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工厂化育苗“先河”

又到农忙时节。

春种秋收、秋种春收，劳累一年四季，收获日月积累。当丰收的喜悦挂到农人的脸上，新生活的希望撒到农田里，冯锡鸿紧绷的神经终于稍微放松，有了难得的闲暇时光。

一粒种子种到地里，经过生根、发芽、出苗、成长、结果，前后数月，注定不能一帆风顺，如同人生历练，它们要经受病虫草害践踏，风霜雨雪蹂躏。

如果以时间排序的话，在所有园艺作物，包括花卉、树木、蔬菜在内，排在种子后面的一个环节就是苗子，将种子和苗子放在一起叫种苗。

良种和育苗是园艺生产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好苗才有好收成，苗子是关键，但关键是如何育苗？

冰天雪地中，冯锡鸿位于济南市的育苗大棚里却温暖如春，一股现代农业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排排标准化的育苗托盘泛起绿色。3天前播下的种子，从土壤、配料的配比，到播种，再到秧苗的管护，都是现代化、工厂化的操作流程。

这是冯锡鸿向农民兄弟提供种苗的第十八个年头。

在不适宜幼苗生长的季节里，通过“全保护”措施，提供幼苗生长所需的温、光、水、热、养分等，使其按人们的要求均衡生长成为壮苗。专家们说，告别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冯锡鸿掀起了一场新的农业革命。

“农民每家自己育苗，既辛苦又不划算。夏天怕热着，冬天怕冻着，如同侍候婴儿般小心，育出的苗还参差不齐。既浪费种子，也浪费人力、物力。另外，还得在大棚里留出一块最好的地，小则五六平方米，大则二十平方米，寸土寸金的大棚里，一季要少挣几百到2000多元钱。买苗比自己育苗贵一些，但算上工夫和育苗地块的损失等，还是买苗划算。”作为农业上的关键环节，育苗之难、育苗之苦，历来为老百姓胆怵。“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市化龙镇夏店村菜农梁增和的上述抱怨，是老百姓的普遍心声。

菜农感到自己育苗受空间、时间、技术等方面影响太大，已经有了直接购买菜苗的欲望，这就是市场需求。

1996年的那个初春，黄土高原还沉醉在浓雾中未醒，田野里仍旧是一片枯色，但寂静中已经在孕育希望——抓住了这种需求，在山东省，冯锡鸿“破天荒”地开始了工厂化育苗的实践。

“在农业上，‘时间就是金钱’体现得最为贴切。好的品种，赶早上市就意味着高价格、高收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抢早育苗。中国设施农业的价值通过在最寒冷的时间育苗体现出来。”

山东农民张萍英的烦恼：种100棵死60棵

济阳县二太平镇西瓜种植户张萍英最近遇到了麻烦。

张萍英和丈夫朱光顺一共种了6亩大棚，跟往年一样，为了省钱，夫妻俩还是自己育苗，没想到结果却事与愿违。“死一多半，一百颗得死60来颗，剩40颗还不准。”张萍英说。村里大部分人育的苗子都出了问题，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专家认为，天气因素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育苗方法不当，尤其是育苗用的营养土存在着很多问题。

“有化肥，有土，有农家肥，我掺和着装的。”朱光顺说，“这个比例就是自己配，就是调的肥料、药，土最重要，还选的好土。”

在冯锡鸿看来，育苗容易失败的原因，不光是营养搭配不合理，土壤更是罪魁祸首，一方面土壤本身含有很多病菌容易感染瓜苗，尤其是到了后期嫁接的时候，瓜苗染病的几率就更大了。此外，土壤板结也影响了根系的生长，判断一颗瓜苗是好是坏主要还是看根系，如果苗期发育不好，就算暂时枝叶旺盛，瓜苗抗病性也不会强，成活率也不高。

我国农民传统的种菜方式是买种子自己育苗，成苗后定植。由于育苗多是在不适宜幼苗生长的季节中进行，再加上保护设施差、技术不过关，每年播后不出苗，出苗后长得不好，患病、冻死、形不成壮苗的比比皆是。

当然，类似山东农民张萍英的烦恼并不是个例。冬春季节在温棚内培育蔬菜苗，会因苗床温度低、光照不足、通风不良、湿度大等原因导致育苗失败。

如在2000年冬季，由于遭遇多次冷空气入侵，有的农户即使在日光温室中育苗，也没有逃脱死苗的厄运，有人连续育了两三次才勉强成功，但因时间已过，影响了蔬菜提前上市。在夏季育苗，由于天气高温、多雨，病、虫、草害发生较重，尤其是传毒媒介——蚜虫活动猖獗，幼苗病毒病常常发生。

育苗必须革命：一份来自昌乐和青州的调查报告

张萍英的遭遇不是个例。

育苗的烦恼也困扰着传统的特色种植大区。这是2004年一份来自昌乐和青州的调查报告，通过调查，冯锡鸿得出的结论是：育苗必须革命。

昌乐和青州早已成为全国闻名的西瓜之乡，瓜农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技术，但是与之不相匹配的是“家家种瓜，户户育苗”的传统育苗方式，与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西瓜生产相冲突。

——规模小、太分散，育苗已经成为种植者的巨大负担。

——设施简陋、保温条件差，多数育苗棚加温条件不尽如人意，很难达到瓜菜苗期所需要的温光条件，易造成寒害、冻害，影响苗期花芽分化，这是造成“稍头瓜”增多的最主要原因。

