排巧妙，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诵记，且实用。从南宋至元明清一直是广为流传的蒙学教材。

《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明萧良友编。后来杨臣诤以萧作太简，对该书加以补充增订，改名为《龙文鞭影》。龙文，良马也，见鞭则急驰，不俟驱策。比喻学童自觉学习，快速掌握知识。全书分上下两卷，将自然名物知识和历史典故，按韵部编排。该书是清中叶后流行较广泛的蒙学课本。后来由清李晖吉、徐灒仿《龙文鞭影》体制，编纂《龙文鞭影二集》两卷。

《幼学琼林》，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明末清初程登吉著。清嘉庆年间，经邹圣脉增补，改名为《幼学琼林》，简称《幼学》。全书博采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典故，按不同性质分为天文、地理、岁时、人事、器用、花木等30余类。是清代风行全国的蒙学常识读本。

《弟子规》，清李毓秀编。原名《训蒙文》，后经贾有政修改，改名为《弟子规》。全书以《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为纲领，用三言韵语分句进行通俗的诠释。清政府曾明令将此书列为州、县私塾、义塾的必读课本。

《声律启蒙》，清车万育著。该书是我国较早的声律知识的蒙学教材。全书以自然、社会中常见的事物作为编写的内容，讲授的是声律韵脚的知识。该文本作为蒙学的课本，有它特别的教学价值。

语文读本的编纂，自隋唐始，不少有识之士进行着各种类型读本的编选工作，而到明清，这项意义重大的编选疏注工作，便走上了成熟。

《文苑英华》，宋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人编辑，一千卷。该书辑录南朝梁至唐五代的2700位作家近20000篇诗文，可以看成是《昭明太子文选》的续编。该书分赋、诗、策、书、判、表、行状、祭文等38类。其中以唐代作品为最多，约占十分之九。该书的价值在于保存了大量的诗文，不仅为以后的《古诗记》《全唐诗》《全唐文》等重要的诗文总集提供唐代写作资料，而且为宋以后有志于语文深造的士子们贡献较全面的读本。中华书局1966年据宋刊本配明刊本影印出版。

《太平广记》，宋李昉等人编辑。因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间，故名。这本小说总集，按题材性质分为92大类，150多小类。采录自汉至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等500余篇。该书保存了许多小说资料。其中引用的书，现在半数以上已经散失。因此，该书的史料价值极高。当然，也是民众阅读的较全面的小说文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影印出版。

此外，在政府的主持下，集中较多的人才编辑大型类书和工具书，也是写作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不仅保存了一大批历代的写作成果，更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桥梁作用。该书是由永瑢、纪昀等主编，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经10年完成。收书约3500多种，990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所以称四库。另外，只有书名而没全文的有6629部。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全书分抄七部，分别存放在7个书馆中：北京两处，清宫内的文苑阁一部，圆明园的文源阁一部。前者现存台北故宫，后者被英法联军焚毁。河北热河的文津阁一部，现存北京图书馆。奉天行宫文朔阁一部，现存辽宁图书馆。扬州文汇阁一部，镇江文宗阁一部。这两部书均毁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战乱中。杭州文澜阁一部，所藏也曾散失不少，经补抄使之完整。

三、语文教育教学阶段性评价体系的确立

评价体系是教育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评价体系，既有对教育教学过程、方法、媒体、环境等方面的评价，也有对教育教学目标与成果的评价。评价的方法是多样的，既有检测为主兼有检查、检验、测量和测验为辅助的形态模式，也有以评估为主兼有调查了解、分析对比、评价判断与总结为辅助的形态模式，更有以考校为主兼以总结纠正、深化弥补为辅的形态模式。《学记》中就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其中就有教与学的检测、评估、考校的内容。而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在科举制大网笼罩的时代里，不仅教育教学纳入以考为中心以任官为目的的轨道中，检测、评估、考校也是依照科试为中心、任官为目的的轨道运行着。考试的强有力的刺激与制约，无疑是语文教育教学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一种强制与压力。当然，选士任官的考试，也是官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科举制对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的评价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围绕着语文教育教学的阶段性目标与显性成果的评价，这一评价是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之中的。另一部分是围绕着语文教育教学的实效与意义即终极目标与隐性成果的评价，这一评价是科举之外社会和历史与民众的评价。

