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业与国外交往的历程

印刷业与国外交往的历程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　丁　一

印刷业与国外的联系，主要对象国早先是日本与德国，联系的内容包括通信、互访、参观展览会、合作事业等。从时间上讲，可分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期中、文化大革命之后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笔者知道的情况不是很多，文化大革命之后，笔者成了与日本联络的主要成员，所以比较清楚。在这里，我将尽可能地表述这三个阶段中发生的往事。

一、“文化大革命”之前

1956年春，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成立，笔者当时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调研处做统计工作，时任印研所第一任所长的徐仲文将我从调研处调到了印研所内。

当时的印研所因地址未定，分别在新华字模厂和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人员仅有七人，时任副所长张进学带领殷景伯、房立明等五人赴民主德国进修(当时德国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这恐怕是最早跟国外交往的行动。

20世纪50年代初，铅排用的铅字要靠铜模来铸字，铜模一般要靠手工雕刻，费力费时，新华字模厂从日本不二越机械公司引进了十台本顿字模雕刻机，东京方面拟派两名技术人员到北京亲临指导，辅助技术工作定为印研所，接待日方来员的翻译工作就落到了笔者头上。这也算是印刷业界首次与国外技术交流的记载。

两名日本技术人员在字模厂指导约半个月，圆满结束培训回国。从此铅印领域提高了铜模生产力，质量也随之提高。

当时，印研所还创办了一本可算是印刷业界最早的杂志，刊名为《印刷》，这两个字是茅盾写的。《印刷》的封面和内文是由一张报纸印成的，32页。在其内容中由笔者负责提供日本的新印刷技术情报，填补了与境外交往的空白。

1964年春，由王益担任团长组成的印刷访日代表团共八人在停战后首次访问日本印刷产业界，访问后从带回的大量文字资料上看，日本在停战后的工业发展很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刷产业中由照相排字取代铅排的趋向明显。为此，由印研所安排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用带回来的资料举办了一次印刷文化展览会，效果很好。

二、“文化大革命”期中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1973年8月，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周旋，作为日本出版界友好访问团的回访，由严文井任团长，王仿子任副团长的中国出版印刷代表团回访了日本。在考察印刷的提纲中规定了以下的考察内容：

(1) 排字的自动化，照排机铸排机在书刊印刷中的应用。

(2) 感光性树脂使用范围及其效果。

(3) 彩色胶印新工艺、新技术以及PS版的应用。

(4) 装订机械化，自动化，联动化及其设备制造。

这次考察的内容确实不少，带回了不少文字资料。这可算是与日本出版印刷界广泛接触的开始，随团访问的有苗云卜、王家铭、徐海林等人。

到了1975年下半年，又是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周旋，由王仿子任团长组成中国印刷友好代表团，再次访问了日本印刷业界。这次考察重点放在照排技术和胶印技术。

三、“文化大革命”之后

“文化大革命”终于在1976年结束。1977年夏初，在天津举办了日本印刷工业展览会，展会期中，大日本网屏公司派了一个分色机制版技术团来约我方座谈。中方由魏志刚担任主谈，共九人参加。

1979年秋，日本凸版印刷公司社长泽村嘉一率团来访，这是其自1974年率团来访后的再次来访，当时由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接待。这次随团来访的顾问是井上英一教授，日方提出井上英一愿意做一次学术报告，提出在报告中常有英文名词出现，所以翻译必须兼懂英语，出版局外事处请示王益后点名叫丁一出场。听学术报告的人数约有二百多人。报告结束后，井上英一对我说，有你丁一先生在，我以后会常来了。他说因为翻译好，听者聚精会神，他也愿意多作贡献。他此后应印研所之请，于1981年后每年来为印研所选出的六名学员讲授新技术的走向，并且亲自花钱分别约请六名学员到东京参观学习。他自己也被印研所聘为名誉顾问。不久之后又成了印刷学院名誉教授。

在这之前，1979年春，日本印刷产业联合会发来邀请，希望我国印刷界组团访日，于是，以出版局副局长许力以任团长，时任印研所所长史育才为副团长组成的六人代表团参观了写研公司、富士胶片公司，还接触了日本印刷学会和日本印刷技术协会以及培养印刷人才的千叶大学，带回了不少宝贵的文字资料。