——育苗方法与手段落后。农民采用传统育苗方式育出的苗子，与育苗工厂用优质介质育出的苗子相比，就像坐汽车追飞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传统育苗占用空间大、嫁接操作难、运输搬运难、管理工序复杂等难题，采用穴盘介质育苗可解决上述所有难题。

——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影响西瓜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西瓜育苗技术较为复杂，工厂化育苗，可让西瓜育苗技术好的一部分农民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育苗，让他们通过技术规程培训后，走向育苗专业化、集约化之路。

——苗龄偏长，制约产量提高。为追求早期上市，昌乐和青州的西瓜种植者一直喜欢育大苗，但不知营养钵内营养成分已经失调，达不到优质高产的要求，导致苗子根系老化，活力减弱。20年前，致富心切的昌乐、青州瓜农、菜农，因深冬育苗加煤炭炉提温，每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悲剧时有发生。

因此，育苗技术的革命势在必行。

肚皮上的“育苗场”：让百姓不再受“皮肉之苦”

山东聊城燕店最初的洋香瓜育苗场是建在老百姓“肚皮上”的。

洋香瓜发芽的适宜温度是35℃～37℃，正好与人体的体表温度相同。燕店乡那两年的瓜苗生长，几乎都是在瓜农的肚皮上萌发的。

时任燕店乡党委书记宋继华还记得：香瓜种子发芽时间长达16个小时，冯锡鸿要求用电褥子恒温催芽，有些农民穷，不愿花钱，有些瓜农干脆两口子轮流值班，将种苗放绕在肚皮四周。每个人在肚皮上伺候它8个小时，小心翼翼，夜里不敢躺也不敢睡，几个人一边打牌、喝酒、聊天，一边像照顾月子一样照顾好苗子。

冯锡鸿想在育苗上有所突破，他认为：“工厂化育苗是蔬菜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放眼世界，日本、荷兰以及欧美各农业先进国家在蔬菜生产中都采用的是工厂化集中育苗，已有30多年的历史，他们用这种办法育苗达到95%以上，而中国集约化育苗仅仅达到6%。“不能老用肚皮，要上育苗工厂，你看看国外非常先进了。”

“育苗工厂上马之后，农民再也不会受育苗之罪了。农民兄弟从这里购买种苗，还可以保证质量，不受假种子坑害。同时也给乡政府挽回一小块利润，还上贷款。”冯锡鸿的这种考虑，促使他一开始便摆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

“你看像酒盅大小的一点东西，能让一棵苗长这么健康，这不是奇迹？”将种子丢入酒盅大小的培养基中，经过几十天的孕育，茁壮的苗子便可以按照农民朋友们的“订单”交货了。

这是1996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推广团队，他们有从美国引进的穴盘育苗技术和成套设备，每平方米投资在2000元以上。宋继华大胆引进，建起“燕店蔬菜园艺厂”。这个在当时引起轰动的育苗工厂，从工艺到设备全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虽然面积不够大，仅600多平方米，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中国第一间育苗车间。

1996年的国家级“星火项目”计划中，出现了一个名为“洋香瓜基地综合开发与建设”的项目，与其他项目的承担单位不同，这个项目的承担单位是“莘县燕店乡人民政府”。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6年公布的泛黄的小册子上，对该项目的介绍如下：“该项目引进优良品种，进行恒温育苗，早春、晚秋种植，采用配方施肥、生物农药治病防虫等先进栽培技术，生产色、香、味俱佳的优质洋香瓜。”

就在全国第一间现代化的育苗车间成功的这一年，冯锡鸿在历城区董家镇大张村投资兴建的3个育苗大棚土法育苗也获得成功，但土法育苗与现代化育苗是有差距的。

现代化育苗车间每平方米育苗350～600株，冯锡鸿的育苗大棚每平方米仅能育100株，他看到了差距。冯锡鸿是一个善于学习，敢于吃螃蟹的人，他到北京国家蔬菜中心请教专家司亚平老师。通过学习如梦方醒，美国这种技术是用穴盘和育苗基质，苗全是苗壮。

冯锡鸿拜司亚平为师，而国家蔬菜研究中心陈殿奎研究员也同意，支持这位发展香瓜的有功之臣，没有燕店的香瓜，也就没有他在燕店的第一间育苗车间。

这一天冯锡鸿特别高兴，与同行的公司副总韩延忠住在北京，规划到姜楼创办一个育苗工厂，计划建10个现代化高标准日光温室，一次能育无籽西瓜嫁接苗120万株。面积大不说，上来就搞全部嫁接，技术和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畅谈正酣时，公司一个电话打来：“冯总，济南历城区大张村育苗棚发生大火，6万株苗毁于一旦！”

这一晚，在北京每天10元的地下室中，冯锡鸿翻来覆去，不能入眠，6万株苗烧毁将导致100亩地无苗定植，损失巨大！越想越严重，以至于他急火攻心，邪气入里，第二天一早他急匆匆赶路时，腮帮子已经肿了起来。

断壁残垣、一片狼藉，在历城现场，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心凉到了极点——那肿起的腮帮子变成了面瘫，为此，他住了一周的医院。

这是多么大的压力！现在一把火，烧一亩地损失6万苗，将来一亩地可以育30万株苗，集约化的育苗工厂如果稍有闪失，损失将更大，这让他心有余悸。住院期间，他冷静下来，规划着如何增强安全性，更好地建设心目中的育苗工厂。

