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九江女子教育的先河

梅曙平

清末民初的年代，九江甘棠南路28号是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暗红色混水墙饰面，嵌入式外大内小型的窗，窗下带尖券装饰，顶部檐口有碟雉般处理，由此让人想起哥特式、巴洛克等古典主义的字眼。善于怀旧的人知道，这栋建筑必然有很多的故事。正如俄国作家果戈里所说的那样：“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是的，这座建筑是人们看九江过去的一种方式，翻开九江教育史可以查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名字：诺立书院。

追溯诺立书院的创办历史，还得从近代九江开埠通商说起。这是江西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为相对封闭的江西地区开启了对外接触的窗口，同时也对江西内腹地区的社会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敞开的门户，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教会——“美以美会”开始派遣传教士到九江传教。西方传教会自传入九江，几乎都是教、学、医三管齐下。即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三者相依相促，形成别具一格的宗教文化。

晚清，随着科举制的停废，九江原有的传统教育几乎完全停止。开埠后，西方教会趁机兴办新式学校，涵盖幼稚园、小学、中学及大学。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时间仿佛是一条隐秘之绳，让各种新鲜事件在空间里混沌而又有序地发生。当时间抵达1873年，九江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离经叛道”的大事：女布道会传教士昊格矩开创了女子学校的先河，在白鹿洞书院、濂溪书院的故土，在宋代理学的发扬光大之地，女性终于打破了“无才便是德”的戒律，陆续进了“半日女校”“女子寄宿学校”“桑林书院”里念书。这是从“女教”到“女学”由蛹化蝶的蜕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子足不出户，中国没有出现过女学，却有过女教，大户人家女子只是在家中接受先生传道授业。女教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行为准则始于汉代，西汉大儒刘向撰《烈女传》，赞赏的是明贤、仁智、贞顺、节义的女性。东汉班超的《女戒》，则是一部由女性自己编撰的谈论妇道的书。中国妇女接受近代教育始于教会学校的产生，从此，妇女在繁琐无聊的琐碎之外，不再被无意识的生活拖着走，生活开始缓慢而逐渐地由“我”掌控。

当九江教育史翻到1893年的篇章，一个名叫郭恺悌的女传教士开办了一所女子圣经培训学校，这类学校面向的是已经过了上学年龄的女性。约莫是1907年，九江女子圣经培训学校更名为诺立神道女校，是以一位名为伊琳·诺立的女士命名。1911年，新学校竣工，校址在现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对面。那年那月，世事的变化就像万花筒，转眼就是一个花样。1927年，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人所办学校应以中国人为校长。诺立神道女校也换以中国人李哲民出任校长。但这并非该校第一任中国人校长，之前，当时的专职西医石美玉之妹石安利曾担任过校长。1938年，九江沦陷。儒励女中先迁至四川资中，次年再迁至四川遂宁，与美以美会在当地所办的涪江女中和葆灵女中组成联合学校。而同文、儒励两校依然留在九江的师生则和诺立神道女校组成联合学校。故而，史料记载 ：诺立书院是江西第一所招收成年女子的学校。

那是一个新旧嬗递的历史时代，九江的教会女学从创办到发展，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诺立女校创办之初，招生十分困难，一开始只有几名学生入学，有的不堪舆论压力，又中途辍学。教会女学初创之难与传统势力和社会习惯相冲突有关 ；另一方面原由是民众对西方殖民者有种恐惧戒备的心理。但是，纵观教会女学的意义，它不仅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成为近代妇女解放之先声。

诺立书院就像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清末女学的发展经纬。毫无疑问，传教士是九江乃至中国女子教育的开创者，他们创办了地域第一所女塾、第一所女子中学、第一所女子大学，派遣了中国的第一批女留学生。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到特殊教育，教会女学逐渐在中国形成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办学模式，并直接催生了清末中国的自办女学，影响了它们的办学方式，也影响了清末中国的社会思潮和妇女生活。

诺立书院教育的目的，不全在学会知识，而是指引女性习得一种思维方式——学会思考选择，拥有信念、自由，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福的能力。教育让妇女活得幸福，教育撑开了妇女的眼界，让她们知道“我”是“我”。

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诺立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子。胡遵理教士便为当中的佼佼者。胡遵理在诺立女校毕业后担任九江诺立女书院校长，除主理校务外并任教部分中学课程和教授圣经。她天性好动，做事特别勤快；对人表面十分严厉，实则内蕴无限爱心，从来没有隔宿嫌怨，人们说她“含怒不至日落”。黄梅女英烈卞启明，1924年小学毕业，考入九江诺立书院，第一次接触了新文化新思潮，开始深入了解社会问题。参加演出过《花莲港》《凤凰城》《蜕变》《民族女杰》等话剧的著名演员傅惠珍，抗战爆发后回到九江，在诺立女子书院就读了一年。著名女画家程侠也是在诺立书院攻读，毕业后留任教习……正是诺立书院这样的女学教育，使妇女摆脱闺门的禁锢，破除陈年陋习，逐步走向自强与自立。她们毕业后，成为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作为正规教育的学生，她们的自身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具有示范性。而且她们也积极提倡国内的妇女解放，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如同徐志摩在他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写的那样：不仅许多妇女从事教育和医学，而且许多妇女进入商业和机器制造业，特别是在广州，那里有不下40家袜厂，全部由妇女经营操作……

九江甘棠南路28号的建筑已经成为废墟，诺立书院也只是九江教育史上短短的几行文字，一切如同在黑夜中划过的流星，瞬息而逝。但谁也无法否认，诺立书院是女子教育萌芽时代闪耀的灯塔与启明。重温历史，继续历史，它依然在擦亮当下注望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