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自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通过以来，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对公约和议定书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在经济、环境、能源等方面的论述比较多，针对CDM的法律方面研究不常见。虽然在各类国际环境法的著作和论文中，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基本原则进行了颇多论述，这对于认识气候变化国际法大有裨益，但这些研究缺乏对CDM的具体探讨。
由于附件一国家承担着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承诺，有更加直接的切实关联，所以其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早，研究层次深，涉及面十分广泛。具体来说主要集中在日本、荷兰、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主要通过设立CDM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基金公司，重点研究如何提高资金的投资效益以及获得更多的减排量等问题。它们从宏观方面注重分析CDM项目国际合作所带来的环境、经济、社会影响以及新的理念与方式;微观上注重有关减排承诺对本国经济政治的影响，主张对CDM加以充分和灵活的运用，并纳入到全球的贸易体系中，以期能够大大降低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减轻本国减排的压力。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用项目案例研究的方法，从成本—效率的角度来考虑CDM减排效果。
《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附带了对CDM的研究，主要有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动态及其中国的选择;从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的思考;针对CDM中的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等。但总地来说，当前国内学界对CDM的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和环境领域，以探讨和研究方法学为出发点。主要是从项目和行业的微观层面开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针对中国市场环境的实际情况，技术引进和实施问题、CDM项目的立项审批程序、政府政策要求、项目可行性研究、额外性研究、基准线研究、风险研究以及最后的经济评价等方面。其原因在于我国开展CDM研究相对较晚，而且普及力度不够、人才不足，特别是CDM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不足。
由于笔者的专业和能力所限，对环境科学领域的文献掌握有限。从文献收集整理来看:在研究机构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成立了全球气候变化课题组、国内最早研究CDM的单位有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国家科技部、国家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等。其中，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中心[5]在CDM的基本理论问题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特别是在CDM基准线理论与基准线确定方法、CDM能力建设，以及CDM项目的定价机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为CDM项目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在CDM研究与信息数据库方面，国内主要有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6]、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7]、中国清洁发展机制法律服务网[8]、中国CDM信息中心[9]等。
在我国法学界，学者主要侧重于探讨《京都议定书》及CDM为我国发展经济、改善环境以及提高能源效率等带来的机遇。现有的关于CDM法学方面的研究，限于《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和环境法学者对《京都议定书》从环境保护和能源视野出发的论述，鲜有对CDM的相关法律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吕学都、刘德顺《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采取积极和可持续的方式》、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与清华大学编著的《清洁发展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方法学指南》、刘德顺与马玉清等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及气候公约综合谈判对策研究专题总报告》、陈谦磊编著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指南和发展》、邓海峰2006年博士后报告《清洁发展机制法律问题研究》[10]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笔者提供了大量素材，还极大地拓展了本书的研究视野。
在高校学位论文方面，截至2010年10月20日，受到资料获得渠道的限制，共检索到CDM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16篇，其中经济与管理学10篇，环境科学2篇，农业科学2篇，法学2篇。其中的一篇法学博士论文是2006年苏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朱谦博士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清洁发展机制研究》，论文以CDM国内法制为基础从行政许可、行政环境技术和行政程序的角度对CDM进行了探讨。另一篇是2008年吉林大学法理学赵惊涛博士的《排污权研究》，论文主要研究了排污权的内涵和法律基础以及对我国构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议，文中提出将CDM作为排污权发展新的增长点。目前尚没有发现有博士论文专门从国际法理论的角度对CDM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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