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进化

第四节　法律之进化

法律，专论所有权之关系者也。法律之程式及其范畴虽异常复杂，然其根据所有权之关系而创制，则一而已矣。法律之进化，与生产力之发达为比例，此无他，经济上之生产关系，即法律上之所有权关系也。夷考所有权之沿革，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期为氏族或村落公有制，第二期为个人私有制，第三期为社会共有制。第一期为氏族社会时代，土地财产属氏族公有，故此时共同生活习惯之规律，以财产公有制为中心，由氏族共同团体执行，借以维持社会之秩序。此时共同生活习惯之规律，适合社会全体人员之利益，无拥护一部分人利益侵害他部分人利益之事，与文明人所谓法律之性质不同。降逮第二期，则入于文明时代，财产公有制崩坏而个人私有制代兴，特权阶级为维持所有权计，乃创出国家之机关以统治下层阶级，更以私有制为中心，创制法律，借公共权力强制执行，直接维持社会之秩序，间接维持本阶级之利益。故此种法律在特权阶级视之，则含有经济的剥削之性质；在下层阶级视之，则含有经济的被剥削之性质。迨至第三期，则由资本主义时代入于社会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过度之结果，个人私有制逐渐化为社会共有制，此时之法律以社会共有制为中心，现时劳农俄国之法律，即具有此种倾向者也。

如上所述，法律之沿革，由于所有权之变迁，而所有权之变迁，则由于生产力之发展，故生产力之发展实为法律进化之原动力。至于助长法律进化之人工发动力，则阶级斗争是也。

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正相调和之时，所有权之观念一定，社会上之特权阶级得凭借法律以维持其寄生生活，下层阶级虽从事苦痛之劳动以贡献于社会，然犹得仰赖法律以维持其卑劣的存在，故法律秩序得以保持一时之安定。及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下层阶级纵如何努力增加其对于社会之贡献，而社会之根本法制若仍旧保持特权阶级之利益，而不与以相当之报偿时，则下层阶级即感知法律组织足以障碍生产力之发展，并觉悟其自己阶级之利益与特权阶级之利益不相容，而法律的自觉以生。下层阶级对于社会之贡献愈增高，生产力与法律组织之冲突愈激烈，而此种法律的自觉亦愈明显。于是法律之根本的改造势不可免，而法律的斗争所引起之机会亦因而成熟，经济上之阶级斗争遂显现而成为法律上之阶级斗争矣。

法律上阶级斗争之发展，随阶级的正义意识之扩大而决。盖法律秩序为特权阶级所维持，恒有固定之性质。当社会之新兴阶级发生新正义意识而要求新秩序时，则旧日特权阶级亦固执其旧正义意识，而努力支持旧秩序。旧阶级利用旧法律秩序压迫新阶级之利益时，新阶级愈欲贯彻其新意识，愈感知有保持其生存之必要，而阶级之冲突亦因而剧烈。至是旧阶级亦不能不表示最低限度之让步而容纳新阶级之要求，对于法律为最小限度之修正，以希图敷衍于一时，而于法律上基本之点视为有可以摇动其特权者，则坚持固执，决不轻于让步也。然生产力继续发展，阶级的利害亦随而继续变化，法律组织苟不适应生产关系变化，则阶级斗争亦必进行不已，而旧阶级感于旧法律秩序之不能维持，对于新阶级之要求必多方压迫，或巧借名义，更创制多种阶级防卫之法律，以镇压新阶级，而新阶级感于生存之胁威，亦愈益加增其对于旧阶级之反抗。阶级斗争剧烈之结果，则新阶级必至于推翻旧阶级，或两阶级同时并倒。新阶级推翻旧阶级，则新法律秩序代替旧法律秩序；两阶级同时并倒，则社会随而破裂，此法律进化之趋势也。

现代法律为罗马法之复活之延长，此法学家所公认也，吾人欲举实例以证明上述法律进化之趋势，当自罗马法始。

罗马建国之初，贵族阶级利用优越势方，掌握特权，平民阶级被排除于一切公权之外，惟得纳税当兵购置田产而已。其后平民阶级私有土地者日众，其生产力亦继续发展，工商业之财富，大部分属于平民，于是平民始感知法制之不合理，乃开始向贵族阶级要求赋予公权，而阶级斗争以起。塞维斯鉴于此种趋势，始变更法制，以土地为枢机，创立民会，俾平民亦得参预国政，以缓和两阶级之冲突。但平民虽得参政，而两阶级之对抗如故，贵族之势力并未末减，仍得利用特权，垄断土地生产机关，平民既不能为官吏，又不能参与国有地之分配，大部份仍不能不租种贵族土地以维持其卑劣之存在。平民更因债务兵役之繁重，不堪贵族之诛求，遂据圣山以叛，贵族不得已让步，乃有护民官之设置，希图缓和于一时。但护民官在法律上所有之权力，仅能消极的监督贵族之专横，而不能为积极反抗，故平民仍未能脱离赋税兵役之支配关系。且当时流行之不文习惯法，贵族阶级之官吏恣意滥用，讳莫如深，平民不堪其苦，乃有要求公布法律之运动，几经奋斗，始有十二铜表法之颁布。然十二铜表法虽经颁布，而平民除了解贵族之压迫行动外，并未受若何实惠，贵族阶级独占土地如故也。自此以后罗马营利主义经济日益发达，贵族阶级更利用经济势力，扩张营利主义于农业方面，小农因此破产而堕于无产阶级者日见增多，于是平民阶级感于旧有法律制度足以阻碍生产力之发达，迫而要求新法律制度及农业土地制度，以谋助长生产力之发展，但贵族阶级视此为存亡关键，绝不让步，遂加反对者以颠覆国本之罪名，施以猛烈压迫，平民阶级被虐杀者不可胜数，流血之斗争亘数百年而未已。斗争之结果，平民阶级终归失败，而贵族阶级亦因此萎缩不振，遂促罗马之灭亡。故罗马法律上之阶级斗争，以两阶级同时并倒而终局者也。