急，急，急：假种子之痛呼唤育苗工厂

菏泽单县李坑村几乎家家户户都靠种植大棚香瓜为生，可这一年，他们“输了眼神”——被骗种上了“假种子”。

舒国新是受骗者之一。他想种的那种小香瓜，叫“天蜜脆梨”。因为村民们种这种香瓜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销路和价格一直不错，所以年前几乎家家都买了“天蜜脆梨”的种子。

在种瓜户老李的大棚里，两垄“真脆梨”和两垄“假脆梨”就种在相邻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它们的区别相当明显：这种假种子长出来的叶子是花的，节间距特别长，连叶子、瓜须都是苦的；而真的“天蜜脆梨”叶子是圆的，秧子都是甜的。

舒国新担心，这种不知名的品种也许根本没人收，也就是说，他的投入弄不好是白忙一场。

无奈之下，有些村民前几天已经拔了一批辛辛苦苦养大的“假脆梨”。有人补种的“真脆梨”，有人补种其他品种，也有人干脆就没拔。因为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无论再种什么样的品种，也赶不上大棚香瓜最佳的销售时间了。

话说回来，这李坑村种植甜瓜已20多年了，不少瓜农也都是正经的老把式。这样的一群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那今年卖给他们假种子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当初他又是怎样说服大家伙来买他的种子的呢？村民们说，这个卖给他们假种子的人是南郭庄的黄某某，当时买种子的时候大伙就满肚子狐疑，这种子看起来个头有点大，可黄某某信誓旦旦地说，这是鲁青产的，错不了。村民们一听，鲁青那可是省里有名的大公司，种子质量好，一听这个，大家悬着的心也就落了地。

这个黄某某在单县并没有店面，也没有经营种子生意的任何许可手续，每年都是他媳妇在自己家里卖卖。可瓜农们都觉得：一来这乡里乡亲的，黄某某应该不会坑害大家；二来他卖的“脆梨”种子每包要比人家正规代理商的便宜几块钱，于是大伙儿就这么着了道儿了。其实，从黄某某这里买到假种子的，远不止李坑村的这些瓜农，光是单县就有150多亩瓜棚受害，在临近的成武县也有不少。

随后，一位村民给我们看了一张他们所说的，黄某某为规避官司而打给他们的条子。条子上，经销商承认自己卖的是假种子。可是，经销商的名字并不是黄某某，而是他的媳妇苏秀珍。

为这事儿，他们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律师。有一张就是律师搜集到的黄某某出售的假“脆梨”种子包装袋的照片。照片上标注的厂名、厂址、联系电话，都是真“脆梨”的生产商济南鲁青种苗有限公司的。律师介绍，黄某某在鲁青园艺研究所工作了6年，完全有能力分辨鲁青产品的真假，因此可以认定他摆脱不了造假的嫌疑。

选择使生存具有了厚度和质感。在冯锡鸿那丰富饱满的感情世界中，对于辛苦而平凡的农民这一庞大的群体，一直怀有深深的同情和敬意。虽然他无法替代9亿农民辛苦劳作，但今天他可以为农民撑起一把保护伞，使他们免受假种子的侵害，使他们的付出多一些回报。

“购买种子时，菜农会遇到个别黑心商家制售的假种子和陈种子，导致发芽率不齐的问题。如今农民直接买苗种植，不存在买到假种不发芽的现象。买的苗子经过老百姓的培育很茁壮，也不用嫁接，已经嫁接好的苗子买回去可以直接栽培、培育。现在寿光有很多种苗基地，几十个县来寿光买苗，包括江苏、河南、陕西、河北等省份，供应量相当大。”

这个故事带给冯锡鸿的不仅仅是痛心疾首，更促使他加快了育苗推广的步伐。

种子和苗子一定会分家，育苗会独成一大产业

“他这一点太厉害了，”与冯锡鸿相熟多年的山东省农业厅农业优质产品开发中心主任单文修没想到，“他把育苗工厂的产业做得这么大。”

不见其人，但识其物。这是一次颇有戏剧性的“相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单文修到聊城市茌平县调研，第一次见到了育苗工厂。“当时看了很惊奇，老冯在这里建了他公司的第十个大棚搞育苗工厂，因为我还没见过他本人，却对他搞得这个育苗基地印象深刻。”

“有些科研人员动动笔、动动嘴行，真的扑下身子干活不行。但老冯做的这个育苗基地，更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家只重视种子，苗子的位置还不突出，我一直认为种子和苗子一定会分家，苗子这块会形成一个产业。”

单文修的判断来自于长期的行业积累。特别是在国外农业发达国家，专业化已成趋势。“国外我也去看过，人家都是种子公司是种子公司，育苗公司是育苗公司，育苗这个产业非常大，尤其在蔬菜这个行业里面。现在烟草也育苗了，玉米也育苗了，以前的绿叶菜都是撒种子，现在也育苗了。这样就降低了农业育苗散乱差的现实。让专业的力量干专业的事情，降低农民风险。”

这种认识，再加上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单文修和冯锡鸿的事业有了交集。

2001年左右的时候，山东省财政厅首次在全省搞了一个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招投标项目。通过省农业厅的老专家苏德恕，单文修辗转找到了此时正埋头推广育苗工厂的冯锡鸿。

“当时我看好了他那套东西。实际上山东那时候缺的正是蔬菜育苗。老百姓拿传统的方法弄种子搞育苗，风险很大，而且国外的种子慢慢地变贵了，更加重了农民的风险。”单文修觉得应该借这个机会争取一个招投标项目，然后在全省推广这个育苗技术，“那时候我才认识他。”

