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大国的作用

第六节　世界主要大国的作用

如果赞成世界上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国际法原则，就不难发现，在国际安全领域，一些国家拥有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地位。这样的国家传统上被称为“大国”，它们的地位在《联合国宪章》中被间接地固定了下来。《联合国宪章》规定:英国、中国、苏联、美国和法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的使命。对这些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所作贡献的评价，原则上被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同时，维持未来国际安全大业的特别责任也赋予了它们。这些大国通过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加强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冷战时期，从这个“五国集团”中分离出来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它们各自的军事潜力和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超过了其余的“大国”，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它们的特殊地位还在于，它们是相互对峙的两极，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都集中在这两极的周围。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大国相互作用的逻辑，它们和它们各自盟友之间的对峙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利益相一致的范围和潜在的集体相互作用相一致的范围扩大了。在分析当下的国际安全体系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编织或将要编织一个大国相互作用的网络——集体对抗共同的威胁或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而相互角逐，首先是相互防御，并对这一世界性的事业最大限度地施加可能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如何确定一个标准，借助这个标准应当能够衡量得出某个大国的潜力和作用，能够衡量得出它的“大小”。例如，如果把有能力并对应对“新”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内部武装冲突等)有所准备作为当下国际安全形势的主要衡量标准，那么在确定某个大国的重要性时就要看这些要素;如果国际安全的前景基本上表现为狭义上的主要大国之间进行的竞争，那么确定某个大国的重要性的标准就成了另外一些要素。

然而，实践表明，在由冷战向国际安全新体系的过渡时期，由于国际安全的新体系只能在将来才能彻底形成，因此必须考虑到各国既要应对“新”威胁又要应对“旧”威胁时的能力。更何况应对各国共同的“新”威胁所必需的武器和能力，经常可能被用以实现其他的目的。

主要大国军事实力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它们用于国防开支的比较数据(图1)，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数据并非总能反映大国之间当下实际力量的对比关系，因为数据并不能经常反映建立在以往军事建设和武装力量建设基础上的军事潜力的规模。

图1　2003年国防预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这些数字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根据军事需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拨款，并按市场汇率兑换成美元计算出来的，而是采用世界银行的计算方法计算的，即按美元来计算生产武器的价值，如果这些商品和服务是根据美国的定价采购的，那么总价值是多少美元等。例如，在计算俄罗斯联邦的国防开支时，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生产一枚“白杨—M型”导弹的价格，大致相当于生产一枚“和平卫士”导弹的价格，生产一架“苏—34”歼击轰炸机，大致相当于生产一架“F—15E”歼击机;一名俄罗斯士兵或军官的花销大致相当于一名美国的士兵或军官的花销，等等。在按市场汇率计算军费开支时，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人均军费开支下降，而经济较发达国家的人均军费开支则增加。例如，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的人均军费开支达到5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人均军费开支则相应地降为9%和1.5%。数字方面的混乱是经常会发生的，因为在不同的出版物中所引用的数据，都是根据市场汇率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

今天，在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进行分析时，许多专家都把已经形成的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确定为“1+4”的方程式:美国(超级大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大国)。在进行全球战略态势发展的长期预测时，以下国家的力量显然将达到大国的水平，诸如印度、日本、巴西和南非共和国。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期预测)，就军事力量规模和外交意向而言，这些国家仍然属于“地区性大国”，它们的影响基本上局限在具体的地理区域范围之内。

美国的“超级大国”性质，在许多专家看来，取决于它多年以来在安全领域数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的财政拨款政策，取决于它的武器的高科技水平，取决于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武装力量投送能力和高水平的战备水平，以及在世界许多地区积极使用这些力量的政治意愿。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大部分最现实的问题上，美国采取的积极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际安全领域的日程表。许多其他国家都被迫对这个日程表作出反应，其中也包括所有位于“大国”之列的国家。近些年来，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以来，无论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军国主义”，还是当美国无法达成集体共识而准备采取的单方面行动，都得到了加强。在诠释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新战略时，许多专家都把这一战略的实质诠释为“霸权主义”或“帝国极权”，另外一些专家则更喜欢称之为美国的“领导地位”。

冷战结束后，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军费开支、美国武装部队的数量及其它们在国外的基地的规模，都有所缩减。1998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和武装部队的总量达到了最低水平。实际军费开支下降了30%，武装部队的数量下降了33%，国外驻军的数量则减少了一半。然而，由于大部分其他主要大国对于类似指标的削减更为彻底，美国的军费开支和总的军事实力在全世界的比重反而明显增加了。

2000年初，美国的军费开支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迹象。200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4 26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的军费开支大约占全世界的40%。这种不受约束的财政拨款导致了美国武装力量的优势不断增长。