1.语文教育教学阶段性目标与显性成果的评价

语文教育教学本身的目标和成果，既是语文质的规定性的外化与运动的结果形态，也是时代、民族、阶级对语文教育教学质的规定性外化形态与运动过程的利益性和实用性追求与限定的结果形态。而往往由于时代、民族、阶级的这种利益性与实用性追求和限定的强力，会冲击影响乃至扭曲语文本身质的规定性外化与运动的结果形态。这就是时代、民族、阶级对语文教育教学采取实用性、功利性的考试制度。而对语文教育教学来说，这种考核、评估手段的实质是对它的阶段性目标与显性成果的衡量。从童试到殿试，一整套严密的考试，检验的仅仅是学子们从诵读儒家十三经为主的经典著作获取的认读汉字的能力，书写汉字的能力，结构组织汉语词汇、应用各种写作技巧进行科举所规定文本的写作能力，对十三经为主的儒家经典的丰富思想的领会。每次科举考试之后，获得进士的数量，以及进士出自何地何校，便是对学子本人的学业及他所在地区、学校教育教学的最大褒奖与肯定。这样一来，人们便逐渐习惯了科举考试，并且颇为自觉地把语文教育教学阶段性目标的完成，显性成果的状态，直接与科举一致起来。“学而优则仕”，得到了较完全的实现。当然，从隋唐至清末，历代统治者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让天下读书人都上此钓钩，老死于科场。这样，社会上不就稳定些吗！唐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太宗对科举的兴奋也是溢于言表：“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1〕128）

从科举评价取向为宗旨出发，科举考试中的效果判断，就有了相应的标准。如何确定与掌握效果判断标准，隋唐以来至清末，一直存在着争议。如唐代柳宗元就提出用文字求士，考不出士子的真实才能，主张改革科举，他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中说：“即其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胜质，行无观，智无考者，下之。”（〔53〕卷一636）这里阐述的就是那些不仅擅辞章，而且有“行”有“智”，可以化人及物者去做官。但这只是有识见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已。有这种理想的智者，还有不少，如宋王安石，曾在他主持的变法中一度罢明经科而置明法科，在进士科的考试中，要改用时务策代诗赋写作。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提出：“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入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53〕卷五3773）但是，王安石提出改革科举的措施，最终还是被科举的老办法所代替。八股考试取士，是考试规范化、标准化应运而生的事物。题目统一，程式固定，字数一致，阅卷评分就便于统一掌握。然而，对语文教育教学目标和成果的评价，便把其质的规定性的外化与运动的结果删繁就简到仅仅是习练八股的技能而已。

2.社会民众的评价与历史的公论

语文教育教学不仅仅是阶段性目标和显性成果的形态，同时还是终极目标与隐性成果的形态。终极目标与隐性成果的形态，既是语文学习者与教育者的语文素养，即工具性、人文性与审美性融为一体成果的至境，也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境形态。正如《荀子·大略》中所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而迁之。”《荀子·劝学》也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唐太宗也说：“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48〕卷七）南宋陆九渊也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56〕67）从这里可以看出，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的美、人的丰富。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语文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的实现与否，隐性成果的状态如何，科举考试是不予理会的。但是社会、历史、民众是会看重的。后代历史学家所写前代历史，就有着语文终极目标隐性成果的评价。社会发展进步所获得的语文学习者的智力贡献与精神支持，是会被社会历史认可的，亦是民众所敬仰的。这就是不同于科举考试的另一种评价。

