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阴潜阳论

神无方而易无体，但其运行生化之机可以借象揣摩而会之。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曰：“有生于无”。可见他所说的道乃一无极本源也，而二则为阴阳二气，由此阴阳二气运化合成一太极便谓之有。刘基《太极图说》正解此义：无极生太极，太极化万物。一物一太极，任何事物都是一阴阳和合的单元，孤阴不长，孤阳不生。

然则，道家修炼性命的目的是为了造就纯阳之体，故吕祖洞宾以纯阳为号，古代道行高深者亦有以纯阳子自谓。佛家修行以消除心性中的阴蕴（断阴）为功德，达到“无无明，亦无无明尽”的阳明境界。由此可以推断，所谓成仙成佛，乃是成就（或曰还原）纯阳之性也。

是故，所谓修炼性命，就是以增进性命的阳性内涵为功夫，以排除性命的阴蕴为事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终日乾乾”（《周易·乾》）。然而，如何自强，如何取得纯阳之性？孔子以仁者爱人之心行中庸之道，于七情六欲未发之中处觅性命的根本。孟子养浩然之气，使其塞乎天地之间。老子则“致虚极，守静笃”，以阴柔无为谦下为追求，似乎反其道而行之。最为极绝的是释迦牟尼，寄身心于虚无，立本性于空寂。此间玄义值得吾辈细心体认。窃以为，易之为道，有三大要领值得修身养性者谨记——

其一是阴阳相交，两极相通。任何一个太极单元都必须形成阴极生阳、阳极还阴循环不息的能量回路，才能维持生机。如果在一个太极单元内阴阳两极不能互相往来，就会造成能量的泄漏和结构的无序，从而使系统走向死绝空亡之境。此理与电磁原理相类。

依道家的说法，任督二脉是人体阴阳沟通循环的主要渠道。它的初级功法“小周天”就是从某个层次打开任督二脉，使阴阳二气升降往返、畅通无阻，使生命保持动态的平衡。具体做法是：将心火置于肾水之下，意守脐下三寸，如月映水，使阳气在肾水中凝聚之后，循督脉自然升发，上至头顶泥丸，化阴精而沿任脉下行，降归肾元，周而复始。周天常通的人，一般是不会犯什么病的。对于心肾不交，任督不合，有升不降的病人，中医有一妙方，仅川连、肉桂二味。川连性寒，入心经，能降心火，化阳气为阴水，使之下行；肉桂性温，入肾经，能将任脉下行之阴水温化，收入肾本，转为阳气重新生发。

中医和阴阳家通常要判算人的五行四柱中阴阳的偏颇程度，以药石或佩符作为用神来加以配平。人体内阴阳不平衡表现为多种症候，譬如口唇干燥苦臭为阳气炽盛，需要降火滋清阴；口水过于清淡且多为阳虚，须壮阳补气。阴盛阳虚者，升机不足，在精神上往往表现为疲沓懈怠、昏庸无主、萎靡不振；阳盛阴虚者，降机不足，在精神上表现为情绪容易激动，言行无度、心志散乱、外强中干、意志刚脆而少谋。此类症候，可以使用药石物治，但要根除还须心治。

一般认为，阳气主热、主动、主升、主散，阴气主凉、主静、主降、主聚。依此理，阳气应在上、在外，阴气应在下、在里。但是，如果这样，阴阳便不能交合，形成循环互动的生机，世界也将是一片死寂。这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及热寂说。然而，正如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和哈肯的协同学所揭示的，生命走的是与这条路线相反的路线，即通过与外界能量信息的交流和自身的协同组织来逆转熵（无序化）的激流。生命的修炼就是使阳气潜于下、聚于内，提高性命的能量及组织有序度。道家相信，当性命中的精气神熔于一炉，凝成圣胎，结成金丹，达到极高的有序，就会发生质的飞升，可以转身脱壳而去。