时逢1980年3月，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王益指定要我到中国印协任职，从此，笔者以个人的外语水平展开工作。在此后的二十年间，除了联系互访外，做了几件很有意义的合作事业，如与日本印协合作举办印刷技术函授教育；引进日本文祥堂的无水胶印技术和高档文具；促成森泽信夫印刷奖的设立等，以下按时间先后讲述与境外的工作交往。

1980年8月，由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邀请，日本印刷教育和印刷学会访华团一行五人来访。中国印协邀请访华团举行报告会。王益理事长会见了该团全体成员，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访华团回到日本后，来访的团员分别介绍了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的情况，对促进双方进一步发展交流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东方书店安井正幸先生的协助下，日本能登制版公司泽田博保社长接受中国印协委派的四名进修生去该公司学习。1981年7月，中国印协从文物印刷厂和人美印刷厂各选两名分色制版工人赴日本学习，为期半年，这是中国印协首次派员出国进修。

1981年8月，接受日本写研公司社长石井裕子的邀请，王益、王志高、丁一三人访问日本。这次访问充分了解了日本照排事业的发展。此后，又有陈平舟、王仿子等同志先后接受三菱重工、大日本网屏公司邀请，率团参观日本IGAS印刷展览会。

1982年7月，印研所接受日本千叶大学的邀请，以史育才为团长的五人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了富士胶片公司在东京的工厂、写研照排公司，并在千叶大学作了“中国印刷业现状”的报告，结识了很多大学教授。

1983年初，印研所邀请千叶大学角田隆弘、山冈亚夫及丝网印刷专家村上静男来华访问，并作学术报告。1983年秋，村上丝网印刷公司社长村上静男邀请中国印协三人赴该公司考察技术，于是田明、张仲奎、周峰三人启程去东京。

1984年9月，由计委安排，以经委机电局局长鲁兵为团长，武文祥为副团长的中国印刷技术考察团共12人出访日本、美国、中国香港。在日本期间由丁一担任翻译，在美国期间由车茂丰担任翻译。在日本参观了三菱重工、富士胶片、写研等公司，并同日本印刷学会等民间印刷团体座谈。在美国，前往参观了华盛顿、纽约、罗彻斯特等地印刷企业外，还跟主管印刷的部门进行了座谈。

1984年10月，应日本印刷学会井上英一的邀请，王益一行六人访问日本，参观了东京工业大学、日本印刷学会出版部、写研公司等处，丰富了对日本印刷媒体的认识。

1985年4月，文化部出版局组团，以王仿子顾问为团长一行十八人访问美国，参观芝加哥世界印刷博览会，并访问了美国印刷工业协会、美国印刷设备与供应协会。这是中国印协成立后，首次派出大型代表团访问美国。

1985年，文化部出版局组团，由王益理事长任团长，一行七十五人赴香港参加了第三届世界印刷会议。会上，王益以《中国的印刷——过去、现在和将来》为题作了报告，使世界各国的印刷界对中国印刷业的现状和进步有了初步认识。

1985年11月，在日本国际贸易促使进会的安排下，以王益为团长，经委会副主任范慕韩为顾问一行八人访问日本，参观了富士照相胶片公司、三菱重工、写研公司之后，特地安排参观了文祥堂的三田印刷公司，第一次看到了无水胶印新胶印技术，得到品质高、省资源的启发，同时又到东京银座的文祥堂文具商店参观，观感颇深。回国后，范老找我谈话，要我尽力促成引进文祥堂的高档文具和无水胶印，于是就出现了后面要讲的三祥堂快速印刷公司和文祥堂彩印公司。

1987年3月，应井上英一的邀请，沈海祥、谢燕声、丁一三人赴日访问。这次纯粹是友好访问，访问的一切费用都由井上英一支出，完成了他作为印研所名誉顾问的心愿。

1987年9月，王益理事长接受日本印刷产业联合会北岛义俊会长的邀请，赴东京参加日本印刷文化典，并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中国印刷工业在振兴中》为题作报告，引起来自世界各国印刷专家的注目。

