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一节：东汉时期一王符并其重潜夫论

第一节　东汉时期

一、王符及其《潜夫论》

王符（约85—167），“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王符传》），传赞虽显简约，但影响深远。

王符及其《潜夫论》为后世历代推崇。唐初政论家魏徵在与唐太宗的一段对话中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名言，作为盛唐“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时至今日仍然值得肯定。究其渊源，这句精湛之言实出于《潜夫论·明暗篇》：“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杜甫在总结“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利，历代各清规”的发展过程中，给王符以一定的历史地位，把王符与蔡邕相提并论时，对后者似有微词，对前者肯定无疑。韩愈在其《后汉三贤赞》中说：“王符节信，安定临泾。好学有志，为乡人所轻。愤世著论，《潜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为贱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辽，闻至乃惊，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岂若雁门，问雁呼卿？不仕终家，吁嗟先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潜夫论》评价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清刘熙载《艺概》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佼佼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

现代学者对王符思想的研究更为广泛，对《潜夫论》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逻辑、无神论、历史观、社会思想、文学、军事、人性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争鸣。著名学者侯外庐、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孙叔平等人在其著述中均设章分节对《潜夫论》予以研究和阐释，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肯定。

《潜夫论》成书以来，流传至今，历代官方和私家的藏书目录多有记载，版本也有多种。20世纪编纂的重要丛书《四部备要》、《四库丛刊》、《诸子集成》及80年代中华书局重编的《新编诸子集成》，均把《潜夫论》作为自成一家之言的重要子书选入其中。《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大多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少数涉及哲学问题”。首篇《赞学》，是王符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纲”。他的“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的观点，光华四射。作为东汉后期重要的无神论者，王符认为，“凡人吉凶，以行为主”，“妖不胜德，邪不伐正，天之经也”。他反对鬼神迷信，反对占卜、占梦、相术、祭祀。

《潜夫论》第二篇《务本》，是王符论述“治国安民之术”的重要篇章，从经济层面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阐明了见解，主张“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他通过对当时社会情况调查了解，实际观察，提出了农、工、商三者各有其本末的看法，认为三者只要都能“守本离末”，均可以富民利国。王符这种农、工、商三者并重、均可富民利国的观点，振聋发聩，纠正了封建社会长期的“重农抑商”之传统偏见。他还在《潜夫论》的不同篇章中一再主张爱惜民力，珍惜民时，发展生产，多予少取。认为“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反复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充分地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

揭露黑暗，谴责腐败，解剖痈疽，鞭笞丑恶，是东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的显著特点和重要标志，其全面、尖锐、深刻的程度为两汉前期所未有，且为后世树立了榜样。王符对东汉后期社会政治有着敏锐的洞察和广泛而尖锐的批判，他本人正是这种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王符畅论当时的风政得失并进行深切揭示，反对在用人路线上“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门阀制度；指责当时的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情形，把土地兼并、生产破坏所造成的“治本者少，浮食者众”的社会现象，看做是“国危”的征兆；指斥当时的鄙劣风俗，抨击巫祝迷信。王符提出了“国以贤兴”的命题，建议采取考功、明选等实际措施来改革吏治，清除腐败。他大声疾呼，“明君莅众，务下言以昭外，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然后良士集于朝，下情达于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

王符的许多著名命题极具哲理。哲学思想中元气一元论认为，世界万物“莫不气之所为也”；逻辑思想中的“有号者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伦理道德思想中的“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法律思想中的“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社会思想中的“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盖世推移而俗化异也”；人性思想中的“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又如：富民为本，正学为基；唯圣知圣，唯贤知贤；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体现了王符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

《潜夫论》的军事思想，是围绕《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展开论述的，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民为兵本，明于变势；赏罚分明；智勇者胜。可以说，王符还是一位爱国爱民、兵哲皆通的智者。

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以布衣而终身，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潜夫论》博大而精深，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其学风和文风而言，遥承荀卿、韩非的遗风，近则同王充的《论衡》也颇相似；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引物连类，论事取喻；运用排比，文笔遒劲；短小精悍，兼用韵文；朴实无华，以事取胜。

二、赵壹及其《刺世疾邪赋》

赵壹，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东汉名士，生卒年份不详。体貌魁梧，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弃，屡次抵罪，几至于死。光和元年（178），举郡上计至京师。是时司徒袁逢主受计事，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独赵长揖不拜。逢奇之，遂携手置于上坐。经逢等人称荐，名动京师。后公府多次征辟，皆不就，卒于家。善辞赋，以《刺世疾邪赋》最为著名。有集曰《赵壹集》，共二卷，计十六篇。其内容有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该集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有记载，至宋史中已不见著录。现存《赵壹集》是后来的学人从有关书目中辑录而成。

《刺世疾邪赋》和《穷鸟赋》是赵壹的代表作。《刺世疾邪赋》借助介于诗歌与散文这种独特的文学体裁“赋”来讽刺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憎恶各种邪恶势力。作者追忆了“五帝”、“三王”以来的历史陈迹，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历代统治者都是以鱼肉老百姓为目的而骄奢淫逸，并且进一步剖析了世风败坏，民不聊生的根源。篇末附有假托“秦客”、“鲁生”二人所作的两首五言诗，是汉代五言诗中的上品和佼佼者。《穷鸟赋》是一篇借物咏情的作品，作者自比“穷鸟”，述说了自己身处险境，风雨飘摇，岌岌可危，险象丛生而不可自拔的境遇；抒发了内心的愤恨，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在序言中，赵壹感情诚挚，衷心感激朋友们对他的营救，使他免于灭顶之灾，杀头之祸。