美国武装力量的编制定额为150万人，但美国有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动员起120万人的后备部队。五支海军舰队可以实际上保障美国在世界各大洋上的每个海军基地的存在并确保其中大部分基地的优势。十三个航空母舰联队可以保障世界上大部分沿海地区大规模战役的空中掩护。多边的和双边的军事政治盟友体系，现有的和在许多地区扩建了的基地网络(将近700个海外军事目标)，快速的和大规模的海上和空中调遣武装部队与装备的能力，保障了美国能够有效地把军事力量投送到世界的许多地区。在冷战年代曾经起过作用的同时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两场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取胜的方针，已为“一个半战争”的宗旨所替代(在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取胜，而在另一场冲突中实施限制性进攻)。建立“前进基地”和远距离快速调遣部队的比较有效的系统，扩大了美国在国外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航天设备，保障着全球范围的侦察、通讯联络、管理核武器的使用系统。

然而，美国军事领导地位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它在军事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方面的巨大优势。美国在这方面的拨款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保障了美国在建立网络管理中心、研制高精确度武器、掌握电子对抗手段、制造军事机器人等许多其他“军事革命”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最近15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武装冲突和维和行动中，美国的职业军队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几乎所有类型的武器都在实战条件下进行了试验。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确立长期保持并巩固业已形成的唯一军事领袖地位的战略任务。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已经消失，美国在许多方面同俄罗斯联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为华盛顿在世界不同地区更加积极地使用军事力量去反对在军事上明显落后于它们的国家提供了可能。在整体决定外交目标时，非军事手段(经济援助、外交机制、参与维和活动、宣传活动)作用的比重在不断降低，而军事力量的比重在增长。如果说同国务院相比，五角大楼是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机构，那么，同美国在国外的大使们相比，各地区指挥部的军事领导也更具影响力。利用独一无二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并尽最大的可能削弱与之相对抗的力量的意图，正在形成并增长。对在必要时依靠自身的力量，用单边主义的方式解决较大范围内问题的能力和信心也在增长。国际安全领域的新威胁要求对应对威胁的战略和战术进行创造性的改革，重组能够完成新任务的武装力量。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定的军事发展方向，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之后获得了新的意义。在国际军事政治安全领域和美国长期目标范畴内产生的新的战略态势错觉，集中地体现在乔治·布什总统于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一文中。除了提出在全球化时代推进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政治和经济任务之外，文章还就军事政治问题作出了新的日程安排。首先提出了同全球恐怖主义作斗争、调解地区冲突和巩固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机制等任务。恐怖主义组织和“另类国家”被认为是这些威胁的基本载体，人们通常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同“全球实力的基本中心”的关系的，首先是同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考虑到同每一个大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文章强调了新的战略背景并提出了调整同这些大国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的任务，这主要是为了应对各种威胁的新的联合。

新战略强调必须把仅仅对具体威胁作出反应并进行制止的想法，转变为彻底消除威胁的积极进攻的行动。美国不再重视集体行动，强调准备“单独行动”和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军事力量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首选工具。关于必须保持军事优势的观点得到了明确的诠释:“我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强大到足以使潜在的敌人不再奢望其实力能够赶上或超过美国。”

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针的性质及其实践，必然引起大部分其他主要大国的两方面的反应。一方面，建立团结协作关系，甚至在解决同国际恐怖主义和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斗争的任务和调解内部军事冲突方面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强调对美国放弃集体主义和在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国际安全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的反对立场。美国维持全球军事优势的企图和关于在未来利用这种优势的方案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同其余大国的国家利益相矛盾，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不安。

与此同时，不应当过高地估价美国的“无所不能”。首先，它受到其他主要大国核潜力威胁的限制。其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的军事活动会导致美国巨大的和徒劳无益的经济支出，而这些支出只能部分地得到补偿。再加上美国在国外的军人的牺牲，国内居民和部分政治领导人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对这种外交政策的支持。企图用单边主义的方法并承诺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会引起世界反美情绪的普遍高涨，对此美国是不能不考虑的。

当然，也不能否认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方面的积极立场，常常会帮助其他国家去解决全球性的威胁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将会更加麻烦，在某些情况下将会变得不可能，即使对一些大国来说也是如此。为了证实这一论题，只要设想一下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采取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国际安全领域中事态发展的可能局面就足够了。此外，基于在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时应考虑其他大国意见的要求，必须为实现最受欢迎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承担起部分责任，这是合乎逻辑的。

