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结构调控

4.5.5　规模结构调控

1）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类型及其发展模式

贝利曾选取38个国家城市市区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有如下三种类型：对数正态分布（位序—规模分布）、首位分布、过渡类型分布。贝利在分析中发现，37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属于对数正态分布，有15个国家属于首位分布，余下9个国家介于两者之间，属于过渡类型。贝利利用这个分类结果进行研究，给出了他的城市规模分布发展模式，他把整个国家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认为国家随着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发展，会从首位分布，经过中间形态向对数正态分布（位序—规模分布）靠近。这个动态模式在以色列1922—1959年和澳大利亚1861—1971年的城市体系变动的研究中，被认为得到了证实（图4.20、图4.21）^[37]。

图4.20　贝利的城市规模分布发展模式

2）乌江流域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缺陷分析

在乌江流域43个县级以上城镇中，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级市、城镇人口大于8万人，该人口规模下限是根据国家设市标准的底线制定的）几个级别的城市数目分别为1、0、4、4，一般的县城镇（城镇人口规模普遍在2万～5万人之间）的数目为34个，可以看出，乌江流域城镇金字塔结构比例不合理，大、中、小城市的数目明显偏少，甚至存在着大城市规模位序的缺失现象。

从乌江流域城镇的首位指数来考察，乌江流域城镇规模的现状呈明显的首位分布状态。乌江流域城镇的首位度（两城市指数）S₂＝P_贵阳/P_遵义＝158.49/36.54＝4.34，四城市指数S₄＝P_贵阳/（P_遵义＋P_涪陵＋P_安顺）＝158.49/（36.54＋27.61＋22.50）＝1.83；与按照位序—规模律的原理计算出的两项指数分别为2和1的情况差距很大。

乌江流域城镇规模结构的特点是特大城市（贵阳）孤悬，缺乏大城市以及成熟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辅助支持，而均衡分布的小城镇以数量上的优势作为区域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由此造成的不利情况是：

（1）城镇体系之间难以有效地进行物资交流，流域中心城市的人、财、物和科技信息难以向不同层次的城镇传递，其辐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大大影响了区域各地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

（2）现状结构中小城镇虽作为区域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在近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已经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其规模小、市场小、建设资金有限，且许多城镇已经面临拓展的各种门槛限制，由此，要依靠各地小城镇普遍均衡发展来维持流域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就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3）乌江流域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调控构想

关于我国城镇化道路中的城镇规模引导问题已有很多的讨论，并基本达成了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走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的共识，乌江流域的城镇化发展也不例外。但目前就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规模的政策引导重点问题，形成了几类不同的意见。

图4.21　贝利关于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几种类型

一种观点主张以优先发展大城市或大、中城市为战略重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城市或大、中城市经济效率高，建设用地省，环境污染便于集中治理，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运转费用低、生活方式现代化程度高等，并且认为大城市超先增长是世界城镇化的普遍规律，也是当今世界城镇化最明显的趋势。另种观点主张以发展小城镇为战略重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大多认为，小城镇建设费用低，入城门槛低，便于农村人口就地转移，便于按照“自下而上”的模式加速城镇化进程，而且小城镇生活费用低，管理成本低，生活环境却可能比较高。还有一种观点主张以发展中等城市或中、小城市为战略重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往往认为，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应以适中为佳。这是因为，中等城市或中小城市便于发挥大城市和小城镇两类城镇的优点，同时便于克服或避免大城市和小城镇两类城镇的缺点。此外，还有主张实行大城市和小城镇“双轨型”模式、“多元化、非均衡、逐级推进、综合发展”模式，以及“区域现代化”或“城市带模式”等多种观点存在。每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存在不足。各地城镇化面临的基本矛盾不同，因此城镇化战略重点也必然不同。

从地域资源的角度出发，特定城市腹地的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客观上存在一个最大阈值，当水土资源的利用规模不断扩大，并达到最大阈值之前的某一值时城镇化过程就会遇到“资源门槛”。门槛的限制将使水土资源利用面临供给不足的困境，迫使资源利用不断趋向集约化，甚至会限量或限时供应，但这种集约利用程度受经济上成本比较收益和水土资源利用生态安全的限制，相应的影响了城市规模。

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克服“水土资源门槛”。当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时，克服门槛约束是值得的；当二者相等时，为克服水土门槛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效益；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时，尽管净收益仍为正，但已开始减少，于是产生集聚（规模）不经济。国内外经验表明：一个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超过40％，就会出现水体自净能力降低、水质变坏、自然条件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38]。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只有在腹地资源与生态阈值约束下的规模经济，才是经济效益最优，且符合生态规律和环保要求的可持续城市经济。

总之，按照贝利对城市规模发展模式的假设，若乌江流域的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最终要实现比较理想的对数正态分布形态，那么，针对当前乌江流域的规模结构缺陷情况，应当集中力量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三个级别的城镇进行重点培育。在当前的过渡期间，尤其应将重点放在培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上。

乌江流域城镇化面临的城镇化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决定城镇化应有重点地进行。同西部许多地区一样，乌江流域城镇化道路受到城镇建设资金投入的重大制约，这是资金的获利本性决定了其流向要符合资金的效益需求所在。一般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综合投入产出比越好。将中国各级规模城市经济效益的四项重要数据转化为图表后不难发现，从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到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城市的投入产出有较大的跃迁（图4.22）。而乌江流域的实际情况是目前各地县城城关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很低，仅在2万～5万人之间，可以预见，如果按照均衡发展的政策，平均地将资金投入各县城镇，产出的效益将会低下。

为了保证不同层次之间具有良好的沟通，当前还需在各城镇中有重点地培育一些8万人以上的小城镇（市），以进一步改善乌江流域城镇规模结构体系现状。小城镇（市）在乌江流域的分布相对较广，其发展建设对于形成与其他小城镇之间的过渡与联系起着重要作用。总之一方面重点投入建设现有的中等城市，朝大城市的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城镇发展的环境容量，以及目前的发展水平等综合指标选择一些区域内的小城市、小城镇，将其逐步培育成为成熟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将形成更为完善的城镇规模结构体系。

图4.22　中国各级规模城市的综合比较

资料来源：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数据绘制

根据上述的分析论证，以及各城镇发展基础条件的综合分析，得出近、远期乌江流域城镇规模结构的构想方案^[39][40]。

表4.3　乌江流域的城镇规模结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