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土司的历史历史背景

二、政治性质

卓尼土司辖区最大的寺院是禅定寺，统领108个属寺，17个教区，包括今卓尼、临潭、迭部、舟曲等地。禅定寺的僧纲是由卓尼土司家族世袭，禅定寺的发展与土司息息相关。僧纲虽被封为“呼图克图”，但他是一个管理宗教事务的行政官员，而不是转世活佛。这种政权加神权的统治，形成了世代相传的权势，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其辖区的统治。卓尼土司利用宗教巩固其政治地位，实行以教辅政，以政挟教，用宗教把辖区属民紧紧连在一起，这就加强了其属民的凝聚力及在政治和宗教上对土司的依附性。卓尼土司“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并直接由其家族世袭两大权，他人不得染指，这就从社会生活，政治结构，文化风尚，道德伦理上形成了长期统一的思想基础，并成为其发展的精神支柱，这对维护其辖区藏族的统一起了决定作用。这种政权和教权集于一身的统治制度在西南和西北甘、青地区各族土司中是不多见的”。⁽⁶⁾

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差别，土司统治区形成了农区、牧区、林区、半农半牧等几种类型。卓尼土司根据具体情况，把其辖区划分成四十八旗，又按各旗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政策，并对藏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区别对待。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超经济制度，即“兵马田制”。特殊情况下又有特殊政策实施。兵马田是土司的武力基础和经济来源，土司把其辖区所有的土地以旗或村为单位，分配给属民耕种。由于旗、村的面积大小不等，因此“兵马田”的数量也不相同，耕种“兵马田”的属民必须向土司交地租。

如清朝时，卓尼土司对不愿服从统治的朱扎七旗实行总承制，相当于明卫所制下的总旗，总承制在组织和职权上均不同于其他各旗。杨土司只向朱扎七旗派一旗长，他不能直接办理七旗内部事务，旗内一切事务要和大总承协商解决处理。七旗百姓向大总承交纳特产，大总承再向土司交纳实物税。大总承是朱扎七旗民主选举产生的，不能世袭，土司也不能直接任命总承和派人征税，这实际上是土司通过大总承对这七旗实行联合统治。这种政策，有效地加强了土司家族在该地区的绝对统治。

卓尼土司不仅对其辖区各旗实行不同的政策，而且对藏汉也区别对待。其辖区土地所有权属土司，属民有永久的使用权，没有占有权，属民“上马为兵，下马为农”。而外地迁来的汉族，在土司辖区定居下来的称“尕房子”，他们对土司辖区的土地及森林没有使用权，更没有占有权，也不向土司衙门服兵役和差役。但当他们“吃了田地”，就要向土司提供杂事劳役及各种差役，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若藏民无子或缺嗣时，这些外来的“尕房子”，可以入赘招婿，在财产继承上儿子和女婿权力地位平等，不受任何世俗的歧视和偏见，这与汉族的传统继承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卓尼土司通过吃田地，招婿入赘，使藏汉逐渐融合，并加深民族感情，使其在生活习俗上也不可避免地转变到藏族一方去，将汉人同化成为名副其实的藏族。这一情况表明，由于受环境和文化及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民族可以相互融合，同时也反映了民族形成的复杂曲折过程。

政教合一，有助于土司制度的强化，即“加强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佛教，在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卓尼地区，从形式上得到了发展，在权势上加强了控制。因藏民族以信仰佛教为主，掌握了教权，就等于控制了教民，控制了教民自然会壮大和加强族权、教权和政权。”⁽⁷⁾同时，政教合一，对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土司有意识地以王法、佛法和地方习惯法来约束对职权的行使。如万历年间袭职的七代土司杨葵明⁽⁸⁾对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与其对藏传佛教的热衷有极大的关系。

利用佛教来巩固土司的统治地位是极为有效的，而寺院在土司势力的支持下，发展很快。如到了第三代土司噶吉时期（明成化年间承袭），卓尼寺有僧侣三千八百多⁽⁹⁾，其规模可见一斑。寺院的作用加强，僧侣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第十二代土司杨冲霄（1728年袭位）时期，僧侣充任使节，代表土司入中原王朝朝贡，《明实录》记载：“成化四年五月庚辰（1468年6月11日）礼部奏：‘洮州赴送藏撤下大乘法王完卜遣番僧葛竹瓦班绰等来朝……’”⁽¹⁰⁾

清朝末期，朝廷企图将卓尼土司改土归流，对于边区的卓尼土司辖地却鞭长莫及。到十九代土司杨积庆时期，虽然清朝封建社会彻底垮台，但卓尼土司制度仍然得到了延续。民国时期，自“博峪事变”⁽¹¹⁾后，甘肃省政府委任末代土司杨复兴为洮岷路保安司令，土司府改为设治局，但事实上国民党的设治局名存实亡。“在甘南地区的土司中，卓尼土司势力最大，从形成到结束的500年间，效忠中央王朝，成为中央王朝在甘南藏区的得力助手，颇受中央王朝的重视，以至于在历次改土归流中给予保留，直到1949年。卓尼土司的政教合一制度客观上对维护地方治安和发展民族经济以及弘扬藏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¹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