赵壹及其《刺世疾邪赋》和王符及其《潜夫论》似有传承关系。其理由如次：王符“耿介不同于俗”，而赵壹“恃才傲物”；王符“为乡人所贱”，赵壹“为乡党所摈弃”；《潜夫论·断讼》篇一开头便说：“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而《刺世疾邪赋》一开头便也说：“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不同乐”；《潜夫论·断讼》篇主旨是揭露王侯贵戚骄淫负债，残掠百姓，而《刺世疾邪赋》认为剥削压迫老百姓是历代统治者共有的本性和本质。光和元年（178），赵壹举郡上计至京师，这离王符离世（约167）已有十多个年头了，应该说，一代布衣文士的高贵品格，赵壹是有所耳闻的，同样《潜夫论》也会被赵壹拜读的。赵壹继承了王符的“耿介不同于俗”的品格，也继承了《潜夫论》“治国安民之术”的精神。他们都深切地揭露了东汉中后期的社会弊端，表达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和呐喊。

三、周生烈及其《周生烈子》

周生烈，姓周名烈，字文逸，甘肃敦煌人，生卒年不详，是汉末三国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哲学思想家。周生烈自号“六蔽鄙夫”，“蔽夫”和“六鄙”出自《论语》，是孔子所不齿的人及其六种行为，即粗鄙浅薄的人和因缺乏礼而导致的愚、荡、贼、狡、乱、狂六种行为。一位正统的儒家竟然以“六蔽鄙夫”自号，显然是一种自谦或自嘲，表达了他对当时一些仕途得意者的鄙视心态，同时也隐射了自己非同寻常的自信：“贤哲不可以色貌诱之，犹张罗恤凤施阱陷麟。伯乐相马，取之于瘦，圣人相士，取之于疏。”周生烈一生没有应招入仕，这并不说明他没有这种抱负，而只是处于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中评价周生烈：“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艺文，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学精而不仕，循乎荣利者，万之一尔！至于宁越、倪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独励于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在由衷肯定周生烈的同时也隐含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困惑。

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了当时学者治学的主流，而周生烈的经学造诣可与当时著名的经学家郑玄、王肃等齐名。何晏在编纂《论语集解》时，以经师八家之说为主，其中就有郑玄、王肃、周生烈等，并在序文中对周生烈给予了赞赏和肯定。陈寿在《三国志·魏志·王郎传》中评说周生烈“历注经传，颇传于世”。汉末魏初，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儒家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孔教以外的各种思想大行其道，使得许多拘泥于儒学的士大夫们往往引退，在读书著述中安身立命，便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倾向。周生烈在其代表作《周生烈子》自序中说到：“张角败后，天下溃乱，哀苦之间，故著是书，以尧舜作干植，以仲尼作师戒”。周生烈的哲学思想，在现仅存的马国翰辑佚《周生烈子》语录中得到了一些反映。

周生烈否定孔子“天命观”。孔子把天子当作“天命”的承顺者，天子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代表天的意图，行使着“天之历数在尔躬”的职责。周生烈认为“理天纲，仗八柄，运元象，撮众有者”是天子的职责，“抚人物，参天意者”是三公的职责。这就是说天子要制定好国法，掌握好管理国家的方法，运用好事物的客观规律，汲取万物之所长，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而大臣们的职责在于帮助天子定主意，治理朝政，抚恤万物。由此可见天子并非被动的承天意者，天子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都代表天意，只有主观能动地好好治理国家才是可取的；大臣们要辅佐天子，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天子就代表天意，那大臣们岂不是多余的吗？

周生烈强调事物的客观规律。孔子认为天子应以“三无私”来治理天下，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虽然强调公心和公平，但天子在这里仍然是天的化身。而周生烈在此基础上有所革新，认为“子贤则流，不贤禅人，道无私也”，这里反映了对权力世袭的不满，因为事物是遵循客观规律发展变化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不贤能和不能顺应时世发展变化的人就应被淘汰，这是一种积极的思想观。

周生烈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一是强调事物发展的正反两方面，认为“桀纣是汤武之梯，秦项是大汉之阶，四逆不兴，则三顺不坠”，就是说事物在好的时候要看到不好的一面，不好的时候要看到好的一面，消极的东西里蕴藏着积极的因素，积极的东西里也可能埋藏有消极的因素。二是承认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他在《周生烈子》中写道：“有阶者易成基，无因者难成时。”三是注重事物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认为：“鸠傅隹翼，羔披豹皮，类似至违，表是里非”，要求人们要认清事物的本质和表象，以免被蒙蔽。

在政治思想上，周生烈是天人合一论者，对皇权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他说：“人君其尊重矣！音声振于金玉，咳唾甘于醴泉”，这不是对天子的阿谀，而是要求人君自尊自重，要有发自本心的威严，而不搞形式上的威严。他期望人君能当好像虞舜和周武王那样的“上御”，不要因“失节”而成为治理国家的“下御”，这里的“失节”是指违背客观规律，“上御”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任贤尚能，赏罚分明。周生烈把贤能的人比作国家的利器，他说：“夫忠謇，朝之杷扒，正人，国之扫帚也。秉杷执帚，除凶扫秽，国之富，主之利也。”周生烈对封建王朝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出现一个心平、人平、政平的太平盛世，这是封建时代里知识分子骨子里所蕴涵的那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既是时代面貌的反射，也是周生烈的理想和信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