俄罗斯联邦拥有许多大国的特征:同美国不相上下的导弹核武器库、庞大的常规武装力量(116万人)、具有军事用途的航天设备、能够生产各种品牌和型号的现代常规武器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许多专家都确信，俄罗斯联邦已经降为一个地区大国的水平，理由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拨款水平低下，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改革不够完善，向世界边远地区投送军队的能力受到限制。但他们同时又承认，近年来俄罗斯联邦对武装力量的拨款在增长，军事改革在继续，军事工业综合体能够扩大武器生产的品种，尽管暂时基本上是依赖于其他国家的订单。在国际安全问题的广泛领域内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也部分地弥补了军事潜力的下降。此外，俄罗斯联邦有能力为应对当下最现实的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本国和邻国的内部军事冲突的国际努力作出贡献。由于俄罗斯联邦在国际安全领域的积极主导作用，同其余主要大国在该领域的协作以及应对能力(在与它们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勉强得以维持。但是，经济的、人口的和其他一些客观的因素，例如最新技术的发展前景等，都表明俄罗斯联邦军事潜力的现代化需要很长的时间。

英国拥有一支精干的、人数仅为21.3万(后备部队27.3万人)、但战备水平很高的武装力量。1982年，在同阿根廷争夺福克兰群岛的战争中，英国表现出了它独立地远距离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和实施中等烈度军事行动的能力。英国在国外保留了有限的军事存在，参与了无数次维和行动。在同恐怖主义斗争的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最近15年来，在同美国的“特殊关系”框架内，英国积极参加了所有国际军事干预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英国的武装力量同美国的武装力量实现了高水平的战斗协同。

法国拥有26万人的武装力量和10万人的后备部队，部分武装力量部署在前殖民地，主要是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法国的军队参加了维和行动。这个国家也是反恐同盟的积极参加者。作为同盟力量的成员，它参加过许多大型国际军事干预行动，其中包括对伊拉克(1991年)和前南斯拉夫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法国的政治领导人还努力把使用武装力量作为展示其独立性和大国地位的象征，经常强调在有关国际安全的许多问题上它同美国的分歧。为达到这些目的，法国还积极地利用了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因为它拥有否决权。

中国拥有与上述大国相比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225万人)和最大规模的动员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其核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中包括研制核潜艇的能力。中国还制造出了为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服务的航天设备。中国花巨资大量购买现代化的常规武器，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采购。中国在境外没有驻军，有选择地参加维和行动。中国基本上支持国际反恐同盟的目标，但却不积极参加反恐同盟的行动。中国领导人对一切国际军事干预活动，特别是“人道主义干预”，态度比较慎重，原则上把它看做对自身安全的危险先例。中国中期的基本目标主要是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解决台湾回归的任务，扩大自己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人口规模，从长期看中国可能在军事实力方面赶上并超过其他的大国，而且甚至有可能同美国竞争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长期战略的不确定性和扩大自己影响方向的不确定性，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忧虑。“悲观主义者”经常把这种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理解为内部政治体制的共产主义模式，理解为旨在保障不断增长的居民的“生存空间”和获取能源的可能的地缘政治绝对原则。然而“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参与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其可能发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将受到更大的制约。

今天，在讨论世界主要大国的相互作用时，经常引用“极”的不同模式:单极、多极、单极多元等。多极化有时是指希望各主要大国多方面和平等地参与解决有关国际安全的共同问题。然而人们却常常把多极化看做形成几个力量中心去实际对抗某个大国的单极优势。

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Д．特列宁是这样在其对应的诠释中来表达“多极化”概念的本质的:“我们所研究的概念的原始命题——断定，似乎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确立了(或者正在确立)美国的独霸地位，它成了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唯一的一个‘极’。美国的霸主地位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使华盛顿产生了肆意妄为的感觉(可以逍遥法外)，使得所有其他国家都在美国的专制面前变得人人自危，并且还使俄罗斯受到了污辱，使它处于战败国的地位。这种观点的作者认为，避免这一局面的出路，就在于组建世界上力量和影响的独立中心，这样的中心能够平衡美国的实力，从而约制它的奢望。这样既可以减弱美国对俄罗斯的压力，又能够使俄罗斯获得恢复其大国地位的机会，并起到世界平衡木的新作用，俄罗斯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社会的均势。”^[3]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威胁的存在，全球相互依赖和世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基本上决定了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合作性质，但也并不排除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和分歧。按照19世纪欧洲政治模式建设“多极世界”，多半不会受到各“极”之间外交博弈的限制，反而可能导致它们之间发生激烈的竞争，并造成不可预料的军事政治后果，对俄罗斯来说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今天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解决重大国际安全问题时出现具体方法上的一定分歧时，进行合作或者结成战略伙伴，将构成主要军事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对于未来各种矛盾，至少是产生于某些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增多的可能性的担忧依然存在。这些担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现在就开始做这方面“最坏的剧本”的假设准备，这可能会刺激人们根据“作用—反作用”的规则加剧军备竞赛。正因为如此，国际安全新体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世界主要大国会把彼此的军事政治关系调整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压制住相互对峙的“旧”威胁的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