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规划的制定与完善

梁希主政林业，主要依靠两大抓：一是政策，一旦制定，不断加以强化；二是管理，特别是规范管山管水的工作。这两大抓手服务于一个中心，即全面落实建国初期制定的全国林业规划。

全国林业规划在制定的过程中是走了群众路线的，李范五回忆说：当时林业部成立不久，整个机关连正副部长在内共27人，集中讨论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林业工作的重点应该抓什么。结果议出三种意见，第一种，主张全国林业工作者的方针和任务是保护好现有的森林资源，不能再被继续破坏，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护林、制定法律，而且全国各省都有这一要求。第二种：主张在全国大规模造林，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造林活动，特别是在全国各地迅速建立起防护林、防沙林、防洪林等。第三种：认为护林、造林应当结合起来。梁希与两位副部长李范五、李相符研究后决定采纳第三种意见。于是，提出我国林业建设的总方针是：发动群众，以普遍护林为主，同时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造林工作，概括一点说，就是“普遍护林，重点造林”。

“普遍护林，重点造林”，这是最初的林业规划。也是梁希最为满意的规划，因为若能保住国内现有森林，再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那么自己年轻时怀揣的治山治水的宏愿也就有尽快实现的一天，消减旱灾水灾甚至根除旱灾水灾也并非没有可能。放眼全球，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实施“普遍护林，重点造林”这一规划的国家并不少见。而且有的还是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爱尔兰、荷兰、匈牙利等国。以英国为例，英国明确公布“以外养内“50年不变的政策，将原有的森林资源养起来，让它恢复生机，休养生息，国内需要的木材主要靠进口解决。英国和荷兰有90%的需用木材购自国外，英国和匈牙利的木材和林产品占进口总值的10%，同时，英国在造林方面采取了积极、稳步和长达50年的发展方针。

然而，最初的林业规划因带有明显的书生之见，结果在当时的政务院和周恩来那里不能被通过是必然的，因为守着山林却要靠进口木材来搞建设，这不符合共产党人自力更生搞建设的思路，梁希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根据现有史料，周恩来的林业思想是明确的。周恩来认为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木材，不采伐是不行的。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

梁希信服周恩来，又一向服从纪律。于是梁希将林业的全面规划增补为：“普遍护林，重点造林，森林经理，森林利用”。这十六字不久又改为：“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合理利用。”至此，全国林业规划形成。

1950年第1卷第1期《中国林业》杂志问世，梁希发表《创刊词》，其中有一段文字将林业的全面规划公布在内：

但是，中国林业，像把一个无衣无食无业无纪律无教育的野孩子，收容到教养院一样，目前虽然肮脏、讨厌，却是朝气蓬勃，前途有无限的光明。森林经理，就在于把这野孩子作一番彻底的检查：查体格，查身家，查品性，查知识，以备量才施教，作出一个通盘的计划来，林政，就在于教育这野孩子：要他懂规则，守纪律，不乱发展，不自暴弃，扶他走上正轨。护林，像保护这个野孩子：用食品来滋养他，用衣服来保暖他，替他除害、去暴，使他慢慢强壮起来，不再受外界贱视、欺凌和摧残。造林，就在于医治这个野孩子；替他清血液、医疥疮，治癞痢，恢复他的毛发，健全他的皮肤和身体，使他不秃无疤，面对着大庭广众而无愧色。森林利用，则在于教导这野孩子加入生产，发挥力量，显扬材能，为社会致用，但也不允许从他身上作过分的剥削。

短文有四个关键词，除护林和造林外，就是森林经理和森林利用。

关于森林经理，梁希表述为查体格、查身家、查品性、查知识，换言之，就是查中国森林资源的家底，包括覆盖率、总蓄积量、年生长率、具体位置、树种等，这是当家人的责任。“旧中国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森林资源调查”，“1947年旧中国农林部曾提供全国森林覆盖率8.7%的数据，这也仅仅是依据部分地区森林资源数据进行摊算分析所得，并非当时全国实际的森林覆盖率”。