这似乎又是一次政企合作的胜利。勤于钻研、敢想敢干的冯锡鸿有着山东工厂化育苗首创者的资历和做科研的资本；省农业厅有着统筹全省资源的优势，政企联合最终将“工厂化育苗的展示和推广”这个项目拿了下来，并逐步在全省推广开来。

双手联合在民间和政府层面引起的关注是巨大的。后来，冯锡鸿、单文修共同主持的这个项目因为“注重实用，推广面大”获得了国家农业部的二等奖。

将高、精、尖技术“傻瓜化”：从“山东首创”到“中国率先”

一颗茁壮的青苗立在酒盅般大小的培养皿中，从播种到出苗，西瓜或甜瓜需要30至40天，番茄需要70天，这比传统育苗要缩短15至25天。期间，除了补充种苗所需的水分之外，可以不用追加任何肥料。在鲁青种苗公司的育苗大棚里，人们看到的是青苗下面根系健壮。

1999年6月9日的《世界科技》译报刊登了一个消息，济南市科技部门组织的专家对一项新技术进行了鉴定，得出该技术属于“国内领先水平”的结论。

很多农人正忙于小麦的抢收，无暇顾及，但这项成果如此重要，将改变一批农民的命运。

蔬菜种植业作为仅次于粮食种植业的农业第二支柱产业，蔬菜秧苗在蔬菜种植业中的技术贡献份额占一半以上，提高蔬菜秧苗的质量已成为促进蔬菜产业发展，满足人们对蔬菜需求的重要任务。

我国蔬菜工厂化集中育苗虽然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从总体上来说，我国蔬菜工厂化集中育苗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育苗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及蔬菜秧苗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生产等方面，与蔬菜种植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冯锡鸿明白，农业需要高、精、尖，但农民不需要，他们需要的是将高精尖消化之后的简单易懂，他们需要的是低投入、高产出的性价比——以期与他们的知识层次和接受能力相适应。

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将高、精、尖技术“傻瓜化”是冯锡鸿攻关工厂化育苗的指导思想。利用5年时间，他把国内外与工厂化育苗相关的技术进行了组合、筛选、创新，提炼出一套和全国气候、土壤条件相适应的工厂化育苗技术。

为此，冯锡鸿从1996年开始着手瓜菜工厂化育苗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尤其加强攻克无籽西瓜工厂化嫁接育苗的难关，其无籽西瓜插劈接管理技术，可保证成活率达95%，成苗率达92%。在2000年之前，冯锡鸿已形成一套较为先进和实用的技术规范。若采用现在农民普遍使用的普通型日光温室改建而成的育苗工厂，占地一亩的温室，仅需增加投入7000元左右购买一台鲁青专利产品“DRF系列燃煤热风炉”，其室温即可提高8～15℃，同时还可以大大降低室内湿度，从而保证了秧苗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温湿度。据资料显示，国内最初建成的3处育苗工厂，净播面积累计10亩，一般需投资400万元以上，而应用鲁青模式兴建同等面积的育苗工厂仅需投资50万～7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采用新型配方配置的“鲁青育苗介质”，在45天内不加任何营养液的情况下，仍能保证秧苗的健壮生长。

充分利用现有设施降低育苗成本是这套设施的特点，把普通的大棚加高，利用燃煤热风炉提高棚内温度、降低湿度，就可以解决育苗过程中出现的最关键的两大问题。这一项专利是冯锡鸿投资50万元换来的自主生产权利。连续5年，鲁青销售500多台热风炉，为全国500多个育苗棚冬季育苗保驾护航。在之后的20年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关于育苗课题的立项或鉴定，但核心内容，没有超越冯锡鸿。

“1+1>2”的集成效应：农业科技更应“接地气”

“这一处大棚前后投资近百万，采用日本的PC波浪板，加上三台电脑、两台加湿器，整个大棚由电脑控制，定上恒温，35℃～37℃。”山东省农业厅农业优质产品开发中心主任单文修在山东东营看到的一处温室大棚，从理念到硬件几乎全部拷贝自国外。

搞工厂化育苗并不是都要建造“洋温室”（高标准玻璃温室）。在实际生产中，一般温室都可以进行工厂化育苗，一个占地一亩的温室，添些穴盘、培养基，用人工播种、施肥、浇水，投入10万元就可以了。如果面积较大，资金雄厚，也可以建造高标准玻璃温室，购置自动播种、上料等机械，实行机械化操作，这样培育出的苗质量更高。一个占地一亩的高标准工厂化育苗温室，约需投资100万元。

“将国外的东西搬过来，可能技术上确实先进，但是它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技术晦涩，难以复制推广。”单文修认为，冯锡鸿的工厂化育苗产品克服了这一弊端。“我从表面上一听，这些项目都不算是很高精尖的，但是很实用的。”

冯锡鸿的设备虽然机械化程度不高，但是实用，很受农民兄弟欢迎。他认为，高度机械化的育苗方式是工厂化育苗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成本过高，现阶段这种方式不宜推广。由于用苗用地区域分散，农民对工厂化育苗的热情因财力所限难以对接，因此应尽力降低育苗成本，这不仅是引导农民发展工厂化育苗的需要，更是山东农村蔬菜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另外，由于山东部分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也没有必要使用价格昂贵的高度机械化设施，而鲁青在各地的育苗工厂的工人都是当地经过培训的农民。