1989年5月，由新闻出版署组团，中国印协理事长王仿子一行三人参加了在巴西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印刷会议，进一步增进了同海外各国印刷界的联络。

1989年9月，中国印协副理事长陆振声、陈振康分别接受森泽株式会社和大日本网屏公司邀请，赴日参观IGAS印刷展览会，考察印刷技术。

中国印刷界是通过上述的交往，同各国印刷界加深相互理解和友谊的。更为令人难忘的是，日本东方书店社长安井正幸和能登制版公司社长泽田博保于1981年2月来访，在与王仿子交谈中，提出要使中日双方印刷界通过一项合作的事业联结起来，打成一根绳子。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这根“绳子”变得粗壮了。我们深深体会到开展民间外交，不仅要有良好的友谊基础，沟通情况建立感情，还必须有持久的交流内容作为纽带才行。因此，促成事情向着有利于建立友好关系的上述两国印刷界的热心人，可谓是友好往来的“掘井人”了。在回顾往事的瞬刻，他们的形象犹在眼前。

在已有的友谊基础上，为使事业有益于深化和持久发展，中国印协主动展开增加科技交流的内容。中国印协搞的科技交流大致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和海外的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主要是请对方作专题技术报告或针对某一内容举行技术座谈会。每次会议参加者多至百余人，少则三四十人。在这方面，印协曾邀请过日本的泽田博保、伊势崎幸一、古田春男、原净隆、村上静男、小泉正好、小野善雄和美国的翁万戈等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报告或举行座谈。

另一种是和海外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这方面，曾邀请过井上英一、川俣正一、小门宏、奥山滋、远藤一郎、北村孝司、中岛正之等来讲学或作专题报告。这种学术性交流，因学术较专，所以听众多则不过三四十人，少则十人左右。其中，井上英一教授最热心，作为印研所的名誉顾问和印刷学院的名誉教授，他每年春秋两季来讲学，每次带一位年轻学者，为的是想到自己不能来时，学术交流不致中断，能长期保持下去。每次讲课，都是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复印的教材每人一份。两年期满后，还亲自筹资邀请6个中专学员去日本的各有关大学研究部门进行实地考察。

这类科技交流，一方面使国内印刷界开阔视野，获得新的信息；另一方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加深信任，丰富友好往来的内容。

中国印协曾对本行业各种语种的翻译水平作了些调查，感到在数量和质量上离行业的要求还很远，于是在1984年夏，在北京举办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翻译学习班，包括日、英、德、俄等语种，一共40余人参加。又在1986年底与全国印刷科技情报中心合作举办了全国印刷翻译学习班，为期二周。遗憾的是，这种培训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未能持久坚持下来。印刷业的翻译力量目前还处在青黄不接非常薄弱的境地。借此，要大声疾呼，想要展开好对外科技交流，必须先培养一支素质好的翻译队伍。

回过头来，再说上面讲到的“绳子”，确实在变粗。1984年10月，经泽田博保先生的介绍，日本印刷技术协会塚田益男会长率团一行八人来访，与中国印协王益理事长签署了一项举办中日平印制版函授班的备忘录。本来设想在北京、上海两地招生，由于全国各地都有要求，于是把招生范围一下子扩大到17个省市。每两年为一期，每年日方来辅导两次，每期都评出优秀学员约60名，同时发给结业证书和优秀学员证。1987年11月，从其中选拔出了三名会日语的优秀学员，于1988年2月19日启程赴日进行实地见习，这无疑给这项函授教育带来生气。这项工作不仅为我国印刷业创始了国际办函授教育的先例，在国内也为印刷业开创了函授教育的新路，收到各地不少的感谢信。

“绳子”还在变粗。1987年7月，日本印刷技术协会组成以生产技术人员为主的印刷技术访问团一行十七人，到1201工厂进行为期两天的现场操作表演，使我们受益不浅。

在开展工作的同时,1985年4月，与美国纽约的制版公司建立了联系，对方愿意接受我方派人员进修。两年一批，每批三人，全是男性。学员回国后，有的已在工作岗位上显露成绩。后来又派了女性去。