阳气本来是要升腾耗散的，如何才能使它降于下敛于内呢？

以阳助阳壮？这是不行的，因为阳不守阳，以阳助阳，必使升耗愈演愈烈。那些通过激烈的肌体锻炼和服春药造作出的阳刚之美，其实是一些虚火浮阳，是阳表阴里的体现。阳气也不能靠强力意志造作出来或镇压下去，意念越强，心火越旺，造作越过，阳气就越浮亢。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正因为阳气升耗，必须挟阴性才能得于归藏，也就是说，欲要潜阳，必先平阴，以阴秘阳，让阳气在虚无寂寥之中自然归降凝聚、复性还原。因此，中医从来不轻易壮阳，欲要壮阳，总得先通六腑，除虚阳以平阴，才可补气壮阳。古之为道者，莫不以阴静柔和的面目出现，“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儒家的法门是“反诚”于“中庸”。《中庸》对“诚”作这样的解释：“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在孔子及其门人看来，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七情六欲之未动；即使发动了也皆“中节”，即庄子所谓守一而处和。七情六欲的发作会使性命中的阴阳结构分解，从而导致阳气的亢烈与耗散。在中医看来，恐伤肾，怒伤肝，忧伤脾，喜伤心，悲伤肺。每一种情欲发动有过，都是一种偏激、一种伤害。朱熹《四书集注》对中庸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反诚中庸，乃是“去人欲，存天理”也。用王明阳的话，“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传习录》卷上）对中庸的理解也从人心到了天理。然而，天理又是什么呢？儒者多于《周易》中去体认。儒家重视现世行为功用，求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故复命归根、平阴潜阳不甚彻底。许多儒者在解易时，最为得意的似乎并不是乾天，而是九五至尊、九五爻动，“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他们往往批评道家和佛学耽空守无滞静，以为“《易》之谈本体，则从其刚健纯粹、流行不息、生化不测之德用，而显示之”，不在不用流行之外别求一种实在。（《熊十力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331—339页）

荀子说“虚壹而静”，“将须道者，虚则入；将事道者，壹则尽；将思道者，静则察。”（《荀子·解蔽》）荀子是受过道家洗礼的儒者，他的这段话是在儒与道分手的岔路口说下的。道家并没有直师“天行健”，而是把儒家的精诚所专之“壹”虚化，隐心机于无，反诚于自然无为（无造作），归根于寂静（不亢进），复性于柔弱（不逞强），他们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少其私，寡其欲；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去其躁，和其光，同其尘，无妄无作，使“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以为天下谷，存真阳于重阴之下，回生气于死绝之地，恍惚众妙之门，绵绵不绝，以养不死之谷神。道祖老子温和地给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难题：“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人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足见其气质之谦潜。当然，道家的无为是“任自然”的意思，是“毋必毋意”，不故意造作，不执着强求，并非无所事事。正因为无为，才无所不为，“物而不物，故能物物”（《庄子·在宥》）。

庄子从三个方面发挥了道家的智慧，第一，是齐万物，超是非，削平不同事物和不同境际的价值差别（价值意义是以差别而显著的，差别弥平了就无所谓有价值、意义了），不取善恶差别，“不谴是非，以与俗处”，使心不偏爱于一方事物而生嫌恶，偏执于一种是非而生对抗。因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有是非善恶之分别偏执，就有贪嗔发作，从而使阳性亢烈。故王明阳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至善。”（《传习录》卷上）第二，是把对生存关注的视界从实用功利回到本体大用，于无用中来体认存在的含意，不在功用的较量追逐中伤了性命之根本。庄子深深感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第三，是无己无待，无牵无挂，将心性从名教纲纪的恪守和名利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使其纯贞而自由，“以游无端，出入无傍”，“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游心于物之初”。不过，从行文的汪洋恣肆看来，庄子比之老子，似乎放旷有余，归摄不足。