下面的例子常被用来证明冯锡鸿的理论：有一年，他在山东省建成6家育苗工厂，一次性投资约450万元，一次育苗量可达1000多万株。省内某单位另一个乡镇建成的育苗工厂，投资与鲁青的6家育苗工厂类似，采用的是一整套高度机械化的高档设施，但是由于面积和技术有限，一次育苗量只有100万株。由于成本过高，种苗价格也只好水涨船高，难以得到农民认可，最后不得不改为养花厂。

虽然在国内集成创新的概念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但无论何种表述都一致认为，集成创新的主体是企业，集成创新的目的是有效集成各种要素，在主动寻求最佳匹配要素的优化组合中产生“1+1>2”的集成效应。我国学者张正义、吴林海认为，集成不是简单地连入、堆积、混合、叠加、会聚、捆绑和包装，而是将各种创新要素通过创造性的融合，使各项创新要素之间互补匹配，从而使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发生质的变化，形成独特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解决工厂化育苗技术“傻瓜化”的问题，冯锡鸿用的方法正是集成创新。如何解决大棚温度呢？“我们引进了一个热风炉，放到每一个大棚里面，为此，我们还专门购买专利，生产热风炉。我们也是全国农业领域最早生产农业热风炉的企业。我们自己建了一个厂，我们生产热风炉，解决了温度的问题。湿度如何解决？很简单，用塑料布铺地，大棚与土壤隔离，嫁接后需要提高湿度，我们再一块儿把地膜裹在穴盘上面。嫁接技术是把昌乐的劈接技术和邹城的靠接技术结合到一块，叫插劈接。”这是个1997年误打误撞促成的技术。当时请来两个技术员季良明和李全义，让他们给公司30名新招来的大学生教嫁接技术，他俩一个传授靠接，一个传授劈接，两个人谁也不服谁。学生员工纷纷问：“冯总，我们到底听谁的？”

冯锡鸿经过调查分析，就说，两个人的办法都好，为了操作方便，把他俩的整到一起吧。

实践证明，发展这种低投入、高产出的项目适合我国国情，尤其适合在广大贫困地区大力推广。由于这个项目投资少、见效快，已引起有关方面注意。在推广初期的短时间内，该项目便已在东阿县姜楼乡、东平县接山乡等地与政府合作兴建了股份制的育苗工厂9处。仅仅几年间，已向泰安、聊城、潍坊等地提供了“鲁青一号”无籽西瓜嫁接苗和状元洋香瓜苗共800多万株，解决了1万亩早春大棚的急需用苗。这些育苗工厂育出的秧苗除满足本省需求之外，还采用特殊措施，空运到广西、安徽等地，解决了秧苗长距离运输难的问题。这些秧苗定植后具有缓苗快、成活率高、生长快、病害少等特点，加之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受到广大农户的普遍称赞。

农民需要的必须要考虑到：从土法育苗到现代化育苗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冯锡鸿的现代化育苗也经历了摸索的过程。

“一开始搞育苗工厂都是很原始的，都用土法育苗，也就是晚上生炉子加温。那是1993年，虽然也在办育苗厂，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集约化程度，到了1996年，我们便开始用营养杯了。”

冯锡鸿所说的营养杯，不是穴盘，是用报纸围酒瓶子转一圈，然后把病菌少的大田土和少许发酵好的鸡粪或羊粪或牛粪掺在一块。虽不是新生事物，他却并不能大面积推广，而是带有实验性质地搞了3个育苗大棚。“到开发莘县香瓜的时候就总结了很多经验和新办法，我们在那个地方搞了好几个土块育苗厂，那时候育苗厂不够现代化，不够集约化，是传统的落后的育苗厂。”但冯锡鸿不能不搞，在他看来，农民需要的必须要考虑到。“农民不会育苗，我们就通过服务催生了育苗厂，包括销售我们都签订包销合同，面积不大我们敢签。一开始我们好多产品在好多新的地方都是赔钱的，小番茄当时就是赔钱，给农民签订合同包销卖不掉的，我们都拉到上海、大连、济南、烟台批发市场去直销，低价也要卖出去，但是我们很自信！”

穴盘育苗技术源于美国，历经30余年发展，已趋于成熟完善，并普及推广到农业先进国家。这种以草炭、蛭石、珍珠岩等轻基质做育苗基质，用穴盘做育苗容器，采用机械化精量播种，一次成苗的现代化育苗体系越来越受到蔬菜、花卉生产者的青睐。

穴盘育苗主要优点是省工、省力、成本低、效率高，便于优良品种推广和规范育苗管理；成苗便于远距离运输和机械化移栽，定植后根系活力好，缓苗快。因此，对实施蔬菜生产机械化、规模化及持续高效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穴盘育苗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形成一个新的行业，它的出现带动了温室制造业、穴盘制造业、基质加工业等一批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

对于育苗技术的这些进步，冯锡鸿有话说：“苗好七分收，苗子要好就有七分的收成。西瓜、甜瓜在整个生育期发芽分化后，就决定了坐果数量和产量，所以苗系必须要全营养，好的环境。”

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形式，冯锡鸿最终研发成功，排除了国外育苗厂的不二标准：玻璃温室、烧柴油提温的大号热风炉和自动化的育苗床等。

将育苗大产业“嫁接”到“中国蔬菜之乡”

