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

二、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

（一）人口转变与劳动力数量变化

人口快速转变的结果使得中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面临着最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建立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最新预测表明，如果生育率会维持在1.8左右，则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从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来看，2001年到2006年，每年增长数量都超过1000万，这一年龄段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将会持续到2016年。从15—60岁的劳动力人口来看，2006年之前，每年的增加量也会超过1000万，但这一口径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的趋势只能维持到2013年。从绝对数量来看，15—64岁人口会在2016年达到9.97亿的峰值，而15—59岁人口则会在2013年到其峰值，其规模为9.21亿人。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15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规模将会逐渐缩小。（见表4-1）

表4-1　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变化趋势预测（2001—2050年）

图4-1　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1990—2050年）

中国人口快速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创造的有利环境突出地体现在劳动力人口的抚养比的下降上。一般来说，生育率的下降会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如果把0—14岁人口占劳动力人口（15—64岁）的比例定义为少儿抚养比，把65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定义为老年抚养比，则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快速转变使得少儿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不断上升，但上升的速度远远低于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的速度，其结果为总抚养比呈现快速下降趋势。（见图4-1）

从图4-1可以看出，人口转变带来的“红利”主要是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所造成的。这主要反映在总抚养比上升之前，总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而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呈现相反趋势。另一方面，人口转变“红利”的债务则主要由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所造成。这主要在总抚养比开始上升之后，总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在方向上和老年抚养比完全一致，而和少儿抚养比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总抚养比的上升完全由老年抚养比上升所带动。

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到底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通过分析与人口转变相对应的抚养比的变化仍然可以对此问题的答案窥知一二。鉴于人口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得到体现，所以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实际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简单说来，抚养比的下降则意味着劳动力负担和成本的减轻，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有利的影响；而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负担和成本的加大，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不利的影响。

因此，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带给经济发展的有利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与人口快速转变相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上。

（二）劳动力素质及其国际比较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仅仅体现在庞大的数量上，而且还体现在相对较高的质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集体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目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全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文盲率）为9.54%，其中城镇仅为5.22%。这一比例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已经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并正朝着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198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3年，比73个发展中国家的3.57年（1980年数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长了约47.28%，与这73个发展中国家增加到5.13年相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比这些发展中国家高出2.72年。显然，中国在劳动力素质方面优势加大了。从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及其增长速度来看，中国领先其他73个发展中国家大约20年左右（见表4-2）。

表4-2　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国际比较（1980—2000年）单位：年，%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基本状况分析——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实证研究》，载于《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出版社。

目前，中国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扫除了青壮年文盲。2000年同1949年相比，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79%，初中毛入学率提高76%，小学在校生规模增长4倍，初中在校生规模增长79倍。青壮年和成人文盲率分别降到4.8%和8.72%。普通高中和学前教育也有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在园幼儿（包括学前班）2022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1405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达到42.8%，比1949年提高了41个百分点。

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占全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从1949年前的四十六分之一提高到目前的七分之一。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本专科在校生达到1175.05万人，在学研究生39.3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1990年的3.7%提高到13.3%，已接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水平。

中国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成绩斐然。2001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1170万人，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在校生达72万人。每年接受各类培训的城乡从业人员近1亿人次。全国已有80%以上的乡镇和40%以上的行政村建立了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农村成人教育培训网络。全国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人数累计达2000多万。

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成就还体现在医疗和健康状况的巨大进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严重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被消灭或控制。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其他国家早10年。面向全体居民的医疗体系很快被建立起来，医疗和护理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在经过一个不太长时间的努力之后，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状况有了巨大的改善。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1949年时仅有40岁，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这一数字就增加到65岁，大大高于当时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中国营养和健康的发展步伐。中国在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有贫困人口2.6亿左右，而在短短几年后的1984年，这一人口就减少到只有约8900万，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两千多万。到2000年，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只剩下约3000万。目前，大多数中国人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

经过50年的努力，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60年的202‰下降到1996年的39‰，1岁以下婴儿死亡率由1960年的150‰下降到2000年的约30‰，大大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1990—1996年期间中国5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为16%，也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1995年中国居民预期寿命达到69岁，大大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说，中国在劳动力资源（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巨大优势是中国今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具有绝对的优势。虽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13个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2000年中国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7年，与1999年美国、日本的12.75年和12.55年相比，低了近5年；即使与韩国相比也要低3年多。美国和韩国的25—64岁人口中分别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87%和66%，其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分别占35%和23%，而中国同年龄阶段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仅占18%，每100人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水平者不足5人。

同时，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也还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2000年，我国1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比城市低2.75年；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农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2.3%，其中文盲占11.6%，分别比城市高出30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人口只占7.7%，比城市低33个百分点；而大专以上学历尚不足1个百分点，比城市低12个百分点。城乡人口在改善健康水平的机会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1995年，城市人口比重不到30%，而城市居民拥有的病床数和医生数，都超过了60%。目前全国有85%的县有一种或几种地方病，病区人口达4.2亿，现疫病人达6000多万。很显然，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这些不平等必将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中被解决。

从分地区来看，15—59岁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在短期内也很难消除（见表4-3）。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而这个地区教育投入也最多；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低于东部地区。从中小学学生辍学情况看，东部地区的小学五年保留率达到97.2%，西部地区只有85.52%，相差11.7个百分点；初中三年保留率东部为92%，西部地区只有87.52%。从小学五年保留率看，中部地区（97.6%）与东部地区接近，然而，中部地区的初中三年保留率（87.8%）则与西部接近（张振助等，2003）。

表4-3　三个地区15—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注：根据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甚至资源等方面都没有竞争优势可言，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劣势。中国所具有的最大竞争优势完全依赖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便宜的劳动成本。而且，可以预计的是，这种优势在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变得更加明显。因为，WTO虽然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自由流动，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拆除影响上述自由流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劳动这一生产要素并没有在WTO自由流动的框架之内。在产品和其他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劳动力资源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更加便宜。在劳动力无法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便宜的劳动力价格意味着便宜的产品价格，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将长期保持。可以预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有可能会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制造业中心，从而让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物化为产品的形式实现在国际上的“流动”，为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