“绳子”是愈来愈粗了，这是民间外交初见成效的旁证。我们深深体会到民间友好往来的特点，一是靠民间团体的职能，便于同外界联系，讲求实效；二是靠个人的互识互信，长期的交往，感情融洽，事情就好办了。为了广交天下知己朋友。1988年6月，举办了有我国、美国、日本等参加的小型国际印刷技术报告会，这给中国印协对外友好往来增添了新辉，为印协外事工作面向世界开拓了新途径。此外，由日本印刷学会利日本印刷技术协会的帮助，日本三大印刷公司(凸版、共同、大日本)向我们提供无偿的二手设备，主要是供印刷教育和研究部门用来培训学生和技术人员。在1986、1987的两年里，先后委托中国印刷物资公司代为接受三批共26台免税进口的二手设备、包括胶印机、打样机、显影机、铸排机等。

根据当时中国科协的指示、中国印协不能从事商业活动，凡在开展对外友好往来的过程中，遇到有商贸内容的情况，中国印协只起桥梁作用，与兄弟单位联系。前面曾经提到在1985年11月，王益率团访问较大一家经营电子办公用品的文祥堂愿跟我们合作，在北京开设一处轻印刷电子器材公司。1985年11月提议，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89年5月达成了协议。在1990年3月，由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中国印刷物资公司出面，同文祥堂就组成三祥堂快速轻印刷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中国印协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三祥堂成立仪式在北京饭店举行，有四百多人参加，中央电视台也派人来助兴。当时适逢亚运会前夕，刚建厂的三祥堂快速印刷公司显示技术威力，为亚运会赶印了价值三十多万元的宣传单和入场券，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表扬。三祥堂本部租用印研所的房子，在王府井的印刷物资公司门市部设置了高档文具专柜，确是活跃一番。后因中方人力安排不当，于2006年秋解散。在三祥堂成立不久，还促成外文印刷厂与文祥堂合作，于1993年6月成立了文祥彩印公司，引进先进的无水胶印技术，不断接受驻华日资公司的订货，火红十多年，后因中方的经营方式不适应日方的经营模式，在合作了15年之后，终于2008年2月宣布解散。

当彼此有了深厚的感情和信任之后，开辟新的事业的愿望应运而生。引人注目的是，手动照排机发明家之一的森泽信夫老先生愿以个人名义捐助人民币50万元，在中国设立森泽信夫印刷奖，目的是奖励我国年轻印刷工作者锐意创新，勤奋工作，为印刷工业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几经磋商后，于1986年11月举行了协议书的签字仪式。此奖由中国印协组织评委会主持评选工作，于1987年11月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均在北京举行授奖仪式。这项有意义的合作事业，也于2007年宣告结束。

1994年，由千叶大学山冈教授搭桥，村上静男期望在北京建立合作企业，于是在1994年4月，在通县与当地企业成立了北京村上丝网技术有限公司，至2005年改为独资经营，名称也改为北京村上感光树脂材料有限公司。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96年9月，由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倡导，亚洲各国有机会相聚一起交流印刷技术，以求共同发展，为此成立亚太地区印刷技术论坛(Forum of Asian Pacific Graphic Arts Technology)，简称FAGAT。起初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7国参加，此后不久，有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参加，形成九国。议定每年举行一次论坛，由各国首都轮流执行。北京于1999年和2007年举办了第四届和第九届论坛，第十一届FAGAT将于2009年10月在东京召开。由于论坛的影响力，此后又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越南等国申请希望参加。

在上述的所有活动中以日本为多，欧美次之。跨越国界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是发展我国印刷技术不可缺少的条件。中国印协具有群众性、民间性的特点，应该发挥群众团体民间外交的优势，既要做好与老朋友的友好往来，更要建立新的友好往来关系。取彼之长补己之短，除了继续原有的交流项目，如函授、讲学、派人出国进修等外，还可以开辟企业管理经验交流，某些生产技术的交流等新项目。总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民间外交有广阔的前景，将越来越丰富多彩，我们将与各国印刷界的朋友一起，跨入高科技的21世纪。

以上综述我国印刷界与国外交往的经历，其间表述了中国印协所起的协调作用。由于时间跨越五十余年，难免出现对某些情节有记错和谬误之处，敬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