天气渐渐变冷，但寿光市的工厂化育苗基地却是一片春光。

育苗室内，西红柿苗、青椒苗齐齐整整，油光发亮，工人们出出进进忙着装苗。虽说已是移苗晚期，但几家育苗基地内仍是一派繁忙景象。

“买苗看似多花了点钱，但省力、保险，实际上是便宜了。”之所以不远百里前来购买西红柿苗，滨州市菜农刘春水是看中了其中的低风险。“买苗一是风险小，国外的种子一粒就得1元钱，出苗率是个大问题；二是现在育苗厂家也搞竞争，售后技术指导都跟上了，教你管理、用药、用肥知识；三是育苗一个周期得30至70天。”

工厂化育苗受到农民的欢迎并不是偶然的，其专业化运作的好处是给菜农省去了很多麻烦，像黄瓜的种苗是黄瓜苗嫁接在南瓜根上培育出来的，专业机构育苗让农民省去了这道工序，还可以把大小、强弱苗分开，农户买回去的苗个头都差不多，便于管理和收获。种苗公司的大棚都装有调温系统，24小时有专人看护，使小苗度过最脆弱的阶段。

随着冯锡鸿在山东率先试验成功工厂化育苗并推广，土法传统育苗完成了自己“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生命周期，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成立于2001年6月的寿光市新世纪种苗有限公司，是寿光市最早进行工厂化育苗的企业之一，目前育苗面积3万平方米，年育苗能力3000多万株。该厂厂长王瑞说：“当时部分菜农感到自己育苗受空间、时间、技术等方面影响太大，已经有了直接购买菜苗的需求。公司发现这一苗头后，果断投资，上马育苗工厂，抢占了先机。”

像新世纪种苗这样的公司，在“中国蔬菜之乡”还有不少。据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该市从事蔬菜育苗的企业有200余家，育苗面积近1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5000人，年育苗能力达6亿株，年产值4亿多元。所产菜苗除供应本市及周边市县外，还有20%～30%销往河北、河南、江苏、辽宁、新疆等地。

不过，工厂化育苗技术在“中国蔬菜之乡”的落地生根并不偶然，作为山东省乃至全国工厂化育苗的先锋，冯锡鸿“育苗工厂”推广的熊熊烈火注定要从山东起步，烧遍全国。

“我们为什么推广这么快，一个是市场有这种饥饿的需求。知道了我们成功以后，何启伟老师写了一封信，介绍寿光农业局局长到我们东阿第一个育苗工厂学习育苗，寿光那时候没有育苗厂。全国都在学习育苗，主要是市场有需求。另外，我们一上育苗厂，搞的就是嫁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味道很浓，彻底解决了嫁接难问题，提高了成活率。”

将工厂化育苗的旗帜插到寿光，将育苗大产业嫁接到“中国蔬菜之乡”，将育苗工序从蔬菜产业链条中分离出来，这都是冯锡鸿引以为自豪的事。

但不论是寿光还是山东的其他地市，这些都只是冯锡鸿工厂化育苗推广棋盘中的一局，他还有更大的规划。

寻找“千里马”：“人才”比苗子更抢手

何处寻觅“千里马”？

来自河北省育苗厂的总经理老崔最近着急上火：“大把的钱居然招不到人才？”老崔口中的“人才”，是指懂工厂化育苗的技术员。

前段时间，他曾开出15万年薪的待遇让他在山东的朋友帮他物色一个懂工厂化育苗的技术员，但直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个令他满意的。无奈之下，他只得在报刊上登招聘广告，重金诚聘“千里马”。

要当好老板，首先要当好“伯乐”，练就选拔“千里马”的火眼金睛。“千里马”的紧俏，正是于晓娟当初“师从”冯锡鸿、孙德祥门下的原因。

8年前，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新园村回族妇女于晓娟到冯锡鸿位于宁夏的中青公司学习种植无籽西瓜和工厂化育苗技术。刚开始时，于晓娟从中青公司拿的工资是一天18块钱。这个相当于如今80元钱的收入让她感到很满意——这意味着她当年的年收入能有500元，已经相当于这个五口之家年收入的60%了。

从2005年开始到2011年，原先的生手变成了熟手、能手，在工厂化育苗方面，于晓娟表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育苗技术我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80%，于是就自己干开了。育苗技术就是把它的种子拿过来，然后自己培养出苗，出苗之后谁种卖给谁，附近也有农户种无籽西瓜、种西红柿，什么都种。”

2011年，上进的于晓娟将这些年攒下的钱全部投入到大棚了，在全村投资建起了唯一的育苗工厂。

这个不负众望的育苗能手，用实践证明了“育苗工厂也是赚钱工厂”的说法。她的厂子，一年可以出三茬苗子，一茬赚4万块钱，总共下来就是12万元。而周围老百姓，一般的家庭一年下来满打满算收入也就是2万元。

在山东省，一个能独当一面的育苗技术员年薪在10万元左右，甚至更高。然而，在很多育苗企业，育苗人才流失仍非常严重。他们中一部分人被别的育苗工厂给挖去了，也有很多人自己自立门户，也开起了育苗工厂。

利用于晓娟等人技术技能率先示范的作用，先富带后富，这是冯锡鸿在农业推广中总结出来的共性之一。这一点不论是在新品种的推广，还是在育苗工厂的示范乃至基质的推广上都有体现。

这段时期，冯锡鸿的扶贫又变成育苗工厂的形式了。“原来是帮助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致富，这个时候就变成通过育苗工厂，帮助一个农民一个农民致富，一个农民致富又带动一片人致富，就变成通过‘二传手’来致富了。”