一般认为，道家重于修命，佛家重于修性。在“反诚”的道路上，佛家走得更远。他不仅强调虔诚，以种种戒律来收摄人的心性，更要深入人的心灵意识无意识深处，刨除人性之所以被动、阳性不能归秘的根源，不仅“解纷”，更要“解蔽”。在“涤除玄览”，清净人的灵根，扫除人性的阴蕴方面，功夫做得更彻底。佛家认为人性之所以不能澄明，在于心意识执着于种种空幻化的境相，并安身立命住性于其上，集缘内摇，生出贪、嗔、痴、慢、疑等种种烦恼。要转阴为阳，必先转识成智。佛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相都是因缘聚散而现的生灭相，没有实性，其本质是空的，没有什么可值得执迷追求、不能释心解怀松手放下的事情。有这样的大彻大悟，人就能达到心无有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的状态，不再有虚火亢阳内扰产生烦恼混乱无序，心性自然平静，气质自然潜移，连睡觉也是清清明明的，没有梦幻泡影。在觉悟之后的大定是真正的静定，彻底的静定，于此定中能成就金刚不败之身。佛家“无所住而生其心”，归心于无所归之处，立诚于无所立之中，把儒家的“壹”彻底虚化为零（空），“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种无所立的立，是真正的自立，任何因缘流变都不能动其根本。比之儒道，佛家平阴潜阳功夫之深难以测量。高僧大德寂灭后法体烧出的舍利子，就是潜阳的结晶。佛教徒坚持素食，除了出于慈悲情怀，还有一个原因是素食比荤食的阳气要潜。

在强调智慧开悟的同时，佛家有各种禅定法门，慧学以中观学派较为发达，定学以瑜伽行派较为完备。中国的藏传密教属于后者，其禅定理功夫十分精湛。宁玛派的大圆满功法，就是潜入深广无限的虚空中去吸摄无形的宇宙潜能，法师圆寂时能用这种潜能将自身虹化。

由心性专精于中和，到还性虚无，专气致柔，再到立本于空，了脱一切可能导致阳亢阴潜的执着，儒、道、佛三家可以看作是平阴潜阳过程的三个阶段、三步功法。精诚，不使性命浪漫，浸淫于邪趣而失于散乱；中和，使阴阳平秘有序；虚无，使心机归隐，精气神等能量得于涵养；消除无明妄执，则了绝一切可能引发阳气浮亢的原因，使心不生机以自扰，不再在“有序平衡——无序振荡——有序平衡”之中周而复始地轮回，使性命不再受虚阳内扰之苦。虚阳内扰是烦恼的物理表述，阳气不秘，轻则使人心烦意乱，辗转难眠，重则使人心律不齐，血压升高，神经官能紊乱。许多精神官能病症都可视为阴虚阳亢的表现，这些现象无不需要解纷解蔽、平阴潜阳来得到缓解。

“亢”与“潜”含有生死之机，亢可转泰为否，使性命根底朝天；潜可否极泰来，使生命根深叶茂。因此，只有至潜才能至阳。故古之欲修无上大道者，往往隐逸山林，远离尘嚣，于死绝空亡之地回转生机，于沉沦之中获得飞升。当然，话又说回来，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能隐机而坐于嚣嚣市井之中寂然不动者，才是真正的大成就。

就大文化而论，中华、印度的古典文化阳气较潜，表面显示阴柔之象；西方现代文明阳气较为浮亢，表面示呈阳刚之象。前者可称为潜龙文化，后者可称为亢阳文化。与潜龙文化的精诚专一、中庸太和、虚静柔韧、少欲空怀、自然无为、重体轻用等特征相反，亢阳文化以私性张扬、纵欲竞争、浪漫散乱、逞强斗胜、慕名邀功、重用轻体等为特征。亢阳文化阳气不潜于底，性命不能归根，是一种无根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生存的人升发过度，归降不足，往往容易患心血管疾病，潜阳文化如潜而不表，潜沉成郁，落入昏沉懈怠，就会失去社会层面上的优势。在这种文化中生存的人升发不畅，抑而不疏，往往容易患肝脾疾病。如何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合流交汇处安身立命，是一种苛刻的践履功夫。

（此文的写作得益于若干年前张金蕴中医师的启发，特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