这里所指的社会评价是社会的主潮，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真正需求。当然，有一些开明的、一定视界的统治者，他们的一些思考、谋略、方针、措施，与社会的主潮、趋势、真正需求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相异乃至相反者居多。民众的价值取向与是非判断，是指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理想愿望和现实的根本利害相结合的真、善、美的追求。这些与科举制不一样的评价，常常是在隐性状态中长时间内进行的，也称作社会与历史的公论、老百姓的口碑。这些对经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官员们的社会和历史公论与民众口碑，尽管是对官员们个体整体性完形状态的评价，然而其中蕴涵着以语文教育教学为主的整个教育的工具性、人文性、审美性三者融为一体而外化为“以美其身”的价值与意义。正如《管子·修权》中所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有时候，一定的时距反而更有益于准确的判断评价事物。社会公论和历史评价与民众口碑，不仅涉及的内容广泛，而且评点的对象众多。上至帝王将相，下及士农工商，既有治国方略政绩与社科哲学伦理，也有文化教育科技与医药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总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评价内容：治国益民的政绩，高尚廉洁的德行，文质皆优的美文。这三方面的公论与口碑，三者具一，便是俊才能臣，三者具二，是为君子豪杰，三者占全，世之楷模。这是正面的社会公论与民众口碑。然而历史上也常常有对反面人物的公论与民众口碑。最典型者是杭州西湖边的岳庙，岳飞英武的塑像，世代瞻仰，而跪在岳飞像前的秦桧夫妻，却遭万人唾骂。有一副清代松江女史撰写的对联，就是社会公论与民众口碑的代表：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只要我们稍作浏览，隋唐至清末的1300多年间，俊才能臣、君子豪杰、世之楷模，他们的英名连同利国益民的政绩，高尚廉洁的德行、文质皆优的美文，便会一一涌现在我们面前。而那些卖国求荣、损人利己的叛徒，贪污腐败、枉法无能的佞臣，庸庸碌碌、投机钻营的小人，连同他们的恶行罪孽，会时时在人们心中敲响警钟。社会历史公论与民众口碑，表现方式很多，其中为历代俊才能臣、君子豪杰、世之楷模建庙立祠、刻碑树亭，以示纪念，保护故居修葺坟墓传扬公德、编歌绘影口耳相传、代代表彰，是重要的公论与口碑形式。下边，参考《游踪联语》，例录其重要相关者如下：

其一，山东曲阜孔府、孔庙、孔陵，这是中国纪念古圣先哲孔子最大规模的建筑群落。其中“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两块牌匾最能代表民众的心仪。

其二，四川成都武侯祠，是纪念诸葛亮的建筑，清末四川盐茶使赵藩撰书的对联很有特点：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外，还有陕西勉县城南定军山下传说的诸葛亮墓，甘肃陇南礼县祈山岩关的诸葛亮庙。清谢威风在该庙门柱上撰对联曰：

托孤苦老臣，鞠躬尽瘁师六出；

识时真俊杰，和吴敌魏鼎三分。

其三，陕西韩城县芝川镇南原上的司马迁祠。修墓建祠始于西晋永嘉年间，其后各代屡加增建修葺。有对联曰：

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云霄；

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

其四，陕西长安县少陵原上的杜公祠。明嘉靖五年（1526年）为纪念唐代伟大诗人杜甫而修，1978年改为纪念馆。清人何绍基撰联：

锦水春风公占却；

草堂人日我归来。

另有甘肃成县城东凤凰山下飞龙峡口右侧的杜甫草堂。始建于北宋，明代重修。有联曰：

一片忠心，微寓歌吟咏叹；

千秋诗圣，独追雅颂风骚。

当然，四川成都西门外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最著名。自唐末始，历代均有人在草堂旧址建筑修葺，明弘治和嘉庆年间两次重建，奠定了现在的规模。清顾复初撰联曰：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卷虎卧几诗客？

老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朱德1957年撰书的一联也极有特征：

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

其五，四川江油县青莲场李白故里。李白5岁随父迁蜀，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诗人旧居、遗址，进行保护和维修。李白纪念馆于1982年落成。