据梁希介绍：“1950年，除东北动员二千多林业干部，完成了四百多万立方米蓄积量的林地调查外，内蒙古在大兴安岭、华北在驼岭和永定河流域，西北在洮河、小陇山、秦岭北坡及天山，此外如中南、华东与西南也结合了其他机关，学校做了或多或少的调查工作，获得了不少资料。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几个最大的问题：中国宜林地是否四十多亿亩？森林总面积是否13亿9千多万亩？木材总蓄积量是否51亿多立方米？我们仍然不能回答。”据资料记载，我国解放后历经七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这七次森林资源调查不包括梁希生前所进行的调查，因为第一次调查的时间从1973年到1976年，至于“1951年至1962年，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调查方法不一，有森林经理调查、航空调查和地面踏勘等，调查工作前后间隔时间较长，不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未能调查，所以调查结果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全国森林资源实际情况”。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梁希生前我国是没有准确的中国森林覆盖率数字的，直到20世纪70年中期（1973-1976年），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这才有了准确的森林覆盖率数字：12.7%，这一数字与建国初期各地上报汇总的数字12.5%基本吻合。

关于森林利用，梁希是如此表述的：“森林利用，则在于教导这野孩子加入生产，发挥力量，显扬才能，为社会致用，但也不允许从他身上作过分地剥削。”最后一句话才是关键。

“不允许从他身上作过分的剥削”，就是明确表示砍伐森林必须遵守一个原则，年砍伐量不得超过年生长量，这一原则是世界上很多林业发达国家一致遵守的，比如美国与苏联，“他们每年的采伐量低于生长量”，加拿大、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出口木材的国家无不是年采伐量低于年增长量。当时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年采伐获得360万立方米，约占同年木材总生产量的40%，保加利亚年采伐195万立方米木材，约占26%，捷克斯洛伐克年采伐339万立方米，约占24%，波兰年采伐将近300万立方米木材，约占20%”。

从现有的史料看，梁希修改后的林业全面规划是得到周恩来同意的，周恩来也认为采伐要同育林相结合，不能多于育林，林业工作要以育林、造林为重点。周恩来指出：“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像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1950年8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写信，信中说“如不很好整顿，东北10年后（每年砍伐400万立方米），东蒙25年后（每年砍伐40万立方米），便将无好木可伐，而森林培植至少须80年为一期”。这封信至少透露出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已有减少森林砍伐量的试探性动议。

刊登有梁希林业规划的文章是《中国林业》1950年1卷1期，紧接着1卷2期刊登了陈晓原的文章《中国森林的回顾与前瞻》。陈晓原，原中央大学梁希的同事，是周恩来委派直接与梁希联络的中共地下党。这篇文章由衷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刚刚公布的林业规划的支持。在文中的“森林与土壤、水旱灾的关系”一节中，陈晓原揭示了森林的生态作用，揭示了森林与水灾旱灾之间的密切关系，用客观的事实论证了森林的重要性。结尾处再次点明森林对于国家的生态意义：“古今中外，除掉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一切统治阶级只会以市侩的眼光来认识森林所产生的木材价值，很少重视过森林对于国土和人类保安的最伟大的一面。”陈晓原的文章给了梁希相当大的支持，因为该文重点阐述的就是森林的生态意义，特别是文中表达的强烈反对年砍伐量超过年生长量的观点，真的是与梁希“心有戚戚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当时的国内捐钱捐物捐大炮捐飞机，翻开当时的报纸，几乎天天都有激动人心的报道，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形势有了变化，林业方面反映最快，李范五回忆：“抗美援朝开始后，大量的木材需要运往朝鲜修铁路，国内建设全面铺开，矿山恢复，城镇建设，铁路新建等对木材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各项建设都离不开木材，到处都向林业部门伸手。”

新形势下，国家财经委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金融第二、建设第三的总方针。梁希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作报告：“为了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林业经费削减了四次。”梁希解释说：“大家知道，关门讲建设是不可能的，美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台湾，逼近了我们的鸭绿江、轰炸了我们的东北，假如中国人民不抵抗，则国土尚且难保，还谈什么建设呢？今年农业经费比195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林业经费还比1950年增加了一些，这是中央重视林业的证明。”就在这个会议上，原先的造林规划作了压缩：“桐柏山、伏牛山、大别山，都是淮河水源，在国防建设第一、稳定金融第二、经济建设第三的原则下，要在这三座山脉全部造起水源林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本着有多少钱做多少事的原则，有重点的造林，或积极地作造林准备。”

梁希的报告里透露出了原先的林业全面规划要修改的意图，著名学者陈嵘立即草写了一篇需要勇气也很有勇气的文章，刊登在1951年《中国林业》2卷3期上，标题是《中国林业建设在世界上的地位》，全文回顾了森林发达国家包括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苏联等国的森林变化过程，在介绍法国的时候，意有所指：“法国的森林，在大革命时期全部被毁，因此风、沙、林、水旱四种灾害随之而来，从前德国法国没有想到森林的破坏对人类生活是有这么大的威胁，仅举一例而言，当时在法国有1462条河流，全被泥沙堵塞，虽值大革命之后，库空如洗，但毅然决然由政府来负责恢复森林，现在法国森林占全国面积19%，即五分之一的土地是森林。”陈嵘文章的潜台词是清楚的：中央政府要有长远眼光，要有战略眼光。

