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信息的传递

四、潜信息的传递

“新闻潜信息”是“新闻潜在信息”的简称,是“新闻背后的信息”,意指蕴含于新闻事实之中,表现出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倾向性,并对媒体受众起着情感支配作用的信息。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在《确立新闻的决定因素》一书中指出：“新闻报道不只是要公断现实的事件,还要有价值标准。它的陈述均有倾向性。这样就使人们有可能从新闻背后,看出一幅它所要显示国家的社会面貌的图画”,“我发现新闻背后还有要表达的信息。”政府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双方都带有较强的目的性和倾向性,其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势必携带了新闻潜信息的传递,并通过政府记者招待会的组织和传播、政府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以及会后新闻媒体的报道与舆论反馈得以实现。

在政府记者招待会的信息传播链条里,政府侧重于更多地公开和发布信息,媒体则侧重于更好地收集、处理与传播信息。不可否认,在这组新闻信息的传播关系中,政府是权威的信源,又能通过各种手段对新闻舆论实施调控,事实上在传播中居于强势。但这反使日益成熟的现代受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特别是被动、滞后或以刻板态度发布的信息产生怀疑,进而对沟通政府的新闻媒体产生不信任感。因此,政府需要更巧妙地利用记者招待会,善于以某些问答技巧、传播手段传递新闻潜信息,同时注意提升媒体公信力和提高政府新闻执政能力,最终通过媒体这一便捷、有力的信道进行政府信息的有效传播,说服作为信宿的公众理解政府并产生认同感。

政府传递潜在信息的一个典型手段就是“高级泄密”。策略性泄露在政治上的运用反映了媒介与政府的共生关系——政府需要媒介来传达信息并支持政府的决策,而媒介又需要政府作为消息的主要来源。斯蒂芬·赫斯曾根据不同动机归纳了6种泄密情况,即“政策性泄露,旨在利用一些文件和内部消息直接支持或反对某一提议；为测试舆论反应的泄露,旨在发现一些提议的优点和缺陷；自我主义式泄露,旨在满足消息提供者的自我意识；善意泄露,旨在获取某位记者的信任；恶意泄露,旨在试图陷某人于尴尬境地；揭发性泄露,是在政府内部一直努力改革除弊却屡遭挫折的人员采取的最终手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这种“高级泄密”的手法运用得尤其娴熟。当时,记者用模棱两可的手法隐瞒消息来源很容易使读者相信。罗斯福总统利用背景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对此进行了弥补。如果他认为对某事做出公开声明是一种失策时,他便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透露”他“对某事的看法”。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支持”塔夫脱作为他的候选人,却没有作出可能引起立即反对的公开声明,而当他给记者就这个问题介绍了有关背景之后,新闻报道中便出现同样的倾向。里根政府也擅长此道。在某次贸易谈判中,美国政府试图说服日本主动限制对美汽车出口,但表面上始终声称并不想限制日本出口,却在记者招待会上利用媒体作为谈判的暗渠,成功地传递了新闻潜信息。当时有一份来自“美国贸易官员近旁人士”的新闻发布稿,表示谈判进展不顺,美方希望日方能提出其他方案。在记者招待会上被诱导发布该消息的记者“事后认为他们不明就里地被利用帮助美国完成了向日本突然施压的计划”。

以媒体的立场看,媒体需要利用记者招待会的提问机会传递自己的新闻潜信息。除期望获取信息外,媒体参加政府记者招待会还有其他的主观需求,如希望通过记者招待会表达媒体的立场、提高媒体的知名度,等等,这些大多需要依靠记者招待会记者的提问予以实现。但是,政府记者招待会是政府以一对众、面对记者群体的特殊会议,记者获得提问的机会和时间都受到局限,因此,记者往往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迅速传递出最大限度的潜信息,使该媒体在公众关注的记者招待会上迅速出彩。于是,记者们重视潜信息的传递,在提问上采取了许多策略。例如,记者在提问的背景陈述时以列举事例或引用有争议的看法作为引子,其列举和引用本身的传播效果已经大于答案本身；提问还可以通过预设,使新闻的附带信息变为目的信息进行传递,传递方式令人难以察觉,让受众在无法判断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甚至有时记者问的目的并非为了答,也不需要答,而是利用记者招待会时效性和公开性的特点,利用提问本身,以隐蔽的方式把潜信息传递给公众；等等。为此,记者往往对一些敏感问题或热点问题进行较长时间的背景铺陈,用题干本身说明某些问题,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媒体特点。在2003年“两会”期间温家宝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美国彭博新闻社关于土地产权归还农民的提问、CNN记者关于《反分裂国家法》中“非和平”方式以及中美冲突可能性的提问的政治意图明显。由此,记者招待会上各媒体根据新闻潜信息的传递,分别构建了自己的报道框架和新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