四川江油县江畔的李白纪念馆，筹建于1962年，1982年落成。王定超撰联曰：

蛾眉月，锦城花，剑阁栈道，三峡轻舟，载天山飞泉青霭，巴蜀风光似画，到处山水皆胜迹；

相如赋，陈寿志，扬雄辞章，子昂文风，苏东坡翰墨雅词，四川才子如云，只有诗人号谪仙。

其六，江苏省常熟县的草圣祠。该祠是为纪念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而建。张曾任常熟县尉。杜甫诗中称赞“张旭三杯草圣传”。人称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斐旻舞剑为三绝。清梁章锯撰联曰：

书道入神明，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

酒狂称圣草，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

落纸云烟，比喻飞动之势。杜甫《饮中八仙歌》：“挥毫落纸如云烟”，就是此意。八法是指书写的八种笔法，即侧、勒、弩、趯、策、掠、喙、碟。

其七，安徽合肥市包河公园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是纪念北宋包拯的专祠。后人“以纪德声，专景仰欤”，在包公的读书处建祠。有联曰：

照耀千秋，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

闻风百世，至今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

该联中所言冰心，是心地纯洁的意思。包拯《书郡斋壁》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其八，四川眉山县城西南的三苏祠。该祠是为纪念北宋三位著位的文学家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三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将故宅扩建为祠的，后毁于兵火，清康熙、同治、光绪年间曾重建增修。清张鹏翮撰书：

一门父子三词客；

千古文章四大家。

四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氏父子三人。

其九，山东济南市大明湖畔南岸上的辛弃疾纪念祠。1961年11月正式开放。郭沫若撰书：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

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其十，山东济南市趵突泉公园内漱玉泉北的李清照纪念堂。郭沫若1959年8月撰书联：

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

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

其十一，上海市上海县东湾村的黄道婆墓。黄道婆为元代农家女，因家贫流落到海南岛，学会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年老返乡改革弹棉、纺车等工具，使纺织业有较大发展。去世后，当地人立墓建祠，以表纪念。1981年重建。联曰：

衣被遍苍生，南国移来溥美利；

机抒传红女,西陵以后祠先棉。

衣被，说的是给人衣服穿，比喻加惠于人口。《文心雕龙·辨骚》：“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当时有：“衣服天下”之称。先棉指的是神话传说中最先教民众种棉织布的人，祀之以为神。此联中指的就是黄道婆。

其十二，江苏江阴县马镇的徐霞客故居。徐霞客是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故居门上有联称其为仙，并以七彩虹影喻其傲岸的形象和献身科学的英姿。其联曰：

曾有霞仙居北垞；

依然虹影卧南旸。

其十三，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的文天祥祠。始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是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联曰：

南朝状元宰相；

西江孝子忠臣。

另一联曰：

正气贯人寰，河岳日星垂万世；

明禋崇庙观，丹心碧血照千秋。

其十四，上海徐家汇南丹路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墓。徐光启是明末科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终生研究历法、农学，并翻译西洋科学著作，修订历法。著有《农政全书》。墓地有联曰：

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

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撰文。

其十五，吴承恩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淮安河畔。吴承恩号射阳山人，故居于1982年10月纪念吴承恩逝世400周年之际修复开放，有联曰：

瑶草奇花不谢；

青松翠柏长春。

其十六，台湾台南市东的郑成功庙。又名延平郡王祠或开山王庙。始建于清初，后重新扩建。清唐景崧撰联曰：

由秀才封王，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

驱异族出境，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

福建厦门市鼓浪屿日光岩北麓郑成功纪念馆。建于1962年2月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纪念日。内存郑成功所撰书联：

养心莫善寡欲；

至乐无如读书。

其十七，山东淄博市淄川蒲松龄故居。蒲松龄是清代文学家，其作《聊斋志异》是一部极有艺术价值的短篇小说集。故居解放后辟为纪念馆。郭沫若1962年撰书：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撰书：

鬼狐有性格；

笑骂成文章。

其十八、陕西耀县城东三里，为纪念唐医学家、“药王”孙思邈而建药王庙。孙思邈无心科举，拒不任官，以毕生精力贡献于医药学，且博涉经史百家之学。大殿有联曰：

药物俗有灵，苦无奇方医俗病；

王侯高不任，独操仁术救人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