作为学者，梁希支持陈嵘的观点，根据重要文章必须由梁希审核的原则，同意陈嵘的文章在《中国林业》发表已表明梁希的态度，但作为共和国的部长，梁希又必须服从国家的整体战略，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原先公布的林业规划必须修改。1951年《中国林业》3卷5期上发表了梁希的文章《两年来的中国林业建设》，其中有梁希亲自公布的决定。

毛主席指示我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林业方面，为了坚决贯彻这个指示，必须：

一、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群众团体，合力发动和组织群众，保护山林，特别要严防森林火灾，因为火灾给森林损害是太大了。

二、要坚决贯彻政务院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与一切浪费木材的现象作斗争，同时，要在东北和内蒙古森林较集中的地区增修宽轨森林铁道，在西南、西北、中南、华东等地亦修一定的林区交通设备，以开发新林区，增加木材供应量。另一方面，还要逐渐地发展木材工业和森林化学工业，以应国防和建设的需要。

三、要开始进行大规模造林。为了使造林工作能在一定时期内，收到供应木材及减免天灾的显著效果，我们打算向政务院提出一个“三十年与大自然奋斗的目标”的建议。希望在三十年内，经过造林及封山育林，把全国四十多亿亩的宜林荒山荒地消灭百分之五十左右，内地沙荒及村庄附近的山荒全部消灭，大小河流的水源林基本完成，在西北区和东北区西部，造成大规模防沙林带，使我国森林面积本来占国土面积百分之五，能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哪怕年代久些，我们必须征服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叫大自然听我们伟大的新中国人民的指挥！

在这份决定里，不仅东北、内蒙古这两个森林密集区，西南、西北、中南、华东这些森林相对薄弱的地区，随着这份决定的发布，都加大了森林开伐的进度。全国林业管理的重大方针诸如“合理开发，合理利用”从这时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其严重的后果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此时梁希有一个“三十年与大自然奋斗的目标”，希望在30年内，经过造林与封山育林，可以加大国内森林覆盖率的规模，但是，历史有它的惯性，采伐的节奏一旦加快，控制下来就难了——1953年，经整顿发展后的全国林业职工总人数为30万；1956年，李范五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林业职工的数字时为40万；1986年田纪云副总理在作报告时说，“全国国有林区靠砍树吃饭的人有400万，东北林区近200万”。

梁希对于全国林业发展规划一再变动，“合理采伐，合理利用”的底线一再突破，内心里非常矛盾，梁希曾经针对性地指出：“一方面要克服天然灾害，消灭荒山荒地，保障农田的丰收，最好只种不伐。但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供应国家建设用材，又不得不伐，在这样矛盾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格外珍惜现时仅有的森林资源。”

虽然如此，梁希对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始终满怀信心，他庆幸生活在“一个大时代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里，他坚信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所以，他要完善原先的林业规划。

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他在三篇文章里都谈到最新的林业发展规划：“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在南方各省开始选用材林，要求逐渐达到每年造一百万公顷，希望三十年后，每年可以出木材一亿立方米。”这是梁希宏大的构想，他的构想还包括“要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南、青海、内蒙古自治区的河流上游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造林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公顷，封山育林四十七万二千公顷”。这个新的规划还不包括“自1950年到1954年，全国已营造水土保持林九十万零四千九百三十一公顷（合一千三百五十七万亩），封山育林四百八十七万八千六百一十七公顷（合七千三百一十八万亩）”。

到了1956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绿化祖国”的号召，以梁希为部长的林业部又决定，从1956年起，用12年的时间，在全国造林8699万公顷（1300000400多万亩），封山育林1800多万公顷（200007500多万亩）。

从梁希1950年提出的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林业全面规划，到1956年提出的最后一个林业全面规划，梁希设计的林业规划始终围绕国家的经济总方针，紧随党中央的部署，讲政治、讲大局、讲胸怀，一个党外人士因此赢得了中共中央诸多高层领导的尊敬。梁希逝世后，党中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梁希逝世八年后，周恩来还在一个全国性的林业会议提到梁希，语气里充满着敬重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