问师“中国工厂化育苗之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将育苗按照工厂化的形式实行集体栽培是农业专业化的方向，但冯锡鸿却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全世界先进农业国家集约化育苗已经用于蔬菜、果树、花卉等，集约化育苗率达到了95%以上。我国蔬菜工厂化穴盘育苗的开拓者、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殿奎研究员,1984年结束在美国的合作研究项目，回国后协助北京市政府引进了蔬菜工厂化育苗设备，在丰台花乡规划设计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育苗工厂。

“七五”期间主持了“蔬菜工厂化育苗技术引进与配套技术研究”，该项目被农业部列为重点引进消化项目。工厂化育苗技术的引进使我国蔬菜育苗生产走向了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从“七五”开始，“八五”“九五”“十五”，陈殿奎相继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冯锡鸿正在帮助聊城莘县搞香瓜，帮助茌平搞小番茄，帮助泰安搞无籽西瓜，但在推广良种过程中，育苗问题浮出水面，为解决育苗难题，冯锡鸿那时候探索的“土方法”是：用大营养钵育苗，然后在土棚里面挖一条沟、盘一个炕，依靠“地下的炉子”和烟道散热提温，叫火坑育苗。

一直在关注育苗信息的冯锡鸿在这时注意到了陈殿奎的“蔬菜工厂化育苗技术”。长期的一线科技推广经验让他意识到，自己不仅仅要将顶级专家的技术学到手，更重要的是“学习、消化、吸收、再创新”——他要做的就是要将高高在上的“高精尖”技术变成接地气的“傻瓜”技术。

“工厂化育苗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冯锡鸿是动手比较早的”，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原所长何启伟认为冯锡鸿走了一条正确的路子，“就是跟乡镇合作，乡镇出温室大棚，他出技术员，出技术和种子，一块儿育苗。用这个办法，1998年在山东苍山、河北磁县等建了好多点。先示范，后推广。”

在中国搞农业推广，如何调动政府的作用是一门政治艺术。因为农民这个团体相对来说是保守的，对新东西的接受是慢的。

农业系统推广任何东西都是“三部曲”：试验、示范、推广。老百姓一定要亲眼看到这个东西好才行。一定是他周围，甚至他认识的人干起来了他才追着跑，这是农民最普遍、最朴实的性格特点，所以你让他主动搞一个什么东西比较难。这个时候政府的作用就起到了，首先寻找到能参与试验、示范的农户。

找到地方政府，接力发力，让冯锡鸿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育苗工厂化推广之路。

为什么推广这么快：山东第一家、河北第一家、北京第一家……

建一座日光温室是扎一个拱棚，铺上地膜，里面整整齐齐摆上穴盘；将穴盘中盛上基质，再丢上种子；架上热风炉控制好温度、湿度，仔细管理，就能成为一个育苗棚。10个以上育苗棚就能成为一个育苗工厂。

这一套流程，冯锡鸿不知已重复了多少遍。

20世纪90年代初，冯锡鸿便开始了将工厂化育苗的“山东模式”复制到全国的努力。此时的他明白，成熟的技术加上市场需求，“山东模式”走向全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也证明，“天才之火加上利益之油”是可怕的，它会瞬间大面积蔓延。

1997年，仅仅靠原有技术，冯锡鸿已经建成全国第一个西瓜嫁接育苗工厂。1998年，他又在山东苍山、泰安等地一下子创办了9个育苗厂，还在河北磁县入股创建一个育苗厂，当年出圃西瓜嫁接苗1200万株，成为全国之最，引起轰动。到2000年的时候，他在河北邯郸、安徽安庆、广西南宁、广东海丰、北京大兴、山西大同等地创办育苗厂18家，填补了十余个省、市、自治区没有育苗工厂的空白。从育苗技术、品种到育苗材质全面配套，形成一整套集约化育苗工艺流程。

为什么推广这么快？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发现，一是市场有这种饥饿的需求，二是冯锡鸿在陈殿奎的基础上增加了嫁接技术，解决了嫁接问题——这是当时工厂化育苗面临的普遍难题。

在工厂化育苗大棚里，番茄幼苗所需的温度、光照、水分和养分都十分充足。在大棚内，人们还看到有两种根径粗细不同的番茄苗。据悉，这两种番茄苗是用来做番茄嫁接育苗所用的。把新品种、高产量的番茄苗嫁接到抗病力强的番茄根径上，改变菜农传统的露天育苗后直接栽种的模式。

技术人员对来访者说：“这个是成苗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的苗比农户的苗在最后的产量上能提高20%～30%。”这是广西百色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内进行的工厂化育苗实验，人们可能不知道，往前推20年，是冯锡鸿将第一把“工厂化育苗之火”烧到这里。

这里面的故事是：2010年，冯锡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厅长交流时，对方自豪地提到：“我们广西第一家育苗工厂就是你们山东人来帮助建成的。”冯锡鸿一听，乐了：“这些人就是我派来的。”这让对方既惊又喜，从此对冯锡鸿刮目相看，全力支持他们在广西创办了占地60多亩的育苗基质厂。

“河北、安徽、广西，他们第一个育苗工厂都是我们去建的，这都是有资料记载的。”这一点冯锡鸿自信满满，而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建一处育苗工厂所产生的集散效应。“每一个育苗工厂运行期间用嫁接工都能用到上百人，所以一个厂就可以培养上百个技术员。