高级封建时代之法律，以大土地私有制度为本位，其拥护地主贵族阶级或行东阶级之利益，与初期封建时代之法律，原无二致。当其始也，生产力尚得在此财产关系中继续发达，农奴或职工徒弟犹得借以维持最低之生活。迨至工场工业兴，新兴资本阶级成立，生产力骤形发达，而旧日之法律制度，若英国之谷物条例，若法国之工业限制法，农产物禁止流通法等类，皆足以成为生产力发达之桎梏。故新兴资本阶级与封建阶级相斗争，斗争之结果，资本阶级战胜，乃变更旧日法制，而创出现代之新法律焉。

资本社会之法律，其精神为自由主义，即以“自由”“平等”及“私产神圣不可侵犯”三者为根本原理者也。据自由主义之根本思想，私人生活之有利与否，惟各人自身为最上之判定者，故法律宜任各人惟利自求，不得干涉其经济生活，使得自谋生活，自求幸福。各人苟皆能增进自身之幸福，则社会之幸福亦随而增进矣。依此法律原理，则生产及交易，均应放任各人自由为之，此即契约自由也。然劳动者亦人也，亦必惟利自求，而劳力为财货之一种，当其出售之时，亦必受契约自由之原则所支配，而后社会全体之幸福始能增进。此近代法律采用“自由”为原理者也。

既承认上述之自由原理，则各人因惟利自求所蓄积之财产，即不能不受法律之保护，并不能不保护其因获得财产所发生之财产关系。故法律规定私产之神圣不可侵犯，乃所以完成社会之幸福者也。此近代法律所以采私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原则者也。

私产权既经承认，然法律不可厚此而薄彼，故财之分配又非平等不可，即不能不于承认各人既得之财产权外，更期其平等，即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平等也。此近代法律所以采用“平等”为原则之意义也。

上述资本主义之法律原理，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之精神，法兰西大革命后根据“人权宣言”所制定之法律，即应用此原理者也，其他各国法律之精神，亦莫不然。

依上述法律原理观之，自由平等系以财产为根据，乃有产者之自由平等，而非有产者与无产者间之自由平等。有财产者生而自由平等，故其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惟其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故所有者生而自由平等。反之无财产者生而不自由不平等，故无产；惟其无产故不自由不平等也。

经济上之阶级斗争，法律上之阶级斗争也。现代法律上之阶级斗争，即由上述法律原理诱导而生者也。盖现代经济制度之特征，凡财皆为商品。有形财既为商品，无形财亦为商品。资本家以其有形财化为商品，劳动者亦以其无形财之劳动力化为商品。资本家以货币购买劳动者之劳动力，劳动者以其劳动力换得货币售诸资本家，故劳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实即买卖关系。既为买卖关系，即不能不受契约自由之原则所支配。故劳动者之售其劳动力也，形式上出于自由，且与资本家立于法律上平等之地位，然就实际言之，劳动力之买卖果为自由乎？劳动者果与资本家平等乎？此不可不察也。

就事实而论，劳动力之买卖，实不自由。何也，劳动者家无宿粮，一日不能售其劳动力，即一日陷于冻馁之境，其出售劳动力也，实处紧急状态，与破产者之拍卖其余产无以异，非如有形财之受需给法则所支配，犹可以待价而估也。其次就劳动契约而论，劳动者与雇主实不平等。盖劳动力附于劳动者之身体，劳动者之售其劳力，与普通售货不同，终日处资本家之下，受人格上之支配，随资本家之意志为从违，此身分之不平等一也。又劳动者迫于饥寒，出售其劳动力，在契约上，除维持其自身及家属所需之必要劳动外，更不能不从事剩余劳动，以少额之代价，为多量之工作，此代价之不平等二也。有此二因，故在现代法律制度之下，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实处于不平等不自由之境遇，推厥根由，实近代法律拥护私产之所致也。劳动阶级感于现代法律之偏护资本阶级，知要求改造法律以求真自由与真平等。然资本阶级对于反对法律根本精神之行动则目为叛逆，施以严格之压迫。于是劳动者为达其目的计，采积极之反抗行动，组织劳动团体，而以阶级斗争之形式行之。资本阶级感于劳动势力之不可侮，乃于不损害其根本权利之范围内，承认对于法律为最小限度之修正，近代各种社会政策的法律即由此产生者也。然劳动阶级之自觉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冲突而日益加强，最后必进而要求将私人所有权化为社会所有权，而创制以社会共有制为本位之法律，近日社会主义革命之酝酿，就法律上言之，实根据此种要求而起者也。