实际上，在北京市大兴区的西瓜博物馆旁，20世纪90年代冯锡鸿便建起了北京市第一个嫁接育苗工厂，这也是他被称为“中国育苗工厂之父”的原因。

“育苗工厂山东第一家，河北第一家，广西第一家，安徽第一家都是从他那个公司弄出去的。”至今，山东省农业厅优质农产品开发中心主任单文修对冯锡鸿还有着高度评价，但是他更愿意将冯锡鸿的迅速推广之路理解为在合适的地域、适合的时间干了合适的事情。

育苗工厂扶贫：“缺哪儿补哪儿，一补补向全国，就补出一个产业来”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让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敢于吃下“形状可怕，丑陋凶横的螃蟹”，敢于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确实需要勇气。

“万万没想到，冯锡鸿能把育苗产业做这么大。”这一点让单文修非常佩服。

实际上，进入育苗行业，冯锡鸿也是为了推广自己的无籽西瓜新品种，所谓无籽西瓜有三低：低发芽率、低成苗率、低成活率。老百姓的畏难情绪让他在从种子到成品的短板上下功夫，“为了卖种子去做育苗，为了把苗卖出去承诺销产品，缺哪儿补哪儿，却补向了全国，补出一个个产业来”。

冯锡鸿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这个龙头靠建育苗工厂来带动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观上为卖良种，客观上起到农民致富向导的作用。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当地政府的作用。冯锡鸿把公司和农户的简单的加法关系变成四则运算：公司+农户×政府。他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充分发挥了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亿万松散的农民才能按照同一节拍随着龙头起舞，企业的效率才能成倍提高，具体到鲁青来说，每个育苗工厂才能成为高效农业的核心，充分发挥辐射作用。

冯锡鸿的思想在育苗工厂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实践。鲁青育苗工厂一般建在鲁西或鲁南等新兴的蔬菜种植区，因为这里的农民育苗技术尚不过关，发展工厂化育苗尚有空间。他们一般向每个育苗工厂派出三个人：厂长、技术副厂长和会计。当地乡镇的副乡（镇）长兼任行政副厂长，这种多少有点政企不分之嫌的组合为鲁青开辟新天地提供了行政保障。育苗工厂的建设资金需要三方共同筹集：当地农民、鲁青、乡镇政府，由此三方组成了利益共同体。乡镇政府在这上面的作用主要是协调信用社、银行与农民的关系，为农民争取信贷资金。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平县接山镇是这种三合一的典型，这个镇的干部们集资建设育苗工厂，但是并不参与分红，以此打消农民的顾虑。

由鲁青出的这份资金，形式上有所变化，他们通过现金入股的方式，自1998年起以技术入股代替。

梳理冯锡鸿育苗工厂的布点之路，会发现“鲁青模式”在其中的加速作用。

1995年，冯锡鸿在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租地100亩创办育苗工厂和示范农场，开始了尝试集约化育苗的研究，成就他“中国工厂化育苗之父”之名。

1996年10月，为响应国家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号召，冯锡鸿组建股份合作制的“济南市鲁青园艺研究所”，同时兼任由时任团中央书记崔波任董事长的中青农村发展中心种苗部部长。从1997年3月1日至2000年2月28日，冯锡鸿为山西省灵丘县的工厂化育苗和无籽西瓜的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受到团中央好评。

1997年，冯锡鸿引进育苗穴盘，在东阿县姜楼乡建造10个日光温室，建成全国第一个西瓜嫁接育苗工厂。

1998年，在山东苍山创办第九个育苗工厂，在河北省魏县入股创建第十个育苗工厂。

1999年至2000年，在河北邯郸、安徽安庆、广西南宁、广东海丰、北京大兴、山西灵丘等地创办育苗工厂18家，填补了十余个省、市、自治区，没有育苗工厂的空白。从育苗技术、品种到育苗材质全面配套，形成一整套集约化育苗工艺流程。

2000年，工厂化育苗技术，通过了何启伟、司亚平等人组成的专家组的成果鉴定。

……

冯锡鸿是欣慰的，鲁青的工厂化育苗，从科研、推广，到生产，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并推广到全国22个省，帮助全国300多家种子经销商发展了育苗工厂，成为育苗基质销量之王。

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鲁青自身也迅速发展壮大。冯锡鸿说过一句话：植物间的主要区别在土壤以下的根系，人与人的主要区别在脖子以上的脑袋。从育苗工厂的研发、推广来解析，这句话是多么正确。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每当读到这首诗，冯锡鸿心里总是莫名的感动。大地，是伟大的，却不是无私的。

“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19世纪50年代，印第安人西雅图给他的朋友戴维·斯温森·梅纳德的信中写道，“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像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大地的伟大，在于付出；大地的自私，在于警示。这也是冯锡鸿的惆怅：时至今日，涵藏万物，孕育生命，被誉为“母亲”的土地，病了。

伴随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土地不断遭到各种污染的伤害。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在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到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三角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

更让人痛心的是，一向以“纯净”示人的农业用地也饱受污染之害，人们把化肥、农药灌到地里，却种出了“噩梦”。中国土壤专家张维理曾痛心地说：“目前，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到30%，其余70%以上都污染环境了。”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20.1%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7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土壤被污染。

这是大地之殇，土地之悲！试想，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怎么活？

一粒种子丢进土里，发芽、生根、出苗，这土地就是它的生命之源。

冯锡鸿决定要改变现状，他要创造另一种生命之源——基质，作为他新事业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